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決策者們可能認為不必馬上說出劉金寶離任的真正原因，甚至以為在給出含糊說法之后，讓市場具有某種負面想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胡舒立/文

　　時值5月底，中銀香港(2388)總裁劉金寶突然去職一事，在香港市場上鬧得沸沸揚揚。

　　以新任中國銀行行長身份接替劉明康擔任中銀香港董事長的肖鋼告訴香港記者，是次人事變動是“平常事情，CEO調來調去很正常”，劉已在港工作六年，調回去是工作需要。

　　然而，市場對肖的解釋并不認可。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正常的人事調動，應當給劉金寶留出在港公開進行新舊交接的時間，操作上更接近于六年前劉金寶接替其前任羊子林；而此次劉金寶離職倉卒已極，甚至來不及參加行將召開的首次股東大會，顯然事出蹊蹺，讓人覺得更像四年前的朱小華去職光大集團(參見1999年8月5日本欄目文章《光大啟示》)。

　　事實上，在劉去職的同時，市場已經有了“上海首富”周正毅因為從中銀獲巨額貸款一事被要求協助調查的傳言，而劉金寶現任中銀香港總裁及前任中銀上海分行行長的身份必引致諸多猜測，香港報紙對此之議論沸沸揚揚。劉在此時突然離職，相關問題實應給予更多解釋。否則，就為市場留下一個謎團。

　　決策者們可能主要把劉金寶的離任看成高級金融干部調動(正常與否再另講)，不必馬上說出真正原因。甚至以為在給出含糊說法之后，讓市場具有某種負面想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中銀香港畢竟是去年7月剛上市的藍籌股公司，其上市本身曾在冷清的香港資本市場成為一樁盛事，公司也一直被寄予較高期望。而此番劉金寶突然去職，大股東中國銀行對于其中的原因定是清楚的，卻并不肯按市場的通行準則，公開透明地告知持股21.74%的眾多小股東，其實是無視小股東的應有權利。這對于小股東是極大的不公平，表明這一國內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惟一的上市公司雖然在上市之前曾信誓旦旦，但尚未真正學會將小股東同樣視為公司主人的市場規則。國際投資者會將此事看得很重，視為投資風險，進而舉一反三地對國企股進行再評估。

　　劉金寶的個人命運如何，是另一個輿論關注點。但在當前，“劉金寶之謎”出現，則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中國究竟應該依據何種原則方式，來選用國企上市金融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市場的方式，還是傳統的方式？

　　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整體滯后的情況下，中銀香港去年7月的成功上市，曾被看成一項重大的改革突破，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無不欣羨之至。今年以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在不同場合提出近期或中期的上市構想，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猶為積極，已經拿出分拆上市的方案(參見《財經》2003年4月20日號文章《建行、中行上市加速》)。但中銀香港的此番人事震動足以表明，在高級管理層選用沿用舊制的前提下，國有商業銀行縱使債務剝離、重組成功，進入資本市場，仍難以按現代公司的原則獨立運行。應當將重組與改制結合起來，堅決地改變上級組織部門選派管理層的方式，由公司董事會按市場原則選用管理者，按市場通行的方式對其進行激勵約束。這種脫胎換骨的改造，才能真正收改革之效，贏得資本市場的長期信任。

　　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海外上市，在人事任用辦法上其實與中銀香港無二。但有幾個原因，使中銀香港這樣的金融類上市公司按市場原則選用最高管理層更為迫切：其一，是金融領域的特殊性，因為金融人才相對稀缺，以傳統方式選人用人往昔已多有失敗，因而更需要以市場原則來進行資源配置；其二，是金融改革的整體滯后性，因為直到今天，國有金融機構還未完成公司化改造，其資產管理體制也未進入“黨政分開”與“政資分開”的組織框架。當前既然有關當局有意以上市重組作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理應在此過程中同步進行用人制度改革，在CEO等高管任用上采用市場機制。這種做法看似激進，其實完全具備可操作性。資本市場的現實和投資者的壓力，可以幫助決策者更好地下決心。

　　劉金寶走后，接任者為原中銀香港副總裁和廣北。中銀香港不久前公布管理層最高年薪550萬港元，此數目此次可能會移至和氏名下。不過對中資企業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所謂550萬港元，至多只是名義工資。因為和廣北與劉金寶一樣仍屬于體制內的“派出干部”，其激勵約束自另有一套體制性辦法，但絕不是高薪，也不是市場定的。

　　如果期待中銀香港不再出現“劉金寶之謎”，應當從現在起改變用人辦法。面向市場選用人才，550萬港元不能再是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