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范彧銘 北京報道

　　自本報第35期刊登《留京指標值萬元，北廣竟發“學生財”》一文后，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劉洋等學生現在境遇如何？北京廣播學院是否對自己的收費行為有了明確的說法？教育部門又是如何處理此事？記者對此事件進行了跟蹤采訪。

　　當記者撥通劉洋的電話表示要作后續報道時，出乎意料的，他再沒有先前報料時的熱情，更多的是無奈與不愿合作。“現在校方已經把1萬元錢退還給我們了，但是我們的留京指標也沒有了。”劉洋十分沮喪。如此一來，那就意味著北京廣播學院綜合排名在50%之后的學生都無法得到留京指標了，他們在北京就業的愿望不是泡湯了嗎？當記者提出疑問時，劉洋說：“我還好辦，我和那幾位披露此事的同學都簽了‘新科’公司，戶口檔案比較好解決，留在北京也有可能。但是另外幾個準備簽約事業單位的同學就慘了，沒有戶口檔案，留在北京是肯定不行了。” 如此看來，校方已經是在承認自己的錯誤，或許正因為他們無法自圓其說收費的事實，所以只能以退錢來堵住學生們的嘴巴。之后，他們又以“公正嚴明”的姿態出現，將所有綜合排名在50%之后的學生攔在了北京城的門外。 事件曝光后，校方由始至終都做得很“得體”。犯了錯誤就及時改正，亂收了錢財就及時退回，制度擺在了臺面上——誰在規定的50%以內，誰就有資格留下，否則，請你走人。 表面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可我們的心隱隱作痛。從頭到尾，不論學校怎樣做，受害的始終是學生。

　　留京指標標準難尋

　　回過頭來，事件的導火索就是留京指標。然而，記者經多方采訪發現，這個敏感的話題，其具體衡量標準既沒有量化，也沒有具體的條款闡述，這使得各個學校的政策標準千差萬別。也就是說，即使學生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為自己辯護。 當記者就此問題采訪北京市教委學生處陳處長時，他說：“當然有。現在省會以上的城市都要限定本科生留在在讀城市的指標，更何況北京。關于留京指標，每個學校都有一定的比率，但是名額可能會有些變動，因為會出現出國、考研等情況。但是一般來說，我們都是按德、智、體、美、勞多方面標準來評優秀學生，然后將之留下來的。”當記者追問“德、智、體、美、勞”具體如何量化時，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留京指標到底標準如何？校方又掌握了多少留京指標的決定權？如果留京指標有了明確的標準，作為學校是否能夠堅決執行？作為教委，他們又靠什么來監管學校的行為？顯然這些問題還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

　　北廣不是亂收費？

　　對于事件一方的北京廣播學院，其行為是否屬于亂收費？陳處長是這樣回答記者的：“關于北廣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深入調查，所以現在還沒辦法進一步評判。如果你問我指標可不可以出賣，我當然說那是亂收費。但是我們必須對‘北廣問題’調查之后才能定性，否則我沒辦法評定此事。”陳處長還告訴記者：“雖然不排除有些學校搞小動作，但是公司自愿捐助是可以的，捐助的錢學校是可以收的。”顯然，他對學生們的說辭持保留態度，并未完全相信。如果真是如此，或許北廣退了學生的錢，就與“亂收費”劃清界線了。更有甚者，也許這件事從此略去不提。 但是，作為事件另一方的學生們，他們怎么辦？“難道當初我們不應該為這個‘亂收費’上訴？難道為了‘留京指標’，我們就應該忍氣吞聲交上那1萬元錢？”劉洋的聲音久久在記者耳邊回旋。北廣50%的留京指標政策以公平、公開的姿態擺在那里，但這樣的公平、公正學生們無法接受。他們仍然是最終的受害者，學生的利益究竟誰來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