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杰出的記者。”

　　斯卡迪納——商業世界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皮爾森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對于安德魯·高爾斯的評價再簡潔不過了。2001年5月，時為《金融時報》德國版主編的高爾斯先生被宣布任命為這份創辦于1884年、在橙黃色新聞紙上印刷的報紙的新任總編輯。“它令我感到顫栗與榮耀”，當時42歲的高爾斯這樣評價他的新職位，“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聞職位

之一。在國際商業、金融與時事的報道上，沒有比《金融時報》更出色的了。”

　　高爾斯并不寬敞的辦公室對著泰晤士河，你可以看到河水靜靜地流淌。就是在這間辦公室內，理查德·蘭伯特——高爾斯的前任——用10年時間將《金融時報》帶入了一條看起來前程似錦的通道。當他離任時，這份報紙的全球發行量由1991年的280，000份增加到2000年的470，600份，美國版與德國版分別在1997年與2000年創辦。盡管在發行量上仍與180萬份的《華爾街日報》相去甚遠，但它在全球的影響力卻與日俱增，它的讀者幾乎囊括了政治、商界與意見領袖。美國版5周年紀念刊的第10頁是格林斯潘翻閱《金融時報》的照片。

　　除去對于新聞職業本身的嚴肅追求、對于商業新聞的詳細報道外，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推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也是使《華爾街日報》卓爾不群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使《金融時報》與眾不同？對大多數陌生讀者而言，這份報紙在1893年的一項偉大的市場策略仍具有感召力，當時經營者為這份報紙引入了新奇的粉紅色，這是令《金融時報》在類似的出版物中脫穎而出的最簡單與有效的方式。今日很多報紙在印刷商業版時采用這種顏色，并稱之為商業粉紅色(Business Pink)。但是，除去顏色，還有每一位《金融時報》的編輯都會強調的“高質量的新聞品質”外，這張報紙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餐桌上的經濟學”，這是一家歐洲媒體對于《金融時報》的評價，在過分注重事實陳述的新聞界，這張報紙卻帶有一定程度的學究氣，它的經濟學與金融分析，優雅而不回避專業精神。此外，高爾斯先生還樂于承認，這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商業報紙，它的3／4的發行量是在非英國地區，而本國的新聞不過占到15%左右。也就是說，在斯卡迪納女士與蘭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為《金融時報》制定全球計劃時，它趕上了一股看起來不可阻擋的“全球化潮流”。

　　對于媒體而言，時機、潮流與自身的品質同樣重要，長達4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不僅推動了《金融時報》在全球的擴張，也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質——如何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業社會提供所需要的聲音。《華爾街日報》在每個區域設立不同的版本，并盡量使內容“本地化”，而《金融時報》則盡量“全球化”，它的各種版本幾乎擁有一致的內容，它是由倫敦編輯中心設計出“四海一家”的報紙，它是不以國籍與地域為限的世界公民的讀物，在這種意義上，只有《經濟學人》與《國際先驅論壇報》有著類似的定位。它們遵循一種更為普適的原則，尋找一種超越區域性的視角。正如高爾斯曾寫的：“這份報紙堅信超越邊界的經濟與政治合作。在一個全球化的年代，我們恰巧相信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爾斯執掌《金融時報》之時，也正是這種全球融合遭遇挑戰之日，這是一份充滿榮耀的工作，但它卻面臨著更多來自內外的挑戰。“在9·11之前，我從來沒有這么興奮過。”對于從事了多年國際新聞報道的高爾斯來說，這的確是個偉大的時刻，從雙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丑聞，再到阿富汗的重建，與今日的伊拉克戰爭，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為這一代新聞記者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是戰爭，以及戰爭之后留下來的長時間的后遺癥，除此無它。”安德魯·高爾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們預測未來幾年新聞業最重要的報道方向。

　　《金融時報》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出色報道，在相當程度上源于高爾斯的個人經驗。他是國際政治領域最重要的新聞記者之一，他采訪過包括普京、拉賓在內的眾多政治領袖，他還是一位中東事務專家，他與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傳》被認為是一流的傳記作品。

　　卷入這種重塑歷史進程的報道的確激動人心，但是已經身為總編輯的安德魯·高爾斯卻必須面對更多的問題。接二連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經濟陷入恐慌，經濟下滑使《金融時報》的主要客戶群不斷裁員，并減少廣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萬英磅的收入，《金融時報》在2001年收入下降至3100萬，而這個數字在2002年則陡降至180萬。它的廣告收入則在過去的兩年分別下跌20%與23%。當然，這與高爾斯先生實在沒有太大關系，全球的報業都在面臨這種考驗，除去經濟衰退，他們還要與不愿意讀報紙的新一代年輕人做斗爭。

　　也就是說，蘭伯特在締造了一個光輝時代之后，還順便帶走了《金融時報》的好運氣。當然，高爾斯先生不會承認他生活在“影響的焦慮”之中。他是一個溫和而低調的總編輯，人們常常說蘭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風范，是一位公共哲學家，但高爾斯則是一位典型的記者形象，他的身材短促卻有力，他的回答沒有華麗的詞語卻足夠真誠，他的表現使他像一個樂觀主義者，他坐著回答問題時還時不時把身體往椅子里陷，這個舉動使他有點孩子氣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高爾斯為2003年設定了很多計劃，他的一個更為具體的目標是《金融時報》的銷量達到70萬份。而在談到在這樣動蕩的世界《金融時報》應扮演各種角色時，高爾斯說是幫助重建全球信心。更為清晰的表達是他在《金融時報》美國版5周年紀念刊上的導讀：“《金融時報》身處智慧中心。我們擁有清晰的信條與同伴，我們傾向于投資于開放的市場與開放的頭腦……我們的英國根基給予我們牛斗犬的品質：堅定，值得信賴與從不害怕擁有足夠支持理由的戰斗。對于《金融時報》而言，比起顯而易見的觀點，我們更愿意陳述不受歡迎的論點。當我們偶爾變得不那么受敬重和不可預測時，我們為此而高興。大體而言，美國價值觀就是《金融時報》的價值觀。當這種價值觀關乎提高民主、人權與自由投資時，我們會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也不恐懼美國的權力；我希望這種權力有恰當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范圍，《金融時報》希望美國與世界的其他地區接觸。《金融時報》……”

　　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魯·高爾斯的大學時代。1979年，20歲的劍橋學生高爾斯與他的同學一起編輯著一份獨立的學生報紙《Stop Press》，并贏得了《衛報》第一屆學生新聞獎。24年后，高爾斯說起這段經歷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終放棄了成為舞臺演員的夢想，而投身新聞業。從中他得到了三個重要的經驗：首先，新聞遠不止杰出的散文寫作，你不是要從容而優雅地坐在書桌前寫作，更需要把你的鞋底磨穿，把你的手弄臟；第二，這培養起他的反抗本能，他與同學們都試圖讓權威們更不舒服，他們要制造噪音來打破規范；最后，他還深深地理解了編輯獨立的重要性，即使在這份學生報紙面臨破產時，他們都拒絕用獨立編輯原則來做交換。

　　訪談“人們需要評論”

　　問：兩年前，當你成為《金融時報》新總編輯的候選人之一時，你面對羅伯特·湯姆森等強勁的競爭對手，是你身上的什么特質令你最終贏得了任命？

　　答：我猜想，這是我以前豐富的從業經歷的結果，尤其是我在德國創辦了一張新報紙(《金融時報》德國版)。我去的是一個不熟悉的國家，說的也非母語，招募150個編輯記者，把他們組織成為一個團隊，做出一張報紙來。這就是同事告訴我我被選中了時的想法，我想在德國的這個經歷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事實上，我相信，將我在德國的經驗帶回來，能為歷史悠久的《金融時報》提供新鮮的視角。

　　問：在德國的經歷怎樣改變了你對報紙的觀點？

　　答：我因此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新聞究竟需要具備什么元素。比如說設計，也就是版式：你怎樣凸顯報紙的獨特之處，才能讓人不買別的報紙而去買你的？每天都需要想一遍這個問題。但如果你是從零開始，從一張白紙開始，那么這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歷。

　　在(倫敦)這邊做《金融時報》，你用不著每天都去想怎么去搞版式，但在做德文版時你自然就得每天都要注意這一點。

　　還有就是寫作風格，我們該怎樣突出獨特、簡潔、與眾不同的寫作風格？這種事在這邊(倫敦)花不了多少時間，人們甚至都不會去擔心這個問題，但在德國就不一樣了。

　　一份什么樣的報紙才算是值得購買的好報紙？在德國這樣一個報紙市場很小的地方，我們必須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讓自己凸顯出來。我們的成果是，現在《金融時報》德國版在德國的發行量是9萬份，已經得到了非常廣泛的認同。盡管還沒有盈利，但是我們已經縮短了盈利預期。

　　問：你的前任理查德·蘭伯特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編輯，是他將《金融時報》帶到了今天的這個地位，他是如此強勁、如此有影響力，這有沒有讓你感覺到焦慮？

　　答：我沒有這種感受。我非常感激他，因為我從他那里繼承下了非常堅實的基業，他組織起了了不起的團隊，這里集聚的人才多得難以置信。理查德做了很多事情，招收和保留了大量人才，這些他都留給了我。我接任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說：“這個地方太棒了！”“我們做了很多正確的決策。”這樣做是因為，當周遭一片破敗，事情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時，你到了這兒就得明白地告訴人們，你會解決好一切問題。

　　但在這之后，在我讓每個人都確信我不會把這里弄得天翻地覆之后，我就開始去看哪些事情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當然了(笑)，我們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尋找和發現了我可以加以改進的事情，然后就去做。接著我又把這些事情分成了幾類，哪些已經做了，哪些尚待完成。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審視FT.com——我們的網站。它需要有新的外觀、新的設計，需要和報紙保持更進一步的關系，也就是說，在編輯力量上要增加兩者的融合度，同時要讓人在瀏覽網站時能夠獲得與閱讀報紙相同的感受。我從報紙這邊聘了一個人來專門負責這項工作，她做得非常出色，重新設計了網站。2002年5月，我們還增加了收費瀏覽這一元素，現在我們已經有了40000個交費用戶，每個用戶所付費用是每年100歐元，而直到去年5月份結束時，我們的交費用戶數還是零。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的評論力量還不夠強大。以往，我們有兩個版叫做“評論與分析”(Comment and Analysis)，包括社論、分析、來信、和一個每日專欄。社論更多，強有力的評述也更多，談論的問題也更多。　問：所以人們稱“沒有《金融時報》，就沒有評論”？

　　答：的確如此。人們需要評論。在德國的經歷也讓我明白了這一點：在報業不發達的市場上，新聞就已經足夠，而在報業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上，你就需要優秀、尖銳、強有力、發人深省的評論，所以我把第三版也改成了評論，有兩個專欄、兩個約稿。這一改動獲得了巨大的反響，我們從此每天收到的讀者來信比原來增加了30%，來信的人既有歐洲委員會的委員，也有美國的學者，甚至還有中國的來信。就以今天為例，我們會評論朝鮮宣布自己保有核設施的聲明，會有美國觀察家對北約的尖銳批評，還有剛發生的肯尼亞襲擊飛機事件，我們也會討論自動防御設施(fail-safe)的潛在危險。

　　我們還有一些等待實施的計劃，比如2003年春對英國版將要進行的改版，以及隨后亞洲版的改版，我們還需要做很多事情，幫助市場恢復得更好，提升人們的信心，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問：在過去的一年里，你遇到了很多挑戰，比如美國版主編羅伯特·湯姆森的競爭，以及“9·11”、安然丑聞，全世界都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那么你怎么應對？

　　答：這些事情應該分成兩類，我們先講內部的事情，再接著說那些比較大的事件。羅伯特能力很強，也很受人尊敬，尤其受到我的尊敬。我接任以后關于將來的打算跟他聊了很多次，他有機會去編輯另一張偉大的報紙(《泰晤士報》)，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你怎么能告訴他應該拒絕這樣一個機會。我從來不是這樣一種人。如果有人進來對我說“我到了一個和你一樣高的職位”，“我要去另一個著名報紙那里擔任總編”，我的第一反應就會是“恭喜你”，我不會擋住別人的路。

　　問：那在“9·11”發生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答：“9·11”發生時，前任總編仍在任上，我是10月份才正式接任的。(9·11那天)我和他在他的辦公室里開了一整天的會，討論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我們一起看電視，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停下來了，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也就是這間辦公室——開了一整天的會，討論到底花多少個版面來做相關報道。最后我們決定在報紙里辟出12個版，全部是關于這個事件的分析文章。我們這么做，我想是因為《金融時報》向來與英國報界相異。所以，很有意思的對比是，在9月12日出版的報紙中，大部分英國報紙都用了整頁整頁的篇幅刊登照片，利用其震撼的視覺效果來加強自己的報道，連續以漂亮的版面和情感上的沖擊力去爭取讀者，但是這種東西看多了就會讓人厭倦。我們的態度是：色彩多一點并不壞，但是它沒有更多的意義。此事對中東有什么影響？其幕后操縱者是什么組織？它對商業意味著什么？對股市意味著什么？是會徹底崩盤還是會緊急閉市？它對經濟意味著什么？它對美國意味著什么？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已經傷害到了別人？我想這就是我們最與眾不同之處。

　　那之后又有很多非常令人震驚的大事連續不斷地發生。10月16日，炸彈在阿富汗境內炸響，三個星期之后，安然丑聞爆發。這一刻，我一秒鐘也沒有擔心過不能做好一份報紙。“我們是一個智慧集中之地(smart center)”

　　問：在這個充滿了混亂和不確定性的時期，哪一種獨特的聲音最準確地代表了《金融時報》的立場？比如《華爾街日報》的形象就是一個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持者。

　　答：幾周前，在慶祝《金融時報》美國版創刊5周年時我寫了一篇短文，向美國讀者介紹了我們的政治立場。文中，我們用了這樣的表述：“我們是一個智慧集中之地(smart center)。”

　　如果要我拿我們和《華爾街日報》作比較的話，我得說，《華爾街日報》是一張極右、極端保守的報紙，而我們則涵蓋了從左到右的所有政治觀點，真正體現了多元化。我們的社論在表達出保守思想的同時，同一版面上的專欄里很可能就持完全相反的態度。我們承載了大量不同的觀點，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讀者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他們能夠對這些觀點做出自己的判斷。

　　當然，談到自由市場，《金融時報》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的積極支持者。但是，我們對歐洲聯盟是持批評觀點的，尤其是在歐盟的防衛、外交、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自由貿易(rule-based free trade)等方面。我們不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市場在失效的時候，政府——福利國家的政府——就應該承擔起一部分責任。以中國為例，它的經濟發展速度的確非常驚人、令人欣喜，但是以開放的眼光來看，它在金融系統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還相當容人樂觀。

　　問：能不能這么說，《金融時報》非常好地建立起了一個“smart center”，為全球性話題帶來了更多的見解？

　　答：是的。

　　問：那調查性報道——或稱“扒糞”報道(muckraking)——對《金融時報》來說重要嗎？你怎么看待這類報道？　答：我覺得這很重要，我們有很多的新聞是經過調查做出來的，尤其是對于那些關于公司的核心領域的新聞更是如此。同時，我們也關注政治是怎樣影響經濟的。我們刊載過很多深度報道文章，文章的寫作方法有很多種，比如其中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非常了解某行業某公司的行家，因為他們已經對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但還有一些報道就需要我們做出比較大膽的判斷，比如說一個公司出了問題，為了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就要找與這家公司的前途有相關利益的人談，就像調查員或是偵探那樣。

　　我更愿意稱這種報道為“揭黑”(shining lightsintosthe corner)，而不是“扒糞”。比如今天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BEA公司昨晚發出了盈利預警后，今早它的股價就跌了20%。我立即說我們要派最好的記者來寫這篇報道，一定是有非常嚴重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弄砸了與美國政府簽訂的國防采購合同。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得向每個人了解情況。等我們的記者問完問題的時候，基本上就已經跑遍了半個倫敦金融區。明天的頭版就會有這個新聞。

　　從一個角度來說，這可以叫做扒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在揭露真相。2002年早些時候，我建立了一個調查新聞小組，其成員都是我們經驗最豐富的記者，由首席記者負責。另外，我們還有長期關注的項目。從一定意義上講，所有的新聞都應該是調查出來的，挖掘出比新聞通稿更深入甚至是與之截然相反的東西。其實，在重要的事件上需要的是可以做長期觀察的人，他們才能寫出我要的東西。記者常常需要花上好幾周甚至好幾個月圍繞一個事件進行調查才能出成果。新聞調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覺得它正在變得愈加重要。

　　問：有人認為蘭伯特先生幾乎是半個哲學家，所以他讓這張報紙擁有了學術腔和更多的討論……

　　答：那些只是簡單地看到他身上的哲學家氣質的人其實犯了錯，他的確有一些學術氣，但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喜歡追新聞的人。他在199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不同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強調團隊而非記者個人正是理查德的想法，他推行了評分制度，并革新了報紙的編輯風格。是他重新煥發了《金融時報》的生機。

　　問：在90年代，《金融時報》因為對全球化的關注而獲得了巨大成功。你認為下一個……

　　答：你是說下一個刺激(stipulation)吧？

　　問：對。

　　答：因為我們已經在歐洲和英國本土市場占據了主導位置，目前31萬份的發行量在泛歐洲地區還無人可以動搖，這就是我們在整個歐洲市場上的情況。我們在美國建立了很強大的分支機構，現狀令我們很滿意，而且過去3年來進步很大，現在(美國版)日發行量是14萬份。在亞洲，這個數字還很小，但是我們已經在許多地方增加了印點。我們一直在努力，比如增加副刊、為亞洲各國——比如中國——的讀者量身定做符合他們口味的內容。我們還將沿著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使內容更加適合更多的讀者，如更多相關地區事件作頭版，更多的特別報道增刊，作為一個全新的亞洲新聞平臺。2002年5月我去了一次日本，我發現報紙很多內容不適應日本市場，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有些新聞應該放在更醒目的位置，有的應該放在更里面，還有的根本就不適合發表出來。

　　問：給我們談談你的全球理想吧。

　　答：你是說這張報紙？

　　問：你本人的。

　　答：我自己可沒有什么全球理想，(笑)我只對我們的報紙抱有全球野心。

　　問：諸如發行量達到100萬份之類的？

　　答：時間是一個問題。我們以前的確說過要把發行量提升到100萬份這樣的話，但是在目前經濟增長放緩的環境下，這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在這種時候，將資金投放在發行上，成本太高了。直銷、廣告、宣傳等等，都需要更強勁的經濟勢頭，我們還需要一步一步地來。我們目前亞洲市場還處于摸索期……

　　我們的一個參照對象是同屬皮爾森集團的《經濟學人》。不過《經濟學人》和我們有很大不同，他們在發行上要容易得多。他們是周刊，而我們是日報，在配送方面這兩者有著天壤之別。現在《經濟學人》的發行量是……

　　問：70萬。

　　答：70萬。對，我們的目標是達到這個數，我們兩家的讀者群差不多是重疊的。

　　“呈現，呈現，呈現”

　　問：在全球化的前進步伐放緩的背景下，你希望《金融時報》能扮演起什么樣的一個角色？

　　答：全球化在放緩？你為什么這么講？沒有證據表明啊。說到全球化，你看流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一直在上升？

　　問：對，中國這邊是在上升，但美國那邊卻出現了下降，而且全球經濟活力似乎也在減弱。

　　答：但奇怪的現象是，全球化仍然保持其活力，許多公司在將生產制造外包給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我想，是低廉的全球通訊和全球購買力減弱這二者結合，使得全球化的力量受到影響。但是全球化仍然充滿了活力。當然，我明白你的意思。現在全球化的確面臨著很多威脅，包括基地組織的恐怖行動，但是這些威脅一個都還沒有造成危害。

　　問：在你看來，今天的《金融時報》面臨的最重要挑戰是什么？或者說，它需要痛苦地克服掉什么弱點？

　　答：呈現，呈現，呈現。圖表、設計、照片，這些東西從來都沒有人加以足夠重視。但是我逐漸明白了它們的重要性，因為即使你何時何事都能寫出天下最絕妙的文章，如果呈現做得不好，人們就不會看你的東西。所以這是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也許在2004年這張報紙會發生改觀。但是你不能失去讀者的認同感，不能把報紙改得面目全非，同時又必須有新意，這并非易事。

　　問：過去五年里，全球發生了許許多多令新聞業興奮的大事件，如dot-com泡沫破滅、安然丑聞、“9·11”等等。那么，在你看來，對新聞業來說下一個最值得報道的大事是什么？

　　答：戰爭，以及戰爭之后留下來的長時間的后遺癥。我希望戰爭可以得到避免。

　　問：你在外事方面也有頗為豐富的采訪經歷，包括阿拉法特、普京等政治人物。你能談談你對自己采訪過的這些政治家的看法嗎？誰給你帶來的印象最為深刻？

　　答：我想想，嗯，我得盡量從記憶里搜一搜……在政治領袖中，讓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有充滿膽魄的以扎克·拉賓。

　　很多商界領袖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最近采訪的諾基亞的約瑪爾·奧利拉。還有好多人給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卻讓人尊重。你不覺得嗎？人道主義組織都很友善，包括那些反資本主義團體，只是工作逼使他們裝出一副強硬的樣子。

　　問：那么你的個人經歷會怎樣影響這張報紙呢？你會往《金融時報》里加入更多的國際政治報道嗎？

　　答：很有可能。首先，我從事新聞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我對國際事務報道的興趣。所以我當時加入了路透社，沒有什么職業會比路透社的記者更國際化了。他們對你做完培訓后，會先讓你在倫敦呆8個月，然后就把你送到世界各地去。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要去看這個世界，去認識很多人。

　　問：你年輕的時候，哪些作家或新聞工作者對你的影響最大？

　　答：在小說方面是狄更斯，在戲劇方面是哈羅德·品特，在德國文學方面則是君特·格拉斯。還有斯威夫特，作為一名新聞人，我從斯威夫特那里學到了他懷疑一切的眼光。(本報主筆許知遠記者黃繼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