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記者 鞠靖/文

　　6月11日，曾經轟動一時的“楊斌案”開庭審理。

　　楊斌不是“《福布斯》大陸富豪榜”上唯一落馬的。在他之前，牟其中、仰融或鋃鐺入獄、或逃往國外；在他之后，上海另一名富豪也因為涉及貸款問題被調查。

　　“《福布斯》大陸富豪榜”真的如有些人所說是富豪們的“追魂榜”？這些“富豪”接連“落馬”，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富豪落馬”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神秘力量？“富豪落馬”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教訓？

　　《外灘畫報》約請了部分經濟學家針對這些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問題一：這些富豪接連出事，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有沒有制度性根源？

　　趙曉：不能說有100%的必然性，但有相當大的必然性。原因就在于中國的富豪都是"轉軌富豪"，也就是在不規范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富豪，而不是成熟市場經濟出現的"市場富豪"。

　　富豪們變壞，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自身就有不良心態，以轉軌中國是可以大撈一把的"江湖"，壓根就沒有想到要通過正常創造去獲得財富，而是一心想通過"分配財富"、"轉移財富"去一夜暴富。二是雖然自身心態平和，但市場規則不完善，沒有辦法、只好通過犯規的辦法生存和發展，就像聯想的柳傳志承認曾經賣過走私品，劉永好承認也賣過不良飼料。只不過，他們是初期偶爾為之。

　　陳志武：我認為，這是中國"漸進式"改革道路所必然付出的代價，這種改革過程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國營與民營同時存在，國營資產與資源(尤其是金融資源)又全部掌握在行政官員手中，因此在利益誘惑下業主會難以不冒險行賄，而行政官員又難以不受賄。

　　第二，在新聞媒體受到一些限制的情況下，許多人會覺得即使違法、違規也無所謂，會覺得"很安全"。于是，膽子越做越大，違規交易的規模也越做越大。相反，如果媒體真能自由地發揮監督報道作用，一方面至少有一些違規者會在越軌不遠時被揭露，讓他們不至于"病入膏肓"；另一方面通過媒體揭露的案例，也可以給他人以警示。

　　第三，富豪們的頻頻出事也進一步證明社會現行的"潛規則"給每個社會成員帶來風險。我們中間的許多朋友都會覺得"潛規則"是中國特色，甚至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潛規則"的受益者(當然，客觀上講，每個人都受益于"潛規則"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些富豪們的經歷說明，當規則太含糊、太不明朗時，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每人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場賭博。當處處是"潛規則"、是"灰色地帶"時，每人的命運掌握在他人手中，商場上如此，官場上也如此。唯有法治才能使規則明朗化，只有清晰的、受法律保護的產權才能為每個人減少一些陷阱。

　　問題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能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健康"富豪？

　　趙曉：很難。就好比天上下著有顏色的雨，就算你穿著白衣服也是沒有用的。

　　當年，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歷史與現實地看，發韌于1980年代之轉軌時期的中國民營企業，同樣無法完全避免資本蛻變中的血污。

　　不久前一份調查報告披露，2001年，在已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中工資和薪金占了60%，20%的高收入階層控制著存款的80%，所交個人所得稅卻僅占總量的不到10%。目前中國每年流失的稅款大致在1000億元左右，其中部分被富豪們收入私囊。這份調查報告的結論就是：“對于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而言，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于游離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摻雜著濃重的冒險家和暴發戶的味道。”

　　相比于肆無忌憚地"偷盜"國家金融與國有資產，偷稅漏稅算是輕的。在諸多翻船的民營企業家事件背后，人們一再地看到個別腐敗官員與金融犯罪和國有資產流失的經典組合。在某些地方，少數地方政府官員與民營企業家們在“你發財、我發展”的共同利益誘惑下，通過上市、融資等渠道，公開吞并國家及公眾資產的合謀行為已發展到了恬不知恥、令人發指的地步，“江湖豪客”們精心導演的一幕幕國家金融和公眾資產流失事件與國有企業所造成的資產流失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民營企業是中國的希望，民營企業的成長包含了中國制度創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業家的辛苦與心血，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國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們的功績。但要是還歷史以公道的話，我們同樣不應該隱諱少數民營企業的發跡有著深重的原罪色彩。這就是中國轉軌期的嚴酷現實，這也是幾乎一切發展中國家(如“裙帶資本主義”的東南亞)難以避免的副產品以及殘酷的歷史與現實。也許多年以后，我們終會承認這個現實，并且稱之為“不得不付出的歷史代價”吧！陳志武：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導致財富與資源的重新分配，此過程一般會伴隨一些不公平和腐敗，這包括會出現各類“不健康”的富豪。但是，我們千萬不能“因噎廢食”，這些年經濟增長和整個社會財富的上升都是靠民營企業家，新的就業機會也主要靠他們。眾多富豪是“健康”的。

　　問題三：出現這種富豪現象，與經濟、社會轉軌有沒有必然聯系？

　　趙曉：有聯系，也沒有聯系。有聯系在于經濟、社會的轉軌為犯罪提供了溫床。沒有聯系在于，畢竟沒有人手把手逼著一個人犯罪。人還是有選擇的空間的。

　　過去20余年的中國，黨和政府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在經濟學家那里是寄予厚望的“轉軌中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實現民族經濟的騰飛。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中國更像是一個“江湖”。“江湖”，是為中國人心領神會卻幾乎無法讓外國人明白的最具中國特色的詞匯之一，大意是指那種“正式規則”裝飾于表面，“潛規則”卻在暗里引領潮流的“非典型”時世、社會或活動場所。“江湖”也可能是一種心情，即以一種非正規的心態來看待一切正規規則，并且總是蔑視并試圖打破既定正規規則。

　　1978年以來進入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舊的規則已然失范，新的規則尚待創建，著實有幾分“江湖”，而江湖心態的豪客們就更多。“摸著石頭過河”的戲劇化演變中，魚龍混雜，增長與腐敗齊飛，活力與混亂一色，實在是在所難免。

　　轉軌中國，大好“江湖”造就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繁榮，造就出一批兢兢業業、為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弄潮兒、企業家，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乘運而起，同時也像泥沙般挾帶出一批毀譽參半的“英雄好漢”們甚至專門損人利已的人渣來。

　　陳志武：出現這種富豪現象一點也不奇怪，是改革轉型與新制度建設過程中所必然碰到的。只不過這些事件我們應該發現、理解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認識到進一步民營化、進一步開放媒體的重要性。試想，如果各案涉及的銀行不是國營的，如果這些壟斷巨額金融資源的銀行不是由行政官員所經營，如果各類股權融資渠道也不受層層行政審批管制，那么這些違法、違規事件的規模會怎樣呢？——只要金融資源、融資渠道完全受行政控制，而且操作的過程以“黑箱”為主，那么我們看到的這些現象就不奇怪。

　　問題四：出現這樣的富豪接連出事現象，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后果？

　　趙曉：民營企業先天不足，民營企業家與普通民眾的關系緊張，社會矛盾激化。因而需要很好地對待和警惕。

　　美國蘭德公司曾提出影響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8大因素，在當時并未太引起中國人的注意。不過，當中國遭遇SARS襲擊后，這份報告被人們重新想起。因為蘭德公司所提出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大因素就是中國人過去一向未注意，如今終致數千億損失的因素：“流行病”。

　　知道排位于“流行病”之前的因素是什么嗎？是“貪污，包括利益輸送”。

　　大浪淘沙。中國轉軌已進入后期，WTO后的中國正日益成為一個開放社會、一個市場社會、一個法制社會、一個政治文明、民主發展的社會，游戲規則越來越健全、藏污垢納之地愈來愈少、江湖豪客們越來越難有藏身之地。看天氣的變化，中國可以說是到了一個棄惡揚善、去偽存真、大分化、大篩選、大浪淘沙的新時代了！

　　陳志武：其社會后果會是負面的為多。但是，我希望人們能更多地從中看到已經進行的改革的不徹底，是改革的不徹底產生出這些現象，這包括政府介入經濟事務還是太多，所承擔的資源配置角色還太重。

　　問題五：中國富豪的產生與國外富豪有什么樣的區別？

　　趙曉：成熟市場經濟下的人致富必須通過為社會創造財富才能獲得財富，中國的富豪只是把別人的財富轉移成自己的財富，不見得對社會有多大貢獻，甚至直接危害社會。

　　從“首騙首富”牟其中、“走私首富”賴昌星、“明星富豪”劉曉慶、“神秘富豪”仰融、到“賭命富豪”楊斌事件，他們不是靠創造，而是靠分配，不是靠為社會增加財富，而是靠轉移社會財富來獲得財富的，其天文數字財富的背后無不站立著數個或多個腐敗官員以及被挖得千瘡百孔的金融、股市或者被瘋狂盜竊的國庫稅銀。

　　陳志武：中國富豪的產生與國外富豪的產生并無本質上的差別：那就是，在給定的制度環境和市場規則下去找到最快、最大規模的致富途徑。這是人的本性，也是市場經濟得以發展的基礎。中國與美國的致富差別在于：中國以灰色的“潛規則”為特色，而且主要資源(包括眾多行業準入審批)都受行政控制；相比之下，美國的市場環境以及美國人卻以“顯規則”為特色，以法治為準。當然，只要是人的社會里，都會有人去鉆法律、法規的空子，去賺“不健康”的錢，因此都會產生“不健康”的富豪，美國也不例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以“顯規則”當道的社會里，你若想發“健康”財，你還真能做到。而在以“潛規則”當道的社會里，即使有的財富真的是“健康”的，你可能也難以一身清白。那么，這些富豪的教訓是顯而易見的。

　　問題六：富豪們一旦翻船，往往會給銀行帶來巨大的損失。對于中國銀行業來說，從這些富豪接連“翻船”的一系列事件中，究竟應該吸取怎樣的教訓？

　　巴曙松：伴隨著富豪們不斷落馬，公眾對于這些一度躋身福布斯富豪榜的人士的發展軌跡更為關注。實際上，從當前中國金融市場運作的角度看，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思考玩味之處。

　　首先，這些富豪在引人注目的財富積累過程中，往往與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關系。金融機構的外部性，特別是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資源，往往成為這些富豪拓展財富過程中所必須借助的。在這個過程中，銀行能夠保證內部管理人員和信貸人員的專業水準和廉潔自律嗎？

　　其次，這些富豪在形成一定規模的財富之后，往往借助多個融資渠道，形成復雜的企業家族，這種企業家族往往覆蓋銀行、證券、保險、以及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這種跨領域的多元化集團運作，增大了公眾、監管機構、中介機構的監管難度，也使得內部的種種經營問題容易被隱藏和拖延。一旦問題爆發，就可能通過這種多元化的經營模式擴散到不同的領域。比如，至今與最近上海被調查的某地產界富豪旗下集團有關的香港及中國大陸上市的五家上市公司，已經受到波及而停牌或是股價大跌。

　　第三，銀行必須要開始面對民營企業可能帶來的不良貸款。長期以來，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主要客戶是國有企業，銀行對于國有企業的運作比較熟悉，對于其形成不良貸款的機制也有一定的了解，隨著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規模在不斷擴張，銀行必須開始要關注民營企業貸款的運作機制，關注其不同于國有企業的地方及其對貸款償還能力的影響。

　　第四，銀行應當關注集團客戶的貸款規模控制問題。所謂集團客戶，主要是指通過投資、擔保等關系形成的企業群體，這些集團客戶往往在一個家族、一個富豪的掌控下，相互之間形成密切的、但是往往又難以為外部所了解的資金關系。為了擴大整個集團客戶的融資能力，掌控整個集團客戶的人士往往會動員子公司及其不同層級的下屬公司到銀行借款，從而放大整個集團客戶的借款能力，這種放大之后的借款能力往往超過整個集團客戶的實際償還能力。

　　在這種過程中，還不能忽視不同銀行之間的貸款信息的共享，否則，集團客戶很容易地就可能在不同銀行、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之間套取信用。

　　第五，銀行內部建立嚴密的信貸制衡體系不僅是對貸款質量的一種制度性保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對貸款人員、銀行高級管理人員的保護。如果一家銀行的貸款流程合理，責任清晰，激勵有效，制衡機制完善，那么，一筆有問題的貸款往往在貸款審批過程中就會被否決。當前，中國的銀行體系積累了如此高的不良貸款，付出的學費已經足夠多了，涉及的銀行高級管理層也不少了，除了在事后總結每一筆不良貸款的教訓、追究每一筆不良貸款的責任之外，是否還應當從更高一個層次考慮內部貸款管理制度的完善呢？

　　趙曉(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

　　巴曙松(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金融學教授，曾擔任中銀香港有限公司風險管理部助理總經理、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等職務)

　　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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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落馬富豪”簡介

　　牟其中

　　牟其中曾任南德集團總裁，1995年2月，《福布斯》雜志將牟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中國大陸富豪第四位，當時公布其個人財富為8億元人民幣。1992年，他以商品換飛機的生意聞名，后來，又拋出765工程、中俄美大三角工程、炸喜馬拉雅山引印度洋暖流入中國工程，局面愈來愈大，生意竟做到放衛星上。

　　1999年1月7日，牟涉嫌信用證套匯一案事發，被武漢警方請去“協助調查”。11個月之后，牟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

　　楊斌

　　楊斌5歲成為孤兒，靠奶奶擺茶水攤和親戚接濟長大。1981年楊斌進入海軍第二炮兵學院，1987年赴荷蘭。

　　1997年，楊斌用“日本菜籃子”概念打動沈陽政府。后者力邀楊旗下“歐亞農業”前往沈陽建基地和分公司。此后，楊獲得3300畝土地，建立“荷蘭村”。2000年，楊在百慕大注冊了歐亞農業控股有限公司。2001年7月，“歐亞農業”在香港主板上市，兩次籌資接近7億港元，成為當年赴港上市大贏家。而楊在“歐亞農業”所擁有過七成股權，價值近18億港元。2002年10月楊斌及其相關企業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拘捕，并被執法機關立案偵查。

　　仰融

　　仰融1957年出生，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曾擔任沈陽金杯客車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上海華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航天華晨汽車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清華大學汽車工程開發研究院理事長等職務。

　　由于就華晨系公司產權問題與遼寧省政府發生齟齬，仰融于2002年6月出走美國，同年10月，遼寧省公安廳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經濟犯罪被遼寧省檢察院批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