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一段時間不少民營企業家頻頻亮相媒體相比,名聲在外的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顯得默默無聞。東方希望的新聞主管說,他們已經有差不多半年時間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采訪了。劉董事長認為,現在更重要的是低頭做事,把業績進一步地做上去。

　　潛身上海

　　現有總資產40多億人民幣的東方希望集團,是1999年受上海市領導的邀請,從成都把總部遷到上海的。因為當時的上海缺少大型民營企業,同時,由于1995年劉氏兄弟分家后,劉永行的飼料產業版圖被劃分在長江以北地區,從成都出發到工廠路途相對遙遠,而上海在其產業版圖上則處于中心位置,來去非常方便。所以差不多是上海的邀請一發出,劉永行就下定了把公司搬到上海的決心。

　　由于東方希望集團的名聲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劉永行的東方希望遷滬十分順利。"因為我們集團的工廠本來就分布于全國各地,所以員工對在全國范圍內的調動有心理準備。遷滬也只是總部的搬遷,決定做出以后,總部200多人只有幾個人因為家庭問題要求留在成都,其余全部都隨公司到了上海。"劉永行說。

　　事實上,劉的遷滬決定與他的產業發展規劃銜接得恰逢其時。自1989年劉氏兄弟把產業從最早的鵪鶉養殖轉向飼料生產,到1999年正好完成了他們在全國的工廠布點。1999年,也正是劉永行前期投資飼料工廠的資本大規模回籠的時候,但由于飼料行業的競爭此時開始迅速加大,利潤被迅速攤薄。東方希望需要實施多元化發展來滿足大量閑置資金的投資要求。劉永行說,東方希望的閑置資金最高時達到過10億元人民幣。

　　而作為金融中心,正在崛起的上海給了劉永行最大的機會。到上海以后,劉永行很快在一個銀行家的介紹下,認識了光明乳業的老總王佳芬,從而有了他自認為最滿意的一筆對外投資,成為光明乳業的股東。“3000多萬元的投資每年可以產生20%以上的分紅,這樣的投資機會是太難得了。”劉永行說。

　　不僅如此,到了上海使得劉永行一直希望在金融界有所涉足的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實現。東方希望集團到滬之后,先后在光大集團、民生銀行、民生保險等金融領域重拳出手,構建了一個除飼料主業以外的金融投資體系。劉永行認為,金融是國家監管嚴格的一個高門檻領域,但遲早要對民營資本開放,如果能夠在這一領域先站住腳,除這些投資本身產生的利潤分紅之外,一旦金融開放,民營資本大量涌入時產生的溢價也將是東方希望的重要收益。

　　異地控制

　　由于飼料產品運輸比較困難,劉永行的東方希望集團一直強調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所以在飼料主業方面,異地控制一直是個大問題。

　　“在遷滬之前,我一直把企業管理置于建廠布點的后面。雖然集團內部也有人不斷投訴各個企業的管理問題,但由于產品的高利潤,盡快在全國布點,把產品布向地圖上的空白點是最重要的。而到了遷滬之后,我們把注意力放到了管理上。”劉永行說在四川的時候,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看著地圖去建工廠。“一個工廠的運輸范圍是200公里,200公里范圍劃個圈,沒有被圈到的空白地區就是下一個工廠的范圍。所以到了1999年,我們的集團就有了幾十個工廠。每個工廠都是獨立法人,所以總部控制起來比較困難。”

　　到了上海以后,東方希望首先在南匯建立了一個預混料廠。“相當于可口可樂的濃縮液廠,”劉永行說,“這是整個集團的利潤中心,有了它我們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控制利潤率。”

　　然后,劉永行在整個集團范圍內大規模地實行管理改造。“從諸侯管理到垂直管理,加強總部的控制能力,這在當時的民營企業中也是走得很早的。”

　　劉永行推行的總部控制包括:在人事上,每個獨立的工廠法人代表都由總部人員擔任,廠長只是單純的管理者,服從總部的調派；在質量上,總部有質控中心,直接對每個工廠的產品抽樣,進而實現質量控制；在財務上,以產品的利潤率出發,繞開原料和產品的當地價格變化,控制住了工廠生產過程中的利潤總量。

　　以這一整套的管理體制,劉永行駕駛著東方希望這條大船,避開了很多民營企業發展到全國范圍以后由于管理混亂和產品薄利同時出現帶來的危機旋渦。“早期的民企實際上是‘游擊隊’,打下一片江山以后在‘排座次、論功勞’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危機。但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上升到了‘正規軍’的水平,不會出現這種危機了。”劉永行說。

　　二次創業

　　不過,從1999年以后一直縈繞在劉永行心里的一件事是東方希望的第二主業問題。

　　劉永行一直認為,所謂企業家就是一種讓錢生錢的職業。如果不能讓錢生錢,產生效益的話,企業就會產生危機。從這個意義說,雖然東方希望對外投資總的來看相當不錯,但就企業發展而言還不夠。所以到上海以后,劉永行給自己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到全國各地去尋找投資機會,他想繼續做大。

　　2002年1月,他在觀察了3年以后終于出手了。在山東聊城,東方希望集團投資8億元,與當地的一家熱電集團一起建立了集發電和煉鋁為一體的鋁電綜合體企業。劉永行說,“對這個企業的兩端,東方希望都寄予厚望:發電方面,因為中國有最便宜的煤和人力,所以電價成本較低,以我們嚴格的管理方式可以把電價降低；在鋁冶煉方面,由于市場的需求量在日益增長,而市場終端方面我們也有優勢,所以整體上我們是可以取得在這個行業的立足之地的。”

　　對于這個二次創業,劉永行有過很深的思索:“東方希望是不是可以賺更輕松的錢?比如說,曾經有很多券商看中過我們的閑置資金,邀請我們到資本市場去投資。應該說我們的閑置資金不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如果要在證券市場上做把莊什么的,資金方面肯定沒有問題。就是退一步說,當時券商給我們理財的條件也很優厚,短期內肯定比我們辛辛苦苦做實業的回報要高。但我覺得社會賦予我的職責不在于此,我是個實業家,當實業家的錢都到了資本市場里的時候,資本市場的回報率肯定高不了。因為創業經歷讓我懂得,這個社會的高回報率永遠存在于短缺方面。資本市場當時的資金供應太大了,不短缺。反而是實業的資本短缺。我永遠只做投資于短缺的事情。”

　　劉永行的這個經驗,來自他早期的“下海”經歷:當時他還在大學念書,因為經濟困難,有一年過年為了讓家人能吃上肉,不得不通過修理電器來賺點外快。不想因為過年的時候電器修理店都不開門,而周圍的居民都想修好電器過年,所以他幾天之內就賺了一個大數字----200塊錢,對于上世紀70年代的一個窮大學生而言,這著實不是個小數字。從此之后,"只做市場上沒人做的事"成了劉永行的生意格言。

　　至少到目前來看,劉永行不涉足股市投資的決策基本上是正確的。“目前,很多曾經把資金給證券公司委托理財的企業,現在連本金都收不回來,而我們不存在這個煩惱。”劉永行說。

　　低調生活

　　雖然連年進入《福布斯》雜志推出的中國大陸首富榜,但劉永行的生活卻簡單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他一直說自己“不抽煙,不跳舞,一定是個二百五”,不過卻似乎很愜意于這種生活。在一次接受國外記者的采訪時,他說起自己身上的襯衫,“因為我的個子大,總是找不到合適尺寸的襯衫。有一次在超市看到一批大尺寸的棉布襯衫,一下子就買了10件,才花了400塊錢。”到上海以后,他尤其高興的是可以陪太太在城里逛來逛去。“在成都就不行,希望集團在成都有點名氣,不少人都認得出我們四兄弟來,因此在外面游玩的時候經常要出現一些意外情況,很不舒服。到上海我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高興。”為此,劉永行在上海媒體采訪他的時候都戴眼鏡,和平時區分開來。

　　作為一個工廠分布于全國的公司決策者,出門是劉永行的常事。正常情況下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出差中度過的,不過他乘飛機幾乎只坐經濟艙。在成都的時候,有一次他的秘書沒有給他訂票,他就自己跑到機場去買機票。售票小姐看了他的身份證,認出了他是希望集團的老板,對他說:“你是希望劉家的老二吧?”劉永行說:“是的。”小姐就懷疑地問:“你要普通艙?”劉永行老老實實地說:“是的。”售票小姐一邊出票,一邊嘴里嘟囔著說:“普通艙,普通艙,我看也就是普普通通嘛,大概運氣好一點吧。”

　　劉永行記住了這句話。以后每當有人問他創業后的感受如何這樣的問題,他就把這個故事說給別人聽,然后大笑著告訴問話者:“劉永行就是個普通人嘛,大概運氣好一點吧。”

　　《上海證券報 資本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