財經觀察：公務員“帶薪下海”過分嗎

　　童大煥

　　日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式表態，明確要求各地不得搞公務員“帶薪下海”。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各地鼓勵公務員下海的新聞就沒有斷過，基本上有這么幾種形式：“停薪留職”，也有后來的“停職留薪”，同時還有一次性買斷工齡，或者給一筆創業基金讓其脫離“國家公職人員”。

　　應該說除了買斷工齡和給創業基金兩類，其余諸如“停薪留職”和“停職留薪”，都與原單位藕斷絲連，都屬于不合規矩的行為，但是十多年過去了，并沒有人以此為怪。而且，絕大多數時候上述種種鼓勵公務員下海的舉措，還被作為“發展民營企業”的經驗，引來眾多效仿。我原先所在的那個地級市還曾出現過這種事為了湊足私企數量，縣長、書記星期天親自上街擺攤。人們頂多只覺得好笑，并沒有想更多。

　　但這次湖南省人事廳出臺規定，“公務員可以領取最高5年的基本工資補償，到民營企業上班”，“如果今后還想回政府機關，只需將辭職費交給原單位即可”。盡管它打著“大力促進民營企業發展”、“鼓勵公務員辭職從事民營企業工作”、“為給有志之士系上‘安全帶’”的旗號，消息一經媒體披露，還是立即引來千夫所指，國家有關部門的叫停也出乎意料地迅速。

　　以今天的眼光看，不論是公務員的“停薪留職”還是“停職留薪”，這種“可下海可上岸”的政策都是在制造一批又一批的“官商”，是公務員直接與民爭利。它雖然打著“發展民營經濟”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在制造社會的不公平競爭；而“停職留薪”同時還意味著，不干活可以拿錢，無疑是對廣大納稅人的不公平和不尊重，對納稅人所納稅的浪費和濫用。

　　另一方面，鼓勵公務員下海并給相關人員系上“安全帶”，在一些地方往往還有“精簡機構和人員”的說辭。政府機構和人員精簡之難，50多年機構改革的反反復復早已說明一切。但是上述鼓勵辦法只會使公務員隊伍越來越龐大。因為如此辦法下，一個人一旦成為公務員，就仿佛進了國家最大的保險箱，包贏不輸。用一句民間的評論說，“就算是不想做公務員，至少也要先進入公務員隊伍才好‘系上安全帶’啊”，人們不趨之若鶩才怪呢。

　　可是，為什么直到今天，“帶薪辭職”之類的新聞還會不斷出現？

　　首先是地方官員短期政績的需要。公務員下海，短期內或者至少從統計數字上可以看到民營企業的增長，也可以看到公務人員的減少，一箭雙雕，甚至還可能在公務員的“吐故納新”中來一點“公私兼顧”。至于長遠效果如何，“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其次是滿足了地方公務員強烈的逐利要求，甚至不排除個別人借機下海“洗錢”。所以類似的政策，往往能在公務員系統中得到多方響應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許多地方政府在自己的職能定位上還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大公司來看待。無論從政府系統還是公務員個人，都把逐利當成主要目標，這是非常有害的，說明地方政府職能的定位和轉變至今沒有邁開最關鍵的那一步。

　　最近《中國經濟時報》發表朱健國先生的文章《訪舊半為囚》，談自己回鄉的所見所聞。故鄉那個當年的“湖北十強”縣，一百多家知名企業如今已蕩然無存，好不容易新開一家上市公司也已很快倒閉；自己當年那些舊友，則半數已因當了官后的經濟問題成為囚徒；政府公務員則已多半發不出工資，男的五十歲女的四十五歲一律辦退休。以上種種令人唏噓。雖然一縣一地的發展軌跡，有它的特殊原因在，但我以為，地方政府和公務員過度逐利，即使它能在一時取得奇跡般的成功，也一定會為它最后的衰竭埋下伏筆。

　　所以，地方政府如何真正地從“大公司”向公共服務轉變，如何從“發展經濟”為主轉變到“社會發展”為主的道路上來，仍然是一個亟待破解的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