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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
“太精了!”這是各地生意人對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評價。
上海人因為精明，被人稱為“門檻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更包括對個人權益、利益的維護，該得到的，他們一分也不讓。這使
得上海人常常為一點點小利益而斤斤計較。在上海，人們經常看到一幅畫面是：在菜場上，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士為幾分錢與菜販子吵得不可開交。在生意場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識貨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據理力爭。上海人的錢不好掙。為此，韓國的一家報刊稱：“上海人都是經濟里手，……外國人很難從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錢來。”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其實，中國南方商人(如廣東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為區域整體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質，上海人整體上被人們認為精明之至，精明已經成為上海商人人格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謹慎小心，他們會注意到太多的細節。在做生意談判之前，他們多半已事先調查了解好了市場行情、談判對手情況等。他們的談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后才進行的。因此，與上海人做生意，常常會因個別小問題爭論不休，時間拖得很長，使人們常會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與其做生意時必須要有充分的耐心。
自負自傲
上海人的自負是眾人皆知的。
1985年，美國耐克公司與上海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艱苦談判。最后，終于下定決心放棄上海，將生產運動鞋的工廠搬到了廣州。美國人一向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負面前，只好別謀它途。一位美國商人說：“上海人除了有中國人通常在與外國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種‘中央大國’的自大外，還有一種傲慢心理，即他們覺得不需要外國投資者。”
上海人的自負感，源自上海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上海對全國工業貢獻最大，盡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國人民都認為上海人工資高，是有錢人，上海人也以此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對外地人有一個特別的稱呼：鄉下人。在他們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輕視，似乎天經地義。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就像獲得當年租界的領事豁免權，又像今天推行的銀行金卡，將會獲得眾多優惠。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為榮，不愿離開上海，人稱的“戀滬癖”成為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心理特征。改革開放后，上海發展更快，上海有強大的工業技術基礎、全國最高的人才素質及富有傳統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識，上海成為中國的一顆“東方明珠”。
上海人因為自信而生的自負，在生意場上，表現為他們對自己提出的做法堅信不移，認為自己的想法、主張是順應自然，合乎邏輯的，所有的人都應贊同，不愿讓步。為此，一位深圳的年輕經理抱怨說：在其他地方，對方知道我是來做生意的，都很熱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帶來的是討飯碗，個個架子十足，等著我磕頭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摳，摳得你無利可圖。這種生意誰肯做。
上海人這種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場上，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勇于競爭，精于商戰
上海具有商業競爭的傳統。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場雖尚不成熟，此時的商業競爭卻十分殘酷。洋商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之間，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競爭手段、激烈程度都給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爭之地，誰能立足上海，誰就意味著擁有財富。上海是鑄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爐，在這熔爐里，培養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為中國現代商業的精英，上海商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業手段之繁雜、經營思想之寬闊，令各地商人驚嘆。
中國近代商業精英云集上海，使他們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盤”，從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戰十分殘酷。上海商人個個都精于商戰。
進入21世紀，上海的市場經濟已經步入成熟之時，南京路每天客流量達300萬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顯風姿。徐家匯、淮海路大型商廈不斷涌現，首尾相接，形成了獨特的“圈狀模式”。許多商家采取的競爭手段更加復雜多樣，廣告戰、價格戰、品牌戰……硝煙彌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現非理性競爭，比如過分殺價、相互攻擊謾罵等。但是，作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須大膽參與，進行競爭。
目的明確
經濟利益是惟一原則
受長期的商業傳統影響，上海商人形成了以個人本位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講求實惠，漠視政治，關心個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則體現只講經濟利益，重利潤的商人風格。
上海在長期的工商業歷史的影響下，實惠哲學成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把這一觀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為上海人對實際的、具體的個人利益的重視，重視事物的實用價值，在形式和功能、審美與實用之間，上海人更傾向于后者，這一點極像美國人。追求實惠的上海人總是會在各種復雜的情況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業活動中，上海人較北方人較少地考慮面子、名聲等非經濟因素，而是明確地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種觀念反映在生意場上的買賣關系中，表現為上海商人買賣雙方都把對方看作實現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演繹為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得失的計算先于一切，商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投入多少與實際獲利的比較，評判自己行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慮的因素還有人情關系、地位差別等，而在上海，商人們卻很少考慮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經濟利益做為惟一原則和目的，只考慮賺錢不賺錢，只要有錢賺，幾個互不相識的人可以迅速組成一伙，而一旦經濟利益目的達到或這個團體達不到經濟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體。
守法守紀，契約意識強
長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與規范的觀念。上海人的這種觀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為極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點之一就是熱衷于建立各種規章制度、辦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況，上海人的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辦法，而市民也基本服從管理。
守法守紀，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觀念。上海是我國法制觀念最強的城市。即使在舊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為當時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國帝國主義的高壓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來的，都沒有可依仗的傳統勢力，那就只好憑自己本事吃飯，大家都應遵循相同的規則。因此，上海商人比較遵守商德、法規，這一經商意識沿襲至今。
上海人不做違法的生意，這雖不能說是絕對的，起碼是大多數上海商人的共識。在剛剛改革開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參與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來，不違法難賺大錢是其做生意的訣竅，造假賣假、偷漏稅款等頻頻發生，但上海人做這種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場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雞摸狗之事，甚至連“擦邊球”都不打。與上海人做生意時，應該遵紀守法，按規矩辦事，否則你就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和合作。
因為守法守紀，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據，他們契約意識強，重合同。這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上海現代商業歷史長，尤其是西方數百年商業傳統對上海深刻影響，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講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質，因此，他們較為重視合同契約。
上海商人做生意時，認真履行合同，一旦簽訂了合同，如無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上海商人大多會嚴格按合同辦事，決不含糊。簽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一般不能少的，簽訂合同是雙方合作的法律依據。
(2)合同簽訂內容全面，表述精確。特別對雙方的責任、義務有清楚的表述。
(3)簽訂合同時，對可能出現的意外盡可能考慮并有相應的對策條文。
(4)講究合同的合法性，認為合同的簽訂必須符合國家、地方(合作雙方所在地)的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不能夠產生因可預見的主客觀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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