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家居假洋貨事件眼看要收場了，上海市工商局12月23日以達芬奇公司所銷家具未配中文說明書、產品質量不合格為由，決定沒收其部分不合格產品，并處罰款133.42萬元。孰料達芬奇公司在微博堅稱“從未造假”，還質疑工商部門的檢測標準和程序，聲稱將起訴上海市工商局。(本報今日10版)

　　企業不把監管部門放在眼里，非獨達芬奇公司如此。環顧中國，企業不服政府監管的例子很多：康菲公司在渤海灣違規采油，導致大面積原油泄漏，國家海洋局去督促整改，康菲公司虛與委蛇；國家海洋局宣稱“組織索賠”，康菲公司只當沒聽見。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要調查中國電信(微博)、聯通寬帶壟斷，電信和聯通態度傲慢，不予配合，反壟斷局將秘密調查公之于媒體。

　　政府執法部門不是法院，其行政處罰決定更不是法院終審判決，遭企業起訴，并不奇怪。達芬奇公司有維護自己權利的權利，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它可以窮盡一切法律救濟途徑。但我們再看看美國司法部，近幾年它調查了一批跨國公司的海外行賄問題，葛蘭素史克、輝瑞、西門子(微博)等一大批跨國企業主動吐出不當得利，向美國政府繳交巨額罰款。美國司法部尚在調查取證，企業就認輸了，他們顯然不想“窮盡一切法律救濟途徑”。

　　中美執法部門境遇如此不同，到底是為什么？原因可能很復雜，比如司法環境、執法部門的能力與效率，甚至執法部門的魄力與決心不同，都決定了企業的態度。美國有部《反海外腐敗法》，美國司法部有法可依；都說中國的海洋法不完善，而康菲公司深諳中國國情，所以不把國家海洋局放在眼里。但中國也不是真的無法可依，而是國家海洋局懶得作為。美國雖然有《反海外腐敗法》，但它調查的很多企業其實是歐洲公司，而且行賄主要在第三世界國家，調查起來也困難重重，但美國司法部的能力與效率擺在那兒，企業就不能不認栽。

　　舉一個例子：2007年5月1日，美國新聞集團宣布50億美元收購道瓊斯公司，美國證交委發現，香港人王勤競與妻子梁家安事先大量購進道瓊斯公司股票，數日后獲利逾800萬美元，美國證交委隨即指控兩人涉嫌內幕交易。在我們想像中，美國證交委遠在太平洋彼岸，王勤競夫婦在香港炒股，天高皇帝遠的，怎么查實？但不久，道瓊斯董事李國寶即與美國證交委達成交易，承擔責任，繳交巨額罰款。美國證交委的能力體現在，美國股市交易過程盡在其掌控中，內幕交易再隱秘，也逃不過監管部門的手掌心。

　　相反，我們的監管機關有時候不管事，等到管事，又發現自己能力不夠。既然有時可以不管事，也就不必練就一身監管的本領，監管能力不足，反過來又使他們懶得管事，所謂法律不完善，就成了他們不作為的借口。今年7月份，央視報道達芬奇公司拿著國家家具“保稅區一日游”，現在上海市工商局卻“無法認定”。國內的造假事實都無法認定，可人家美國是如何查清企業在國外的行賄事實、揪出香港居民內幕交易的？

　　□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