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劉冬北京報道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高西慶當然也不能。

　　1992年10月，國務院證券委成立，作為其辦事機構，中國證監會誕生。高西慶擔任首席律師及發行部主任，歷時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辭職。是時，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 ，證監會逐步渡過“摸石頭過河”階段，第一任主席劉鴻儒卸任。

　　1999年7月，時隔4年之后，高西慶再被點將，官至證監會第一副主席之職。而其時，證券市場氣象萬千，上市公司突破千家，以高新科技企業為龍頭的“5.19”行情正更新著投資者的傳統理念。稍后，周小川、史美倫相繼任職，證監會發動的一場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改革漸次展開。

　　2003年1月，引人矚目的改革尚未“收官”，證監會主席周小川調任人行行長，高西慶亦一同去職。高的“二進二出”頓時中外注目。

　　在高西慶唱著“歸去來兮”時，有好事者正在算著一筆帳：2001年6月，第4任證監會管理班子上任不久，我國證券市場總市值5.4萬億，而目前市值總額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減少6000億。

　　數字的確有些眩目，而其中蘊藏的含義——眾說紛紜。

　　一

　　1月5日，設于北京恒基中心10層的信利律師事務所，謝思敏博士從身后的書櫥中抽出一本顏色已有些發黃的書——日本大阪證券交易所1990年4月出版的刊物。刊物的首篇是謝思敏執筆饌寫的文章，一是闡述中國開設證券市場的構想，二是介紹當時積極推動中國證券市場設立的“民間機構”——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簡稱聯辦)。

　　“文章是我寫的，思路是大家的。”這里的“大家”，當然包括高西慶。謝思敏說，他留學日本，向日本人介紹情況，肯定由他來執行，“高西慶、王波明、李青原從華爾街回來，向美國人介紹情況，文章就由他們寫。”

　　現在看來，高西慶、王波明、李青原、謝思敏等一干人應當是標準的“海歸派”，只是當時并不時興這樣的稱謂。而中國的證券市場，正是發仞于這班老一輩“海歸”。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慶、王巍三人共同執筆，寫成《關于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政策建議》，這份“建議”又稱“中國證券市場的白皮書”；稍后，當時人行綜合計劃司司長宮著銘、經貿部部長助理周小川、高西慶等8人起草《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設想》，并于1988年11月9日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領導人就《設想》的咨詢。其時，高西慶回國僅3個月，身份為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

　　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創等9家機構，各出資50萬元，設立聯辦，宮著銘任總干事長，高西慶為首席律師，而來自中央的意見是——民間發起，政府支持。謝思敏回憶，創立聯辦的初衷就是想在北京設立證券交易所，“89年的6.4事件，使這一設想不可能實行，但聯辦創辦中國證券市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重視，不久深圳、上海兩家證券交易所分別開張，而聯辦都是主辦單位。”自此，中國的證券市場遂逐漸蓬勃起來。

　　高西慶回憶這段歷史時，曾有過如下一段話：“證券市場從那個時候、以那種方式搞起來，的確有偶然因素。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要不是你們幾個人折騰，中國還得再過些年才有資本市場——這不是恭維，而是說股票市場現在的弊端該由我們負責，或者說證券市場搞早了。”此番表態，雖不乏作秀，但當仁不讓的豪氣還是溢于言表。

　　二

　　1992年10月，證券市場發展形勢使然，中國證監會成立。長期行走在中國證券市場第一線的高西慶，完成了由書生到官員的“一躍”——建議者變成了制定者。

　　謝思敏對高西慶的評價10年未變——“睿智而不失書生意氣”。但角色的巨大反差，應付起來并不容易，尤其是發行部主任這一位置。股票發行是中國證券市場最為人詬病的一個環節，用證監會一位官員的話說，是“用最行政的方式解決最市場化的問題”，這在90年代初更為突出。“額度”分配給每個部委、每個省，而公司要上市，只能劍走偏鋒。

　　據稱，在高西慶首次為官的3年間，最愿意提及的只有兩件事：一是起草國務院《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發行。這兩件事，高西慶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干的是實事。

　　1995年10月，高西慶主動辭職。辭職后，回對外經貿大學教了一年書，又出山擔任中銀國際總裁一職。“二進宮”是在近4年后，一紙調令擺在高西慶面前，據稱之前并無上級領導的談話。書生畢竟是有意氣的，而在中國能施展意氣的最佳場所還是官場，于是高欣然受命。

　　隨后上任的證監會第4任主席周小川與高西慶互為舊識，志同道合。上任伊始，周開宗明義：一、證監部門不會調控股票指數的漲落，更不能將調控股票指數作為工作目標或工作方針；二、證監部門是證券市場的監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決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門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內部管理；三、證監部門要創造機構間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宜過多介入業界機構的管理和風險處置。此3條，簡單概之，就是證監會只做“裁判員”，不做“運動員”，徹底市場化。

　　“有了思想路線，一定要有組織路線來保障。”證監會一位官員說，該話解釋了這屆證監會中的“海歸情節”。2000年初，證券市場有一件很轟動的事情，即高薪聘請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隨后，“海歸派”大量涌入，據證監會人事處2001年初的統計結果，當時證監會中的“海歸人士”數量近50人，占證監會總人數的20%，且多數成為各部門的正、副職。

　　有了思想路線，有了組織路線，接下來的事情卻并未水到渠成。

　　三

　　每個人都知道中國證券市場弊端的癥結所在——股權分裂，感受了西方最徹底市場經濟的“海歸”們更明白“股權分裂”意味著什么，那打破它就成為此屆證監會的當務之急。

　　2001年6月12日，由財政部牽頭，包括證監會、經貿委、計委等6部委召開部級聯席會議，高西慶作為成員之一參加。會議做出“以市價減持國有股，補充社保基金”的決定——重病用猛藥，亂世用重典，“國有股減持”大幕由此拉開。

　　決定一經公布，結果皆能料到：股市劇烈下跌，投資人怨聲載道。隨后的5次國有股減持會議，官員、學者對減持方案爭論激烈，但減持的大旗一直未倒。2001年底，證監會公開征集市場人士意見，對6月12日的減持方案進行調整，應者如云。2002年1月26日，證監會選擇資深學者林義相的方案，但再次引發市場下跌。

　　戲劇性一幕發生在2002年6月24日，當天證監會“暫停國有股減持”的通知使兩市指數幾乎以漲停開盤。這天，有媒體打出標題——證監會“情感戰勝理智”。

　　有內部人士透露，2002年6月間，證監會曾兩次召集會議，再次商討國有股減持方案，最后的結果是暫緩國有股減持，以法人股減持先作試點。但6月24日股市的巨量上漲，使證監會最終選擇了退縮——畢竟大好形勢來之不易。

　　謝思敏如今是遠離市場之人，問題看得透徹，“別人在決策，證監會在監督，當然容易坐在火山口上”。

　　不僅國有股減持如此，好多事情也是異曲同工，如喧囂一時的“創業板”。

　　2000年10月，受美國NSDAQ市場、香港創業板市場指引，國內準備設立創業板市場，“創業型企業如何上市”成為深圳高交會最激動人心的話題，各種創業板論壇在國內隨處可見。但僅僅一年后，信誓旦旦的官員則蹤影全無，只有周小川主席一句沒有實質意義的表態———“中國創業板不是沒有戲而是很有戲”。

　　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對此表示難以理解。由于證監會官員的高調表態，數千家企業投入大量費用為上市做前期準備，證券公司同樣如此，如今創業板開市無日，資源浪費無法估量。同時還有信用問題。證監會對于深圳創業板何時開市曾經有過非常明確的表態，但突然變得誰也無法說清，人們自然會問：證監會說話都不算數，到底誰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機構？

　　承諾的事沒有辦成，遭人埋怨，力促而成的事情，也得不到理解：

　　B股開放：偏激的人說“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國”，理性的人說“沒有后續措施——沒有融資功能，沒有機構投資者，與A股合并遙遙無期，開放到底為何？”；

　　A股增發：2001至2002年，46家上市公司增發，融資366億元，且大部分公司增發后即“變臉”，不僅“圈錢”，而且“尋租”；

　　開放式基金設立：國內并無避險機制，而且在“熊市”推出，不合時宜等等。

　　應當說，以上種種，在西方市場都是成熟之舉，移于國內，與“海歸”思路一脈相承，而每每出臺此類“市場化”舉措，卻遭受市場抵抗。學者韓志國有句論調：“牛市化解矛盾，熊市激化矛盾”，但“牛熊”的調控，最為周小川、高西慶所不齒。

　　四

　　數載為官，高西慶變化幾何？觀察者有不同的角度。

　　“書生意氣未改”，這是來自證監會內部的評價，論據是“還是不分場合的講話，喜歡與人較真，有時顯得傲氣”，還有一個微不足道的議論：已經是副部級干部了，還坐著一輛舊的本田雅閣。

　　寫到這，記者想起一個小插曲：2001年7月，美國信安公司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辦一個小范圍的研討會，參加者包括吳敬鏈在內的知名學者和各部委一些司局級官員。輪至高西慶發言，其開場白是：“今天沒有記者在場，我可以暢所欲言”。那天討論的話題是社保基金的管理問題，高西慶暢所欲言的是：“照我個人的看法，國內的基金公司，沒有一家有資格來管理運作社保基金，如果可能，全部引進外國公司，但目前國家法規不允許呀……”，其直白的發言讓記者也吃驚。

　　“為官與為民確實不同”，這是來自民間學者的聲音。2000年1月3日，高西慶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有一場著名的“舌戰”，張是一位地道的意氣書生，對國內證券市場、證監會的評價一針見血，而作為證監會副主席的高西慶，其迎戰的方式則有些太極推手的味道，他舉了一個親身事例：1988年，一班有為青年要在中國建股票市場，其間雖然也見了一些中央領導人，但一直不能落實，直到一位“非常重要的、關鍵的領導人”拍板，事情才有了結果。

　　“高西慶的回答很巧妙，頗得為官之道”，民間學者評價，“但高西慶目前還不是非常重要、關鍵的領導人，他的位置上，無論是李西慶或是王西慶，應當只有微觀上的差別，而沒有宏觀上的不同。”

　　謝思敏在談到高西慶時，曾有一句評語：不迷戀官位。這從高的首次主動辭職已窺得一二，從這個層面而言，此時的高，應當不是一位失意者。

　　“他是一個改革者，清楚自己的角色”，證監會的一位官員說，“市場化進程的功效，現在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將來一定會體現，而投資者一定會享受到這場改革的成果。”據這位官員介紹，新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在上任的第一天，公開表示：保持兩屆領導班子政策的連續性。

　　但改革的成本是否又意味著數千、數萬億市值的蒸發？也許對普通股民而言，你許他一萬個美好的未來，不如給他一個真實、溫暖的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