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銳

　　在維系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諸多社會力量中，企業家已經越來越發揮著其他主體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為了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特定階層。也正是如此，才能讓我們能從更現實的角度對中國企業家的另一面做一畫像。

　　成長錯位矮了中國企業家

　　中國企業家的成長流淌著傳奇和動人的色彩，那些曾憑靠膽識最先闖入市場經濟汪洋大海并淘得第一桶黃金的“體力型企業家”，如今雖然大多淹沒在群星燦爛的企業家天空中，寂寥無聲，但中國的創業史冊中卻鑲嵌著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奠定了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張瑞敏、柳傳志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型企業家”競相弄潮，開始了重新打造民族工業的歷史，也正是從這時起，中國企業家贏得了在社會中的應有位置。

　　1998年掀起的風險投資和網絡公司的熱潮催生了中國第三代“創業型企業家”，這些生龍活虎、才高八斗的的后生們懷揣著自己的專利核心技術或核心服務能力，在網絡世界沖浪戲水，不管是IT的冬天還是春天，他們都在試圖寫出與前人不同的歷史。

　　每一個企業家的背后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經歷，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己所處時代甚至是先前歷史的印痕。以土地作為立身之本的“農業文明”使得中國的企業家還保存著對土地的絲絲眷念以及對與土地本質特征相近的固定資產等有形資產的癡情追求，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企業家不問產品生命周期，一上來就跑馬圈地、蓋石房、買機器，結果固定資產投入很多，流動資金難以為繼，生產不能正常進行；同時，在中國，領導時代先河的還是世襲的房地產大亨或是與農業高度關聯的產業。盡管“工業文明”早已滲透于國民經濟肌體，但我們仍然還沒有擺脫制造業為主的羈絆，在這個傳統的部門，我們的企業家艱難地甚至痛苦地被復制出來。

　　那些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們將“信息文明”端到了西方人的餐桌上，而“信息文明”又反過來讓企業家不斷體會著成功的快感。在現代西方，唱領風騷的則是信息高技術產業的后起之秀，新一代企業家群體在嶄新的風險投資模式下被快速批量培養和生產出來。雖然中國目前也試圖實現由“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轉體，中國產業企業家也開始向信息服務業企業家轉型，但畢竟還遠未成型和成熟。

　　這也許正是從特定文化背景中走出來的中國企業家隊伍的“美中不足”，導致了一個是標準的“工業時代”的企業家群體，一個是標準的“信息時代”的企業家隊伍。

　　權力情結累了中國企業家

　　全球經濟的車輪已經前行到了一個能夠預見未來的時代：一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地位取決于其企業競爭的實力與水平，而決定企業可否勝出的關鍵則是企業家整合資源的眼光和能力。

　　34萬余戶中國企業的數量足以可載入吉尼斯世界記錄，但為什么世界500強中中國企業寥若星辰？當我們面對著國際巨人們，我們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平均3000萬元還不到的企業經營性資產規模怎么能讓人挺起腰桿？在一個資本吃遍天下的時代，中國企業的競爭實力太瘦小了。

　　經濟學家和企業界人士在不斷地為中國企業尋找新的藥方，但中國企業家必須行動起來謀求整合。然而恰恰是在這一致命環節，我們卻被卡住了脖子。無論是董事長還是總經理，簽字拍板、運籌帷幄、發號施令，是任何一個試圖成就大業者都想干的美差，委身求全、屈身下嫁，自己面子上就過不去了，位子也擺不正了。這種由“權力情結”衍生而出的“雞頭文化”始終是中國企業整合路上的一塊最大的絆腳石。我們的企業家缺乏的是一種整合的內在沖動，并且過多地依賴于政府，而一旦政府行為失敗，于是舉起討伐政府的大旗來捍衛自己的“雞頭文化”。

　　“縱觀企業的歷史，沒有哪一個企業是靠自身擴張的方式成長起來的，又沒有哪一個企業不是靠兼并而最后發展起來的。”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得主斯蒂格勒如此總結和褒獎國外企業資源整合的路徑。企業家不計一城一池之得失，不計算個人升遷榮辱，更多地提升企業形象而非自己的派頭。看來，我們與別人的本質差距還是在市場觀念的層面之上。

　　急功近利害了中國企業家

　　中國的企業起步遲，規模小，在世界經濟大舞臺上很難聽到自己的聲音，特別是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紛紛“入侵”，許多中國企業家更是產生一種心理落差。同時“巨大的雄心”又驟然勃發，動不動就要“稱王天下”。許多企業為進入世界500強甚至制定了時間表，喊出“中國第一”、“世界第一”的口號，隨之而來的就是瘋狂投入和擴張。

　　中國的企業患上了“大企業病”，這是長虹集團總裁倪潤峰再度出山時說的第一句話，“聯想也出現了大企業病”，年輕的聯想集團掌門人楊元慶如是說。在筆者看來，如其說是企業有病，還不如說是中國企業家有病，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楊瑞龍的話說就是，中國企業家“做秀重于練內功”，熱衷于炒作、策劃甚至玩“空手道”。在這種急于求成的心態下，企業的擴張不可避免地變成悲劇。

　　相對中國企業家而言，多元化對于國外企業家來說可謂是一張爛熟于心的“作戰地圖”，所不同的是這些經驗老道的同行收獲更多的是成功，其中訣竅以事實為證：本田公司能夠成功地進入與己無關的行業，如汽車、割草機、水下引擎和發電機等，是因為它擁有在發動機方面形成的核心能力；摩托羅拉公司建立在其無線通訊技術專長之上的核心競爭力，不僅使其在核心業務交換機等通訊產品市場上享有持久的優勢地位，在BP機、雙向移動無線裝置和蜂窩式電話等產品領域也鶴立雞群；SONY公司的“微型化”能力使其在家用電器、微處理器、包裝制造、供電管理等多個領域遙遙領先……做大但不做濫，固本立基，兼容他業，國外企業家的成功之道可以寫進我們的MBA教科書。

　　后繼無人斷了中國企業家

　　在現代企業管理之中，對人的管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應當是一個出色的人力資源管理專家。

　　高素質的領導團隊體現出企業的綜合實力。在中國企業成長的過程中，企業家個人的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張瑞敏臨危受命“砸冰箱”，竟然“砸出”了一個世界級品牌；劉氏兄弟憑借1000元本錢搞養殖，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飼料大王”；柳傳志尋機下海，創辦計算機技術發展公司，打造出了聯想今天的輝煌……這些時下赫赫有名的中國企業在創業者手中像變魔法似的發展起來，創業者自然成為大眾崇拜的英雄，企業家的個人名望大過企業的名氣。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企業家難免產生一種職位的優越感，個人經驗于是成為范式。

　　不是說企業家的豐功偉績不能歌頌，而是說當企業成長到一定階段后就要依靠團隊的力量、集體的智慧。對此，杰克·韋爾奇道出了自己的從業真經，“我把自己比作海綿，不斷吸收和改進著領導成員的每一個好點子”，“CEO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讓你的屬下把自己最好的辦法拿出來，不斷尋求集體智慧的最大化。”

　　優秀的接班人反映著企業的未來。過去中國人都是在病床上剩最后一口氣的時候把子女叫到身邊立遺囑，而外國人一有資產的時候，20歲就要立遺囑，中國的企業家都是在人老了、退休了或者落馬之前才匆匆選定接班人。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企業之一的海爾、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企業家之一的張瑞敏，在權力的交接上也未能免俗。對此，經濟學家張維迎指出：“一個企業是否做得成功，要取決于個別人離去后，企業是否還能正常發展。”

　　員工的親和力成為企業勝出的標志。人們發現，在超級“零售帝國”沃爾瑪，總裁和合伙人(員工)始終保持著親如一家的關系，高層職員經常參加由公司發起的各種聚會，每年舉行的公司年會無一例外地邀請所有職工參加。任何人，包括總裁本人，在總部辦公樓前車場上沒有一個固定車位。而杰克·韋爾奇關于對員工的溝通、激勵和慶功的現身說法，還有他那獨特的“便條式管理”無不是國外企業家管理之道的粹煉。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家呢？用香港大學丁學良教授的話說就是“老板意識濃厚，民主意識薄弱”，此語也算點到了中國企業家的命穴之上。

　　規則缺失毀了中國企業家

　　2001年第12期《中國企業家》雜志發表封面文章《21位中國企業領袖全球競爭力重估》，柳傳志的發言可謂振聾發聵：“我們要更深刻地反省我們所處的環境。中國加入WTO的第一要義，就是要形成一個標準的商業環境。與IBM這些國際企業相比，中國企業的差距可以羅列為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諸方面，但是事實上也不僅僅表現在企業層次上，支持我們制定戰略和執行戰略的環境基礎都比較薄弱。”中國企業家所處的環境的確令人輕松不起來。

　　中國的“工業時代”還是一個“前工業時代”，大多數政府壟斷和管制的產業如石油、電力、汽車、電信等，還遠未走出“壟斷下的矮子”的影子。2000年初，美國媒體評出了對美國20世紀這100年影響最大的企業家，其中有汽車行業的亨利·福特，作為制造業的典型代表的汽車行業，是創造工業時代英雄的最好產業。而我國汽車產業還十分幼稚，還未能出現對傳統制造業產生巨大影響的“汽車巨子”。

　　“59歲現象”讓罩在中國企業家頭上的光環黯淡了不少。原因何在？還是我們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制度。“中國有天下最便宜的企業家——工資最低，中國有天下最昂貴的企業制度——大量破產”，北京大學教授宋國青一語中的；“中國企業家太窮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國企業”，美國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格魯德曼也如法炮制。的確，在一個產權不清晰的經濟模型中，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對于中國企業家來說實在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最近，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太平洋國際(TtowerPerrin)進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調查，結果顯示，各國大企業總裁的平均年薪美國達到106萬美元，英國70萬美元，法國60萬美元，德國41萬美元，瑞典35萬美元。中國企業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萬元人民幣左右。

　　話說回來，我們也有自己的激勵，如加官進爵的政治激勵，評先表優的精神激勵，這種與市場經濟的風向標完全相反的操作方法對于企業家的成長不能算是福音。官位是政府給的，榮譽是政府賜的，如此商業環境很難培植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在市場中產生，在市場中壯大，在市場中更新，國外企業家已經走出了一條通天之路。

　　(作者：張銳，37歲，中共湖北省十堰市委黨校經濟學教授，經濟學部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在國內外重要媒體發表學術論文及調查報告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