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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清的下一站
文 本刊特約記者 王飛
在當前中國對外投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中東歐地區依然占比較小,這側面反映出中國-中東歐基金推進的難度,作為負責人的姜建清敏銳、有魄力,只是這次他要面臨的市場與帶領工行國際化時面臨的市場相比,有質的區別。
2016年11月,中國-中東歐基金正式成立,這是中國首個非主權財富基金,“政府支持、商業運作、市場主導”,初步規模100億歐元,計劃撬動500億歐元的信貸資金。注冊資本10億歐元,由工行子公司工銀亞洲全額出資。中國工商銀行前董事長姜建清出任負責人。
中國-中東歐基金要拉近雙邊的互聯互通,面臨的困難不小;開啟下一征程的姜建清,這次面臨的市場與當年“工行”的困境又有質的區別。
一場戰役
2012年,中國領導人在波蘭華沙正式提出“16+1”合作性框架,探索擴大與中東歐國家的雙邊合作。2013年秋,“一帶一路”概念形成。2014年,“絲路基金”成立。在新一輪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之下,中國快速調整定位,在全球市場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換句話說,就是重新配置資源,“把沉淀在低效領域的資金挪出來,投向具備經濟合理性的領域”。
新市場的形成,永遠不會是一日之功。中東歐基金的出現,同樣是一場永不結束的“戰爭”下個別的“戰役”。2004年、2007年、2013年,歐盟幾次東擴之后,擴大了自己的地理版圖和經濟規模,但中東歐地區參差不齊的經濟生態也使這里成為投資洼地。
為了幫助中東歐地區提振產業,歐盟地區發展基金和社會發展基金在當地已經做了不少努力。但據學者研究,由于行政管理能力的內部差異,效果也是各有不同。其中,波蘭、捷克、匈牙利屬于資金利用效率較高的地區,事實上,中東歐基金也正是以此為著力點,2015年,基金就已經進入事實上的籌備環節,并與波蘭政府、捷克政府初步達成了投資協議,兩國分別擬以3億歐元和2億歐元參與。
李克強2014年在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提出,雙邊建立投融資合作框架,目的是實現“互聯互通、產業合作”。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地區貿易額不斷攀升、投資額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額從2003年的86億美元到2013年的551億美元,十年之間增長了6.3倍。
雖然雙方各有所需,但中東歐地區自有其投資風險、經營風險和政治風險。除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外,其他地方的資本市場仍舊難說完善。在當前中國對外投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中東歐地區依然占比較小,這至少透露了兩個問題:第一,缺乏好項目;第二,投資門檻未必容易跨過。
兩個方面
中東歐基金新成立不久,具體項目尚未確定。姜建清說,基金將重點關注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制造、大眾消費等領域。但無論是誰處于姜建清的位置,都會自覺作出“經濟互補、產能合作”的表述,迄今為止,他有關中東歐基金的發言并無太大新意。需要關注的,有兩個方面:一是中東歐基金的可能性;二是姜建清的國際化思維。
第一個方面,不少媒體在報道中,將“一帶一路”與美國在二戰結束后援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然而,無論是從性質還是環境來看,兩者都有很大區別。相反,倒是日本的“黑字還流”計劃有很多可以類比之處。
1987年至1991年,日本處于經濟實力大增、國際收支盈利持續擴大的地位,急切需要為國內的資本和產能找到恰當的出處。“黑字還流”計劃旨在將國際貿易盈余、外匯儲備和國內私人資本通過政府發展援助和商業貸款等渠道流回發展中國家,以達到促進對外投資、平衡國際收支、日元國際化等目的。其中一種輔助做法是,以公私合營、多雙邊投資合作支持企業對外投資。計劃實施之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5年間增長了超過6倍,海外經濟版圖也迅速擴張。
和“絲路基金”這樣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相比,中東歐基金更側重于市場化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歐盟相關政策的規避,繞出關于政治目的的嚴苛審查。對照“黑字還流”計劃,中東歐基金的身份屬性,或許有助于率先建功,成為一支奇兵。
第二個方面,基金負責人的國際思維。工行16年,姜建清留下了飽滿的個人印記,這種印記或多或少都會被帶入到中國-中東歐基金的推進中。
論銀行改革,姜建清說,“改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沒有終結的戰爭”。在工行的16年,姜建清至少在三個戰役中展示了其作為銀行家的一面:一是不良資產處置,2000年,工行不良資產一度超過34%,被認為處于技術性破產狀態;二是股改,2005年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次年在滬港兩地同時上市;三是盈利,2006~2015年被認為是工行的黃金十年,凈利潤年均增長率為24.3%。
以2008年為分界線,第一個八年,姜建清把工行帶到了市場化的道路上。第二個八年,姜建清把工行帶到了國際化的路子上。如果說2008年之前,姜建清致力于處理“舊市場”,那么次貸危機之后,他就更多地是在關注如何建設一個“新市場”。
從永不終結的“改制”中,姜建清顯示出其敏銳的市場判斷力和堅決的執行力。他認為,銀行的國際化是要成為當地市場的重要銀行,而不能只作為國內企業在海外的業務辦理處。中東歐基金能否真正承擔起“互聯互通”的重任,還要看是否可以有效地配置市場資源。毫不懷疑,這位前宇宙行的領導者會依舊果敢和有魄力,只是這一次考驗性更大,當時工行面對的“市場”與當下中東歐基金面臨的“市場”,具有質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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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蔡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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