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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農信社

　　文 孫濤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耳熟能詳的話出處不明，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句話來自于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創始人賴夫艾森。

　　細細讀來，“信用合作社”似乎是一個略帶矛盾的名詞。

　　自從15世紀威尼斯的商人們首創了銀行機構，“信用”的經營者身上就一直籠罩著銀行家、社會精英甚至是資本貴胄的光環；然而，幾乎是在同一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合作制”，則更多地來自于那些飽受壓迫的小手工作坊以及小農場主。這兩個詞之間的矛盾，甚至還帶有些許階級上的不可調和性。

　　那么，既具有銀行屬性、又帶有合作制性質的信用合作社，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這還得從世界上第一家農信社說起。

　　直到19世紀30年代，工業革命的春風才終于吹到了德國，蒸汽機給大型機械設備帶來了不竭動力，極大地刺激了德國的工農業生產。在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背后，資本家、大農場主憑借著生產資料優勢，悄悄地將工業革命帶來的財富全盤裝入了自己的口袋，底層工人和農戶的生活境況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是因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而變得更加困難。

　　在當時的德國城市威雅布許，年輕的市長弗里德里希·賴夫艾森（Friedrch Raiffeisen）注意到了這些微妙的變化，決定給生活困窘的低收入農戶提供必要的補貼。

　　當時，合作制思想在歐洲大陸廣泛流行，賴夫艾森很快接受了這一思想，并把它用于解決自己面臨的難題。1846年，他設立一家名為“農戶消費合作社”的機構，按照最初的設想，這個機構將通過集體“團購”的模式，為農戶提供更為廉價的種子和食品，允許農戶在短期內融通這些商品。

　　合作社的推出，給無數低收入農戶帶來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希望。不幸的是，在該機構推出幾個月后，當地便遭遇了惡劣的自然天氣，導致農業減產十分嚴重，“團購”模式也進行不下去了。這讓賴夫艾森意識到，以共享消費品為目標的合作社并不能完全解決農戶們所遇到的問題，缺乏必要資金，才是真正捆綁在他們身上的枷鎖。

　　但在當時德國的政治體制下，賴夫艾森既無法阻止其他政客集體抵制針對受災農戶的補貼政策，也無力動員有錢的資本家心甘情愿地向農戶提供善款。不得已，他拋開既有的援救體制，想要設計一個針對窮人的信用機構。初期，他曾設想從資本家那里籌集一筆資金，用作信用機構的本金，卻不料資本家們聞風而動，在資金回報率問題上獅子大張口。情急之下，賴夫艾森決定自掏腰包，在1849年用6000馬克創建了第一家試點機構。但很快，新問題就來了，對于數量眾多的農戶而言，這點本金實在是杯水車薪；同時，甄別被救助對象的成本也非常高，新機構的運作效率很差。試點工作最后以失敗告終。

　　幸運的是，這位市長并沒有氣餒。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他發現，由于耕種作物、農田地理位置不盡相同，自然氣候給農戶收入帶來的影響也不同，這就導致同一個村子里的農戶出現了貧富差異，即便在收入最低的村子里，也仍然會有部分農戶擁有富余資金。如果由農戶自發設立信用社的話，是不是可以解決資金壟斷與短缺問題呢？而且，在合作制模式下，對受災農戶的“盡職調查”工作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從而彌補了先前試點機構的致命短板。

　　斷定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可行性之后，賴夫艾森很快組織60多個較為富裕的農戶，發起成立了佛拉梅斯佛爾德清寒農戶救助社。這所救助社延續了1846年消費合作社的傳統，提供基本物資的借貸業務，并頗具創新意義地收集農戶的資金，對農戶提供資金通融服務。

　　在經過兩次失敗之后，賴夫艾森第三次嘗試終于見效了。因為示范效應良好，他設計的農村信用合作制開始迅速地在德國各地生根發芽。這位市長的金融事業越做越大，1872年，他創立了萊茵農業合作銀行，1876年，又設立了一所具備中央銀行屬性的德國農業中央信用合作社。此時，農村信用合作社已經在德國大范圍、多層次地發展了起來。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耳熟能詳的話至今已經出處不明，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句話就來自于農村信用合作社創始人賴夫艾森。它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解釋了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本質：既是一種風險分擔模式，也是一次共享經濟的嘗試。也無怪乎這類機構一經誕生，便很快被世界各國紛紛效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