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

　　如果我們現在就用“十六大”來標識中國的改革階段可能操之過急，但如果注意到這次會議在時間上恰好巧合于中國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我們就很難不對“十六大”賦予某種特殊的意義，寄予某種特殊的期望。

　　所謂特殊時期，是指這樣一種改革背景：一方面，在經過上世紀20多年漫長的漸進改革之后，與財富同時高速積累起來的社會問題，正在直逼臨界點。這表現在失業、貧富懸殊以及權力腐敗等諸多方面。深入中國社會的內部，我們就很容易發現，這些社會問題的積累也在追趕著中國社會的財富積累。現在，似乎到了回頭解決問題的時候了。而另一方面，按代際劃分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正在逐漸登上權力頂峰。雖然有許多人對這種以年齡來劃分改革進程的標準并不認同，但無論如何，不同的年齡畢竟意味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教育背景，因而也就意味著不可預測但必然要發生的某種“變化”。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人際關系”的社會中，這種變化迎合了轉型時期人們天生具有的“改革夢想”。所以，在這樣一種想象的驅使下，人們為“十六大”貼上各式各樣的自己喜歡的改革標簽，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然而，正當人們細細琢磨“十六大”的新老交替的意味的時候，真正的戲劇卻在悄無聲息地拉開了序幕。

　　2002年12月，在新一屆政府總理還未正式出爐之前，中央任命了兩位內閣成員。一位是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另一位則是央行行長周小川。無論是從慣例還是從速度上看，這項任命都是不同尋常的。在這種不同尋常的背后，則將中國新一屆政府將要面對的改革難題顯示得一清二楚。的確，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知道，金融領域積累了中國改革的幾乎全部代價，其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象。換句話說，僅僅就經濟領域而言，金融改革將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所要面對的最急迫的問題。如果在未來某一天中國經濟會爆發劇烈震蕩的話，那么首先引爆的就將是中國的金融領域。據稱，十六大之后，中央第一個成立的新機構就是“中央金融安全領導小組”，可見新一代領導人對中國金融隱患的關注。對周小川的任命，可以被理解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面對未來金融局面所作出的第一個反應，是中國領導人啟動新一輪金融改革的第一個步驟。在這里，一個龐大的金融反危機計劃已經正式浮出水面。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新一代財經首長與其說是承前啟后的一代，倒不如說是為挑戰而生的一代。因為他們從上一代手里繼承的挑戰遠比他們繼承的機遇要大得多。看似祥和之下，很有可能，他們將要度過的執政歲月，將是中國20年改革以來最為艱難的時期。但不管是失敗還是成功，他們注定要因為他們不能選擇的歷史際遇而在中國的改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記。

　　周小川：激進還是漸進？

　　周小川，1948年生，2002年12月28日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個在中國官員系統中越來越重要的職位。與他的前任戴相龍不同，周小川是從學術界直接進入政界的。在此之前，周小川從來沒有像他的前任以及金融界的許多其他同事一樣，在基層金融部門服務過。這種經歷構成了周與他的前任在背景上的顯著差異。許多人喜歡用周小川在國際會議上所表現出的熟練外語能力以及對國際金融趨勢的精確理解，來證明周與眾不同的學術背景。但很顯然，這并不是長期的學術和思想訓練帶給周的唯一秉賦，更不是最重要的秉賦。如果人們注意到，周小川在1980年代曾經是中國最活躍的青年理論家之一，人們就會發現，周小川并不僅僅只是一個金融專家，而且還是一個持續追蹤中國各種問題的思想型學者。這一點，人們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廣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級別的中國政治官員中，周小川恐怕是著述最為豐富的一位。

　　1985年之前，周小川作為研究人員主要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周小川進入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并兼任副所長。熟悉當時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主要由青年學者構成的機構，實際上是中國19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容易想像，在1980年代風云激蕩的改革背景中，這個圈子里肯定彌漫著血氣方剛、舍我其誰的氛圍，其激進傾向在所難免。

　　一個未了的“公案”可以說明周小川及其他青年同事在當時經濟理論界的活躍程度。在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并間接引發了1989年的巨浪之后，一位當時參與了政策設計的人士委屈地抱怨說，那個引發社會劇烈振蕩的價格改革方案實際上是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等人的杰作，因為他們從匈牙利的改革中受到了啟發。事后，當有人向吳敬璉先生求證此說法真實性的時候，吳連連擺手說，不是，不是。雖然這段“公案”的真相只有當事人才清楚，但無論如何，周小川在這一時期的所擔任的角色已經暗示，他參與了這一項政策的設計。實際上，吳敬璉著名的改革口號“放開價格，管住貨幣”，與這一思路倒是頗為契合。而不管在當時還是在后來，周小川一直都是吳敬璉先生在改革思想上的主要呼應者。雖然在當時政治及文化話題占據媒體中心地位的情況下，作為經濟學家的周小川并不知名，但很容易判斷，與當時大多數青年理論家一樣，在整個19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進的經濟改革者。這種激進思路，在周小川最早的著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與吳敬璉等人合著)一書的書名中就能看到。所謂“整體”，無非就是一攬子解決的意思。在那個時代，這個術語，與系統改革完全是同一種意義，其激進色彩相當明顯。不過，這種激進思路很快就被1980年代末期急劇轉變的政治現實所打斷。

　　1990年代之后，周小川對改革的理論興趣似乎逐漸轉向了更加專業的領域。這從他1990年代一系列的有關銀行、財稅體制，外匯體制以及公司治理結構等方面的專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這種轉變，一方面是由于周小川已經進入了更加具體的行政操作領域，另一方面也肯定與他對19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關。實際上，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每時每刻都在改變著人們，更何況思維活躍的周小川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1980年代末期的改革現實已經將周小川從一個浪漫的理論家改造成了一個更加穩健、更加老練的改革操盤手。但這并不意味著周小川在原有的激進立場上全面后退，徹底轉變成了一個對現實亦步亦趨的漸進主義者。只不過，他對尺度的把握以及時機的拿捏有了更加熟練的技巧。畢竟，他已經不只是一位僅僅對鼓吹負責的理論家，而是一位要對實際改革后果負責的行政官員。在一本2001年9月出版顯然匯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轉軌中的風險應對》的書中，周小川這樣表達了他對激進與漸進的獨特理解。

　　“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采用漸進改革，而沒有像原蘇聯和一部分東歐國家那樣采取休克療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實際上，沒有任何一種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種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們必須及時考慮趨利避害，及時調整以便達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們事事都滿足于漸進式，滿足于求慢求穩，或者滿足于以前階段在改革、穩定、發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問題、新特點，不見得就能在各個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們大張旗鼓地闡明漸進式改革的好處時，我認為，也需要認識到漸進式改革的成本和缺點。即在改革的一定階段，征途中會有一個或數個陷阱。沒有一定的速度和慣性就不容易闖過去，處理不好就會越陷越深。為此，有人將這種陷阱稱為Gradualism Trap，因此，應盡可能在沒有陷得很深之時，及時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這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處理不良資產，把商業銀行辦成好銀行”國際研討會上的一個講話。針對的雖然是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但也凸現了周小川在改革思維上的某種整體邏輯。在通篇文章中，周小川極力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聯想的“激進”二字，但“及時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的說法，無疑是激進改革的代名詞。顯然，周小川認為非常有必要在改革的某些階段采取激進的手段，不僅是為了贏得主動，更是為了避免踩入陷阱而全軍覆沒。在他眼中，久拖不決的不良資產問題顯然就是中國金融改革中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其實，作為最早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那一批年輕學者，周小川具有的這種改革緊迫感絲毫都不值得奇怪。在他看來，今天的改革不過是1980年代改革的延續，而在那場改革中，周曾經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區別僅僅在于，那時候的周小川只是一個滿懷理想的年輕理論家，而現在的周小川卻已經是一位具有豐富戰術經驗的行政官員。官場的浸淫和歲月的流逝似乎并沒有消解周小川作為理想主義者的改革信念。

　　周小川對激進改革的認同，也充分體現在他對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的積極評價上。周小川在多個場合非常熱烈地稱贊了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而這一次改革被許多研究者一致認為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進試驗之一。事實上，目前中國節節攀升的外匯儲備多少證明了這次改革的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這種成功，或許連當初的設計者也很難想象。或許正是受到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許是出于某種信念上的執著，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展開了聲勢更為浩大的改革試驗。

　　中國資本市場的周小川試驗

　　在2000年年初——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時點上，52歲的周小川接任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主席。在這之前，周小川已經在中國金融所有數得出的部門獲得過經驗。他先后在央行、外匯、國有商業銀行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資本市場似乎是他唯一沒有涉足過的金融領域。不過，對于中國資本市場，周小川并不是無備而來。作為一位對現代金融有完整把握的經濟學家，周小川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積習與癥結看得非常清楚。果不其然，周小川下車伊始，就在中國證券市場啟動了一場“市場化”的大戲。

　　周小川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話表述了他的“市場化”綱領：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這句話后來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周小川“新政”時期，使用最為頻繁的一句，對中國資本市場投資文化的矯正功不可沒。所謂市場化，簡單說就是要減少行政干預。而這個弊端在中國證券市場表現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對中國證券市場來說，周小川的市場化綱領可謂對癥之藥。中國資本市場的行政干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地方政府，另一個則是中央行政機關本身。所以在極力呼吁地方政府減少干預的同時，周小川盡其所能地縮減了證監會本身的行政干預。取消新股發行的審批制度就是周小川市場化努力的一個顯著例證。雖然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這種市場化改革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但周小川畢竟為積弊叢生的中國證券市場樹立了一個正確的標竿。在縮減證監會行政職能的同時，周小川在另外一個方向上強化了證監會的職能，那就是強化監管，保護投資者利益。在周小川新政時期，周小川做的最具象征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將“保護投資者利益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句話，掛在證監會網站最顯眼的位置上。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周小川，為中國證券監管部門找到了正確的定位。無疑，周小川深得現代資本市場之要義。

　　周小川在證監會主席任內極力推進的另外一個進程是所謂“國際化”。周小川雖然沒有明確提到過這個術語，但周與國際經濟學界的頻繁交流以及深厚的學術背景，必然使他具有濃厚的國際化傾向。事實上，周小川一直就被外界(尤其是國際金融界)認為是中國最具國際視野的金融官員之一。細細體會周小川兩年多的施政，周小川的國際化在兩個方面呈現出清晰的脈絡。其一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比如實施QFII(合格境外投資者)，成立合資基金以及合資證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就是促使中國證券市場盡快向國際慣例靠攏。在這個方面，周小川最大膽的舉動就是推動國有股的減持和流通。雖然并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激起巨大反彈的國有股減持方案是證監會一手推動的。但想象得到，周小川在內心中一定是支持這個方案的。因為無論是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還是從證券市場應該發揮的基本功能來看，國有股和流通股的人為劃分都是現代資本市場基本規則所不能容忍的。對這一點，周小川應該心知肚明。實際上，在中國證券市場推動激烈的國有股減持方案，非常符合周小川獨到的“激進與漸進”的辨證理論。或許，在周的心目中，國有股流通正是中國資本市場最后要實現的“驚險一躍”，正是他曾經提到過的為了避免越陷越深而作出的“特殊努力”。但是，周小川低估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在這個意義上，并不是周小川的理論有什么錯誤，而是周沒有意識到，中國證券市場這個“漸進主義陷阱”實在是挖得太深了，已經很難自拔。在這樣的沼澤中，搶救他人的努力很可能將自己也陷入沒頂之災。國有股減持方案最終結局證明了這一點。

　　為此，周小川差點賠完了自己辛苦積累起來的聲譽。就在2003年1月1日，周小川離開證監會履新的同時，網易網站上發起了一次投票。在這個名為“您對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工作的總體評價”的投票中，對周小川做出負面評價的人數竟然高達86%。這個投票調查的專業性雖然有待質疑，但這個結果與我們的日常觀察相當吻合。一個高舉“保護投資者利益”大旗的證監會主席，在離任時卻得到投資者如此“殘忍”的評價，實在是中國證券市場為我們留下的最荒誕的諷刺。與周小川留給中國普通投資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國際金融界以及中國真正的頭腦清醒者當中，獲得了一致贊賞。其好評如潮的程度，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無法企及。這大概是周小川唯一值得自我告慰的。當然，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似乎也從來沒有在普通投資者之中激起如此大的反感。如此尖銳的兩極評價，應該可以提醒周小川思考一下市場之外的問題。

　　事實上，到今天，正如周小川在邏輯上曾經推斷到的那樣，中國證券市場(當然不僅僅是證券市場)已經深深的陷入了那個“漸進主義陷阱”。任何系統改革都可能引發巨大的利益調整。與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系統改革所激起的將不是恐慌，而是有組織的，目標明確的游說，就像我們在國有股減持中所看到的那樣。而問題的真正困難之處卻在于，我們很難判斷這種游說的正義性到底有多大。正如在國有股減持的改革上，首先傷亡的往往是最弱勢的中小投資者。這種窘迫，不僅僅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寫照，也是中國所有經濟領域的寫照。任何一個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會通過一個扭曲的市場機制將改革成本迅速地轉嫁到弱勢群體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對家！僅僅通過純粹的經濟手段恐怕已經很難奏效。

　　客觀地評價，周小川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幾個最主要的方面并沒有達成他的目標。這其中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誘致中國證券市場高度扭曲的原因并不是來自證券市場內部，而是來自外部。僅僅從證券市場內部來解決證券市場的問題，結果只能是緣木求魚。不知道經過中國股市“新政”一仗，周小川是否有所頓悟？但不管如何，我們都相信，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試驗，一定會饋贈給這位年輕改革者以彌足珍貴的記憶，并為他在更宏大的舞臺上一展抱負武裝更多的智慧。讓人振奮的是，周小川在證監會主席全部任期內的表現證明，周小川并不是一個原則模糊的機會主義者。因為就在其改革計劃遭遇挫折的最后一段任期內，種種跡象都在顯示，周小川仍然在盡最大努力默默地推動他的資本市場改革方案(雖然這些方案即便從專業角度看也可能有很多爭議)。這足以說明，周小川是一位意志和信念都足夠堅定的改革者。這種品格，為我們預測周小川在央行行長任內可能發動的改革提供了某種有用的索引。

　　站在壞帳上的央行行長

　　由于證券市場的公眾參與性以及對信息的高度敏感，所以證監會主席的公眾知名度這幾年越來越高。但這種知名度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它實際上意味著把這個職務置于更透明的公眾監督之下。與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整體進展相比，這種監督多少有些“超前”的成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歷任證監會主席都將自己比喻成坐在火山口上。周小川能夠從這個火山口上安全撤離并更上層樓，引起了廣泛的揣測。但不管家世或者其他因素起了什么作用，從專業能力、資歷的完整性還是從年齡優勢來看，在所有看得見的競爭者中，周小川都是中央銀行行長的不二人選。

　　有外國金融評論家稱贊，周小川是中國最頂尖的貨幣專家，并據此認為央行行長是周最適合的職位。但很清楚，無論央行最后分拆的結果如何，中國中央銀行行長所要面對的，都遠遠不是一個“貨幣問題”所能概括。在這一點上，周小川恐怕不能期望自己像格林斯潘那樣，活得瀟灑自在。平心而論，坐格老那個位置，需要的僅僅是技巧，再加上一點點運氣，而中國央行行長這個位置可能需要更多別的東西。尤其是在中國金融體系面臨大規模重整的時候。毫無疑問，周小川要面對更多的不測。其實，就在周上任之前，他的前任戴相龍的去職，已經為這個職務的風險系數做出了注腳。

　　與證監會主席的職務不同，央行行長的職務雖然不那么為普通公眾所矚目，但卻牽涉數以億計存款者的公共利益，這個數字與證券市場動輒被人引用的6000萬投資者數目相比，顯然不是一個數量級的。而從整個中國經濟體系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依賴程度看，銀行體系的份量則更是舉足輕重。顯然，剛剛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已經站在中國經濟一個更加富有戰略意義的高地上。不過，這卻是一個“壞帳”壘起的山峰。

　　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問題，一直是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重大隱患。也是最眾說紛紜的一個問題。但不管以什么口徑統計，這個數字可能是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我們看到的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投資服務公司最新統計則是，這個數字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這就是說，刨掉國有銀行微不足道的資本金以及其他股東權益，中國銀行的資產中，有40%已經為不良資產侵蝕。這個估計比中國央行在2001年底時作出的25.37%壞賬率高得多。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銀行家，周小川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雖然他一直謹慎的表示“中國仍舊有足夠的潛力及資源能夠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1998年8月19日周小川在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舉辦的“中金論壇”上的講話)，但看得出，他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潛在的嚴重危害。在同一個講話中，周小川以他慣有的坦率說道“我個人確實認為中國不良資產從比例上看是一個相當不小的數字，是國民經濟中一個沉重的包袱，解決好這個問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

　　雖然有種說法說，中國不良資產問題將劃歸可能成立的銀監會，但作為中國金融體系最高級別的事務官員，周小川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簡單研究一下周小川在這方面的思路，能夠為中國金融改革未來幾年的走向提供一些幫助。在周小川的視野中，解決中國不良資產的可利用資源有下列幾個，一是財政資源，即利用財政收入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二是市場資源，利用上市在市場上為國有銀行補充資本，即所謂再注資。當然，他也提到了他認為“在政治上十分危險”的辦法，那就是通過通貨膨脹侵蝕銀行負債方的利益。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讓儲蓄者的銀行存款貶值。不過他提醒到，不到萬不得已不能使用，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現在，離周小川發表這個講話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接近5年。但中國銀行體系解決不良資產問題似乎進展不大，雖然各家銀行自報的數據都聲稱，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進展。但大部分觀察家都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事實上，在1998年建設銀行行長任內，周小川就已經悄悄開始推動解決不良資產的改革。為剝離建設銀行不良資產為目的而成立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是中國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第一個試點。這個仿造美國為處理儲貸機構危機而建立起來的短期機構，后來才陸續為其他三家國有商業銀行所效法。僅僅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窺見周小川在這個問題上的進取姿態。不過，一如周小川以及其他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這種改革的效果可能只是“將灰塵(不良資產)掃到了地毯之下”。從目前幾家資產管理公司的情況看，這個有存續期限的公司很可能遙遙無期的存在下去。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很難判斷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在剝離后真實現狀，但有一個跡象則頗能夠說明一些問題，那就是，二次剝離的呼聲已經越來越高。但這個方案明顯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財政的潛力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已經釋放多多。這一點，在剛剛過去的那個財政年度已經表現的相當明顯。除掉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之外，中國并不寬裕的財政本身也很難支撐這個二次剝離的設想。

　　那么，周小川為我們提供第二種解決辦法，也就是利用市場為國有銀行再注資的辦法，怎么樣了呢？應該說，周小川對這個方案相當有好感。我們注意到，他在多個地方表現了對這個方案的傾向性。在1999年9月有關“國有商業銀行如何充實資本”的建行內部講話中，周小川為銀行在海外和國內資本市場上市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并羅列了多種好處。我們甚至猜測，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用超常規的手段急劇提升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做法，就是為大型國有銀行上市悄悄放下的鋪墊。事實上，在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的時期，中國大型國有銀行上市的準備工作已經大大加快。不過，周小川肯定高估了國內證券市場的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程度。以我們對中國證券市場長達十余年持續觀察的經驗判斷，不要說多家，只要有一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整體上市，這個弱不禁風的市場就可能立即休克。中國證券市場這兩年的在熊市中所暴露出的本來面目非常清楚的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水不落則石不出，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人們總會想去試驗一下。所以，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如果有國有銀行整體上市，人們不應該感到奇怪。當然，國內資本市場不能容納，還有國際資本市場一條路可走。但以目前中國國有銀行的質量和極低的財務透明度，這條路可能會相當崎嶇。對于這些明顯的困難，不知道才高志大的周小川能夠拿出什么新的錦囊妙計？其實，不良資產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是建立在納稅人和存款人損失的基礎之上的。這個數目如此巨大，從起因到最終解決，都涉及廣泛的公共利益，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社會問題。僅僅從金融和財政領域來尋求解決方案，不僅不公平、不現實，恐怕也超出了一個金融官員力所能及的范圍。

　　以此觀之，從證監會主席高升至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實際上已經站在了更加充滿變數的位置上。不過，這對于一個懷抱大任的改革者來說，這恰恰是值得歡迎的挑戰。所幸的是，周小川并不是一個喜歡挑戰但僅僅只具備激情的冒險家。在他看來，與其被動地解決銀行資產的存量問題，不如主動進行改革，解決中國銀行的增量問題。周小川對銀行不良資產的一個通俗的“三分法”給人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在銀行不良資產中，1980年代、1990年代早期經濟過熱時期以及1994年金融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周小川的這個判斷實際上駁斥了那些在中國銀行界十分普遍的推卸責任的說法，即現在的不良資產問題是歷史留下的包袱。他含蓄的嘲笑說，“我們脫離計劃經濟已經不少年了，……到現在說過錯都是過去的體制留下來的，恐怕自我批評的精神也不夠”。這等于是說，中國金融體系的大量不良資產實際上是增量問題，而且還在不斷積累之中。這是一個相當清醒的判斷。在周小川看來，徹底解決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進行金融改革，將國有商業銀行真正辦成“好銀行”，讓中國金融逐漸步入良性循環。這雖然是中國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治本之策，但很顯然，這是一個極其漫長的系統變遷過程，不僅牽涉金融本身的變革，更牽涉整個經濟體系、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的再造。從這個維度思考問題，短期內解決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問題的希望，的確相當渺茫。吊詭的是，隨著外資銀行的步步進逼，留給中國金融改革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

　　即將到來的改革

　　從制度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更傾向于相信制度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但中國是一個制度遠未到位的轉型國家，而對中國金融而言，事態的壓迫性可能比個人的主動性更容易發生作用。中國的那句古話，時勢造英雄，應該指的就是這種情形。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正在逼迫新一代財經領導人去創造歷史。他們并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按照有些權威人士的認識，中國的金融風險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央行的業務范圍以及央行行長的職責，并沒有賦予周小川負責全面金融改革的決定權，但作為新一屆政府的首席財經智囊，周小川將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領域里無疑擁有廣泛而重要的發言權。在周小川到任央行行長后發出的第一次公開信息中，周小川便強調：要保持各項金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誰都不會懷疑，周小川的到來將會為中國的金融改革帶來新的動力。

　　那么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個時期，周小川可能在哪些方面改變中國金融系統顏色呢？或者這樣問，作為央行行長，周小川將給中國金融改革打下哪些他自己的烙印呢？周小川關于中國金融改革的設想和論述很多，我們挑選比較有可能的幾項，以勾勒即將到來的中國金融周小川時代的新特征。

　　混業經營

　　1986年8月，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中國——邁向金融現代化”的國際研討會。事不湊巧，準備到會宣讀論文的默頓·米勒先生卻在臨行前突然生病。于是，周小川只好親自將論文譯出。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應避免美國銀行業的錯誤》。這篇文章的腳注稱，周小川之所以要親自翻譯這篇文章，是因為這篇文章具有“高度重要性和學術上的難度”。那么這篇文章究竟講了些什么，值得周小川如此重視并一定要呈送給決策層參考呢？其實，這篇文章講的就是大家現在已經熟悉，或許還會越來越熟悉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美國金融的分業經營問題。按照默頓·米勒的說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后的美國銀行體系是“美國的悲哀”，是“法律導致違背意愿的后果”的經典的法學實例。

　　如果這個引自周小川著作中的故事在細節上沒有錯誤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周小川早在1980年代的就已經開始關注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問題，是這個專題上當之無愧的先行者。這幾乎成為周的一個情結。只要有機會，周小川就會對中國金融現行的分業模式提出“異見”。這個“異見”在1999年美國國會正式取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后，正在逐漸成為“主流”。對于這個問題，周小川不僅持續關注，而且相當有研究。他不僅從理論上認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人們“誤讀了歷史”，而且也從他在商業銀行服務時的具體經歷中，為我們詳盡陳述了混業經營的種種好處。大體說來，周小川認為混業經營有這么兩大好處，一是可以完善貸款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銀行對企業的約束力，另外一個好處則是，在國際金融界都趨向于搞混業經營的時候，中國金融界將在競爭中吃虧。按照周小川的說法，“這種變化(混業經營的國際趨勢)將會給我們很大的沖擊”。雖然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周小川沒有對分業經營模式進行過于極端的貶斥，但很顯然，在周小川那里，分業經營是一個老的不能再老的古董，是謬種流傳后的遺毒。如果在1980年代，周小川因為僅僅是一個年輕的學者而只能“遞奏折”的話，那么今天，手握重權的周小川已經有充足的資源來清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中國的遺毒了。事實上，周小川的這種觀點，在金融界有相當多的響應者。中信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就是這種觀點在中國正式獲得合法性的一個明確的信號。就在周小川即將卸任證監會主席的最后幾天，中信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中信證券在證券公司中第一個獲得上市地位，這可以看作周小川支持混業經營一次間接的表態。

　　不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及其精神是不是真正“誤讀了歷史”仍然是相當有爭議的。畢竟，美國取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歷史還很短，其效果值得觀察。而一直奉行混業經營模式(在日本是“主銀行”，在歐洲大陸的則是“全能銀行”)的日本金融體系，在最近十多年中深陷泥沼，為混業經營提供了一個相當負面的示范。這一點，是周小川在考慮中國金融分業經營改革時所不應該遺漏的。當然，日本金融困境的成因非常復雜，并不能簡單歸咎于混業經營模式。

　　不管怎樣，在周小川執掌央行后(如果他有幸在這個位置上待足夠長的話)，我們有極高的概率看到中國現行分業經營模式的大幅度改變。這是我們有望在中國金融周小川時代看到的一個新景觀。如果真是這樣，周小川就將為自己的時代貢獻第一個“專利產品”。對于那些關心中國資本市場的人來說，混業模式對嗷嗷待哺的中國證券公司來說，將是一個極大的“利好”。

　　利率市場化改革

　　在我們看來，周小川第二個有可能邁開步伐的改革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簡單說，所謂利率市場化就是，在央行確定基準利率的基礎上，各商業銀行可以根據不同風險水平及盈利情況自主確定存貸款利率。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只需通過基準利率的調節以及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市場的利率水平。這本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慣例。但由于各種利益集團的杯葛，中國在這方面一直進展緩慢。中國金融體系嚴格的利率管制，嚴重阻礙了中國金融競爭環境的形成。周小川曾經表示過，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制問題很難短期內改變的情況下，要想將中國的銀行逐步辦成真正的好銀行，首先應該推動金融界普遍競爭環境的形成。顯然，在就任央行行長之前，周小川已經找到了可以先行著力的地方。作為形成這種競爭環境最基本的價格信號，利率市場化肯定在周小川的改革視線之內。

　　周小川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認為近幾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低風險業務越來越少，而高風險的業務卻越來越多。針對現代經濟中的這種風險趨勢，商業銀行有理由在利率上做出反應。周小川屢次提到渣打銀行在非洲——一個風險極高的地方，也可以盈利的例子。他以為其中訣竅就在于針對風險的具體情況拉大利差。為了加強這個例子的吸引力，他甚至“故弄玄虛”地說道，“那個利息你看到會嚇一跳”。當然，利率的市場化帶來的好處還遠不止于商業銀行本身的盈利增加，他還直接關系到周小川自己的“悠閑”程度，即作一個像格林斯潘一樣只管貨幣政策的央行行長。否則的話，沒有了敏感的價格信號，他的貨幣政策失靈的可能性相當高。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長后的最新跡象表明，他已經開始在努力改善他這個央行行長的“生活質量”。在2003年元月新華社播發的一篇文章中，周小川明確表示：要推出利率市場化改革。雖然他同時表示，利率市場化改革必須穩步推進、逐漸探索、選擇品種，時機和實施步驟非常重要。很清楚，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周小川上任第一天就已經開始。需要我們進一步判斷的，只是這個改革的范圍和力度。當許多人還對中國金融改革的整體圖景有些茫然的時候，周小川已經為大家寫出了清晰的第一劃。

　　外匯體制改革

　　在近期可能到來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開辟的第三個戰場是：外匯體制改革。這個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測的尺度是：拓寬人民幣的波動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將接任中央銀行行長的消息剛剛傳開的時候，一年期人民幣不交收遠期匯價發生較大幅度波動。這顯然是市場對周小川新職務做出的反應。不過，這并不是市場慣有的那種非理性波動，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貫的觀點中找到根據的。在1997年6月一個講話中，在回答中國應該采取哪些對策防止金融風暴的時候，周小川明確提到：“防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運作給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適時擴大匯率波動范圍”。在中國國內一片慶幸，紛紛認為是因為人民幣沒有放開才使中國得以幸免時，周小川的這個講話不僅相當大膽，也相當進取。在亞洲金融風暴一片風聲鶴唳之時，周小川在這樣一個敏感的問題上做如此敏感的發言，是很需要一點勇氣的。的確，如一些接觸過他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周小川具有相當坦率的個人作風。不過，除了勇氣之外，最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這種態度，符合他對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在外匯問題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種信念。他曾扼要但卻非常準確地談論過這個信念：貨幣自由則優，不自由則劣，貨幣不自由表明當局信心不足。這是我們看到過的周在貨幣自由兌換方面最為明確的表態。不過，曾經親眼目睹過金融風暴所卷起的驚濤駭浪的周小川，深知匯率問題對中國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個問題上，他也曾不無困惑的問道：“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好不好，資本市場完全對外開放好不好？對此不能輕易下結論。”這多少有點自問自答的味道。這種發問方式顯示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某種兩難和猶豫。不過最終(但卻十分艱難的)，他好像還是說服了自己：“信心與貨幣可兌換程度有密切關系，從經常項目可兌換到資本項目可兌換，對提高信心有積極作用”。但從一個旁觀者的眼光看，投資市場(當然包括國際外匯市場)的經驗表明，投資者對貨幣的信心從來就是難以捉摸的。它與貨幣可兌換性之間的聯系，起碼不像邏輯上來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等對沖基金驚險的投機歷史表明，這個市場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動，相當駭人聽聞。索羅斯曾經透過他二流哲學家的眼光，以艱澀的語言描述過這個市場的復雜性。在我們看來，這個市場“晦澀難懂”的程度遠遠超過索羅斯所使用的語言。

　　縱然有這些困惑，但我們還是相信，以周小川對“適時”的理解，在不遠的將來，人民幣擴大波動范圍的時機正在到來。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剛剛1000億美元的時候就已經表示：“我國補充儲備不足的目標已經實現，可不刻意追求外匯儲備的增長”。而截至2002年9月底，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600億美元。顯然，現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長的時候，已經是“適時”的時機。調整匯率波動范圍，不僅在他的職權范圍之內，也同時關系到他是否能夠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項更為重要的職責。因為不斷膨脹的外匯存款所引發的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將直接增加基礎貨幣的管理難度。而這，將與周小川作為央行行長的法定職責發生沖突。因此，我們判斷，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這幾年沒有發生不為人知的重大變化的話，那么可以預期，在人民幣可兌換性問題上，周小川將有所作為。

　　對“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對周小川和中國金融改革——不算短但顯然非常不完備的描述之后，我們還要做一個“不太專業”的總結。

　　我們要特別提示：實際上，無論是中國證券市場還是中國銀行體系所潛伏的巨大風險，都來源于一種我們稱之為的“體制性風險”(或許還有比這更恰當的表述)。這種風險超過在金融市場為大家所熟知的“系統性風險”，更遠遠超過由于個別制度缺失而發生在個別領域的所謂“道德風險”。這種風險不僅體現在金融領域，而且“暴露”于轉型期中國的幾乎所有領域。它無所不在，但又超過任何一個專業術語所能把握的范圍。那么，什么是“體制性風險”呢？簡單說，它是由文化及政治雙重因素所導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普遍示范狀態。一句話，它是一種價值體系被全面顛覆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個人、組織的行為幾乎完全失去了可預測性。在中國的經濟領域中，這種風險經常體現為制度的缺失，和技術的單調。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假像。就像在中國證券市場中以及其他領域中所體現的那樣，我們防范風險的制度和技術不可謂不多，但人們怎樣理解和怎樣使用這些制度和技術，卻可能導致非常不一樣得風險控制后果。

　　公平地說，這種風險是每一個轉型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特殊性卻在于：不少人似乎沒有意愿去建立一套全新的價值體系，他們任憑一種經濟上的市儈主義沖動主宰自己的理想，并由此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極其不良的示范。所謂轉型，首先是而且最終也是價值體系的轉型。于是，價值體系的轉型就成為所有轉型過程最核心的意義所在。在這一點上，我們與那些唯經濟甚至固執到唯增長主義的信徒，有著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們看來，那些發生在(或者僅僅是表現為)經濟領域的風險，可以通過專業工具甚至可笑的數學公式加以發現、控制、緩解、直至消除。這種傾向，在中國一些經濟學家那里表現得格外突出。但事實上，這只是一種錯覺。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以壞帳為例，當所有的人都有足夠的道義上的理由欠帳不還的時候，銀行風險實際上已經無所不在了。一個很黑色的笑話嘲諷了中國的這種現狀：現在，連鄉下的老農民都知道獲得貸款是一條致富捷徑。當然，這位老農民是絕少有這種致富機會的。而這種現狀，恰恰是中國沒有任何精神目標的轉型所導致的。換句話說，這是我們前面20年改革的一個“重要成果”。在這個意義上，改革的對家正是“改革”本身。這是許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實，但它的確是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一個基本歷史背景。

　　從這個背景出發，我們發現周小川(包括其他的改革者)將面臨許多不測的挑戰，但無論如何，我們要為他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