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后的中央和地方的大規模人事調整中，有四位中央正部級官員轉任地方黨政要職，頗為海內外關注。

　　　　他們分別是：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任天津市長；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王岐山任海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原人事部部長張學忠任四川省委書記、人大主任；原交通部部長黃鎮東任重慶市委書記、人大主任。

　　長期在金融部門任職的戴相龍表示，天津將積極發展各類金融機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爭取開展離岸銀行業務，籌建濱海發展銀行，組建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

　　在海南當地媒體的眼中，這位新省委書記愛說“小事”；王岐山告誡大家，這些口號不是提出來就完事了，需要把每一個細節考慮周全，落到實處。

　　張學忠認為，四川原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現在是商家必爭之地。四川有兩點最大的優勢：一是人才資源成本低；二是市場相當大。但要縮短同沿海地區的差距，還需用“超人的速度”追。

　　在重慶發展戰略中，水陸空交通建設無疑起著巨大的作用，而由長期擔任交通部門領導的黃鎮東出任市委書記，可謂匠心獨具，人盡其才。

　　戴相龍：

　　天津金融業必定做大

　　全票當選天津市長

　　2003年1月24日，中國第三大直轄市天津市的第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市政府領導班子。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以全票當選為天津市新市長。

　　當唱票人宣布投票結果后，戴相龍起身向人大代表們鞠躬致意，代表則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就在這次選舉前20多天，戴相龍離京就任天津市代市長。初到天津，他即表示，“從央行行長到直轄市市長是很大的轉變，工作內容、思路、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將迎接這個挑戰，盡快轉換角色”；“我將與天津市1000萬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勤政為民，不辜負人民的信任和殷切期望”。

　　戴相龍今年58歲，1967年畢業于中央財經金融學院會計系。參加工作后，曾先后在云南煤炭工業系統、江蘇銀行系統任職，一度還出任過江蘇豐縣副縣長；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后，歷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交通銀行總經理、副董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等職；1995年6月起，他從當時朱镕基副總理的手上接任一度由朱兼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職，在這個位子上長達近8年。

　　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戴在完善中國的金融調控和監管體系方面，在推動銀行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變革方面，成績有目共睹。在海外輿論眼中，他是本屆政府中一位得力的金融官員，甚至被評價為朱镕基推進金融改革、穩定中國金融的“左膀右臂”。因此有人預言，他必將在中國的下一屆中央政府中發揮重要角色。

　　在開發區的三句話

　　但出人意料的是，戴相龍卻在中共十六大后離開中央，轉任地方，這讓一些預言者大跌眼鏡。于是，海外又有分析稱，戴相龍從位高權重的人民銀行行長的位置被轉到天津市當“二把手”，說明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挫折，云云。

　　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在春節后與境外媒體的一次談話中徹底駁斥了這種猜測。他說：“我談的是正道消息，網上的一些話不正確。“戴相龍出任天津市長是中央經過周到考慮做出的決定，戴相龍長期在中央從事金融工作，而對領導干部來說，應該既有中央工作經驗，也要有地方工作經驗。”

　　張立昌還說，他自己不是搞金融的，而戴“是金融專家，有很多金融界的朋友”，到天津工作將提高天津領導班子的能力。目前戴相龍正在熟悉工作，一旦進入狀況，必將對天津做出很大的貢獻。

　　他還介紹說，原天津市長李盛霖“只有地方工作經驗”，因此被調任國家經貿委任副主任。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東明去年年底在向天津市干部介紹戴相龍時說，戴相龍政治上堅定，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工作，熟悉金融業務，領導經驗豐富，思路清楚，工作有魄力。

　　如張立昌所介紹的那樣，為盡快熟悉天津的經濟情況，戴相龍一到任就前往天津市最具發展潛力的天津開發區、濱海新區等地調研。在開發區，他有三句話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要走出國門進行具有國際水平的招商活動”；“開發區必須要有大范圍、綜合、開放、市場化的資本運作”；“開發區拓展土地的問題我來負責解決”。

　　中央寄予厚望

　　長期在金融部門任職的戴相龍深知，哪個城市、哪個區域能在資本運作上領先，就可能在發展中占得先機。他表示，天津市將積極發展各類金融機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爭取開展離岸銀行業務，籌建濱海發展銀行，組建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

　　在北京“申奧”、上海“申博”先后取得成功后，中國歷史最老的三個直轄市中，天津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需要創新，需要突破。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在中共十六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中央調戴相龍任天津市市長，從某種角度也可以解讀為中央對天津未來發展所寄予的關注和期待。

　　春節后的第三周，戴相龍等主要政府官員在天津市與以經叔平為首的民營經濟投資考察團進行了密切接觸。團員中的著名民營企業家劉永好、張宏偉、盧志強、唐萬里，民生銀行行長董文標等都向新聞界公開表示，要加大對天津的投資和金融服務力度。

　　“我對天津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戴相龍說。2月24日，他就任天津市長后首次與新聞媒體代表見面，他透露，天津市政府決定成立金融辦公室。他認為，天津在發展金融方面很有優勢，離北京很近，中央的精神來得快；他自己也長期在金融戰線工作，有領導金融工作方面的經驗。他表示，一定要把天津的金融業做大。

　　王岐山：

　　離任時的掌聲才屬于自己

　　首赴廣東次下海南

　　“在我日后離任時獲得的掌聲，才算是給自己的。”

　　200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官員宣布中央決定任命王岐山為海南省委書記的大會上，剛離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岐山，在眾多海南省高級干部面前作出了這樣的宣示。

　　今年55歲的王岐山被海外媒體形容為實干、具開拓精神的“經濟學者型”官員。他曾先后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主任兼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代所長、所長；1994年起任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在他任內成立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是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資銀行。

　　1998年1月，王岐山南下廣東，當選為廣東省副省長，主管金融事務。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后，廣東的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達50%，屬全國最高。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王岐山妥善處理了廣信清盤和粵海債務重組，化解了廣東的金融危機。2000年11月，他升任正部級的國務院體改辦主任。

　　從搞政策研究，投身金融，到地方實戰，然后回北京埋頭經濟改革研究，再到此次南下主政海南省，北京的政治觀察家認為，王岐山轉任海南，顯然負有收拾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后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的使命，挽救經濟出現“沉淪”的這個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換句話說，王岐山在體改辦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將在海南省進一步實踐，使海南再次成為經濟改革的“試驗田”。

　　海南第一擊

　　2002年12月底，王岐山就任海南省委書記一個月后，國務院宣布，批準海南關于處置積壓房地產的方案；至此，王岐山在海南的使命似乎更趨明朗化——解決纏擾了海南近十年的“爛尾樓”問題，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追回壞賬，將成為王岐山主政海南的第一擊。

　　在海南當地媒體的眼中，他們的這位新省委書記愛說“小事”，關注細節。比如在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有人談到省第四次黨代會提出建設“生態省”戰略時，王岐山告誡大家，這些口號不是提出來就完事了，需要把每一個細節考慮周全，落到實處；我們要建設生態省，不讓農民砍樹，就要想辦法解決農民的生活能源問題。現在我們找到了建沼氣池的好辦法，就要考慮農民建沼氣池的錢從哪里來，買來的水泥會不會質量不過關，燈具、灶具會不會是假冒偽劣產品。沼氣池建好了，農民就得養豬，豬苗從哪里來，養豬的防疫問題怎么解決以及后來的屠宰、銷售問題，這些環節都得考慮到，認真解決。

　　說到發展優勢產業戰略，王岐山說，海南的優勢產業是熱帶高效農業，但是我們發展農業的基礎設施解決了沒有？有的地方一下雨就澇，一天晴就旱，農業怎么發展？還有農村的道路交通問題，產前產后的服務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看起來好像很小，卻都是影響發展優勢產業戰略的大問題。

　　“急必出錯”

　　在與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人員的見面會上，王岐山又給大家說了一件“小事”。他問大家有沒有發現許多地方和單位每次開會都發包、發筆、發本子的現象。他說，就是這種“小問題”里面可能隱藏著大問題。一是造成了大量浪費；二是采購的單位個人或者是小單位往往從中撈好處，產生腐敗和不正之風。改進、加強機關管理要從這些細微點滴的地方做起。

　　上任之初，王岐山曾對人說：“來海南，我時時告誡自己一句話：千萬不能急，急不得，急必出錯。”但在省政協四屆一次會議的分組討論會上，面對眾多委員的提案，他坐不住了，向大會主席要求提前發言，他說：“這么多好材料，說真的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完。我知道每個委員上這個講臺發言之前，都是認認真真、思索再三的，多珍貴的送上門來的信息呀！我們各部門、各級領導，尤其是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他的話引起會場上熱烈的掌聲。

　　他認為，海南發展最大的資本就是環境，海南的水、空氣、陽光就是優勢，海南將成為中國人民未來的度假村。說到這兒，他問代表：“你們信嗎？我信！”

　　他說：“海南是中國的寶島，盡管現在它有許多缺點和不足，但有這么一個可愛的祖國，把海南帶起來不成問題。你們信嗎？我信！”

　　張學忠：

　　用“超人速度”縮小差距

　　甘肅起步

　　在中共十六大上，原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兩周后，中央任命他為公安部長，調任中央，而接替他出任西南第一大省省委書記的，是原人事部部長張學忠。

　　1943年出生、屬羊的張學忠，曾長期在甘肅工作。從最初的蘭州師范學校附屬小學的一名教員，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出任甘肅省副省長，20多年中，任職從未離開過甘肅。1990年，他出任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而當時的書記正是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1994年他調入北京，任人事部副部長；2000年12月出任部長。

　　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張學忠在人事部期間的工作有高度評價，認為他在任人事部副部長期間，會同有關部門，為初步建立適應各類人才成長的分類管理制度、推行公務員制度的實施、加強人才市場網絡建設、探索并建立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選人用人機制等做了大量工作，組織制定了《關于加快推進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見》、《事業單位聘用制度暫行條例》等法規性文件。

　　而任人事部部長以來，張學忠積極推動人事工作的改革與發展，組織研究和制定《人事人才發展“十五”規劃綱要》，認真抓好“人才隊伍、人事制度、人才市場、人事法制、人才部門作風”建設，加大高層次急需人才培養、引進力度，會同有關部門改革軍轉干部安置辦法，成功組織了APEC人力資源能力建設高峰會和人才戰略研討會等，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好評。

　　西藏經歷

　　中組部認為，張學忠具有比較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經歷過地方和中央國家機關多個崗位，駕馭全局能力和開拓創新意識較強，工作有魄力，善于抓大事，處理問題果斷。而對海外媒體來說，張學忠也曾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香港某報記者在西藏采訪時，在藏北的基層單位邂逅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的張學忠。那位記者的感受是，張學忠深入實際，講究務實，作風平易近人，言談生動風趣。

　　在今年1月召開的四川省政協會議港澳代表團分組會議上，張學忠就顯示了其幽默才能，他說：“今天老天幫忙，大放晴天，原來的天氣預報說是下雨，說明老天都聽政協的話。”他的話引來一片笑聲，會場氣氛也一下子變得輕松愉快起來。

　　而他表示“星期天打的上班，不用公車”，也成為他到任后四川人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在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張學忠專門提到了政協委員提出的“推進公用車制度改革”的提案，明確表示，提案提得好，并建議能有一個單位先搞起來，試點后再考慮在全省推開。

　　他認為，現在的公務用車制度確實有弊端，一些人把公車當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的政府官員星期天到一個離家5分鐘的地方去開會，不愿打的，卻給司機打電話讓其打的到單位去取車來接送。這種現狀是必須要改革了，如果再不改革，將來我們的行政經費開支將是一個無底洞。

　　治蜀方略

　　張學忠還舉例說，有一次他隨團到國外去考察，當地官員來迎接，舉行了簡單的歡迎儀式和做了第二天的安排之后，當地官員就讓司機把他們送到下榻的酒店，自己轉身乘出租車走了。張學忠說，這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當場表態：“星期天打的，我能做到這一點。”

　　在與周永康交接的大會上，張學忠向全省高干表態說，到四川這樣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西部大省工作，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奉獻的機會。他將“扎扎實實為四川人民辦實事、謀利益，以實際行動向黨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四川省今年“兩會”期間，張學忠初步披露了他的治蜀方略。他認為，四川原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現在是商家必爭之地。四川有兩點最大的優勢：一是人才資源成本低，中專技術學校畢業的，每個月100美元就滿意了，這在中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二是四川市場相當大，四川8600萬人口，一人喝一瓶可口可樂，就是很大的市場。四川這幾年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礎，但要縮短同沿海地區的差距，還需要用“超人的速度”去追。

　　他說，在東部沿海地區加速發展、西部兄弟省份你追我趕的形勢下，四川靠什么實現追趕和跨越？關鍵要做到思想比別人更新，政策比別人更活，工作力度比別人更大。

　　長期從事人事工作的張學忠還特別強調，人才和科技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要努力建設好“三支隊伍”，即黨政干部隊伍、專業技術人員隊伍和企業家隊伍。

　　黃鎮東：

　　完成“從線到面”轉變

　　深感壓力大

　　2003年2月11日，是黃鎮東由交通部部長職位接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滿100天的日子。這一天，他接待了香港報界高層人士赴渝參訪團。他高興地向來賓介紹說：“今天是我來重慶工作的100天，雖然時間不長，但對重慶的感受頗深。”

　　他向在場的人介紹自己說：“我在交通部工作了40年，當部長16年。一個部門干久了，思維難免有一些條條框框，換個工作環境對自己有好處。來重慶100天了，對重慶也有一些了解，我深感壓力很大。因為自己已經61歲了，按中央干部政策，我不可能再干很久，如果再讓我干十年，我對重慶很有信心。”

　　他還形容從交通部到重慶是完成了從“線”到“面”的轉變，交通是一個專業，像一條線，而對整個重慶來說，交通又僅是一小部分，因此，他十分樂意接受這種轉變。

　　他透露說，李鵬委員長今年來重慶時對他講，希望他多培養年輕干部，打好基礎，為重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好基礎工作。對此他深有感受。重慶歷史悠久，有很深的文化積淀，重慶人性格爽快，吃苦耐勞，包容性強；重慶的干部年輕、綜合素質好，重慶未來的發展要靠他們去努力。

　　他說：“我這個人比較實在，不喜歡喊口號，我來這里就是要為重慶做好基礎工作，實實在在地為重慶做點實事。”

　　先建物流中心

　　在過去的100天中，黃鎮東深入三峽庫區訪貧問苦，走遍渝西經濟走廊調查研究。他對香港報界人士披露，去年5月，江澤民主席視察重慶時曾指出：“重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有條件也應該走在前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爭取更大的作為。”

　　而通過對重慶的調查研究，黃鎮東稱，他所理解的“要求重慶發揮更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通過不斷增強重慶作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城市的功能，促進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充分發揮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

　　第二，通過利用重慶“承東啟西、左右傳遞”的區位優勢，大力加強與東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整個西部地區的聯合與協作，充分發揮中國西部與東部地區之間的“窗口”、“橋梁”作用。

　　第三，通過積極探索并切實解決好三峽庫區移民、國有企業改革、農村扶貧開發、生態環境建設等重點、難點問題，著力辦好中央交辦的這“四件大事”，探索行政管理新路子，充分發揮多方面的綜合試驗、示范作用。

　　1994年10月，江澤民主席曾為重慶確立了“努力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的奮斗目標。對此，黃鎮東認為，構建經濟中心的前提是必須變成物流中心，配合信息流，最基礎的就是交通建設。目前重慶現有的基礎及規劃，已具備了物流中心平臺的良好條件，初步形成綜合運輸體系，這在西部城市是最為獨特和優先的。重慶市的戰略規劃是計劃在2010年前，基本建成長江上游的交通樞紐、通信樞紐和信息中心，以期最終將重慶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

　　水陸空交通全面推進

　　而談起重慶的交通建設，曾擔任交通部長的黃鎮東透露，未來8年，重慶將建成1600公里高速公路，要在目前“一環四射”基礎上，達到“二環八射”的格局，總里程達到2200公里。另外，重慶市還將在今后五年新建四條鐵路(渝懷、渝遂、萬宜、重慶-涪陵-宜昌)，加上現有的成渝、襄渝、渝黔三條鐵路和已立項的蘭州至重慶的鐵路，最終達到“一環八線”鐵路，形成“米”字形樞紐框架，成為全國惟一擁有八條鐵路的交通樞紐。對于航空運輸，重慶在現有江北國際機場的基礎上，擴大機場容量。重慶萬州機場也將在今年5月通航，還將新建黔江舟橋機場。

　　黃鎮東特別強調了重慶在西部獨特的水運體系。他認為，長江上游的樞紐港只能在重慶，因此重慶將建成西部的航運中心，通過水陸轉換來推動重慶建成物流中心。非常熟悉長江航運的黃鎮東還特意強調，建好三峽大壩后，重慶長江航道航運條件將大大改善。大壩175水位，回水可至重慶主城上游的江津，萬噸級艦隊可直抵重慶，3000噸級的船舶可直駛重慶。

　　香港媒體認為，在重慶“五年打基礎，十年構框架，二十年建中心的三大步”戰略中，交通建設無疑起著巨大的作用。而由長期擔任交通部門領導的黃鎮東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可謂匠心獨具，人盡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