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陽一年前出臺公務員中午“禁酒令”，執行一年來，有269名公職人員受處分。據悉，該禁酒令實行半年，信陽就節省了4300萬元酒。禁酒后，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當地餐飲業，幾乎所有的飯店午餐的業務都下降了70%；接著酒類企業受到的沖擊更大，一個經銷商告訴記者，禁酒后每月的利潤幾乎為零，而茅臺酒的銷量不僅下降了50%，甚至連正常運行都出現困難。(1月28日《南方都市報》)

　　行文前請允許我先將“信陽禁酒令實行半年，就節省了4300萬元酒錢”里的“節省了”改為“減少浪費”。因為小小一個信陽市，單就中午一頓不準喝酒，公職人員半年下來就少花稅款數千萬元，這筆巨額財政金原本就不該像往年一樣大手大腳地豪擲的，不該花的沒花，那么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節省，只能說是通過一項強力的行政措施“拽住”了一些貪吃官員們的大吃大喝、大行浪費“公酒”的晃蕩腳步。

　　但話又說回來，人家信陽使出的這一懲治公款吃喝的招式，在我國尚為鮮見。一個120萬人口的信陽市，一年下來就能減少公款浪費8600萬元，如果不僅是中午“只禁酒還‘禁飯’”，加上再禁徹底一點，也將晚上用公款去埋單的名酒、名菜一塊兒給禁了，那么信陽一年減少浪費的數額一定不下2億。試想，全國有多少個“信陽”？這些“信陽們”所組成的“吃喝大軍”在一年內便可以毫不吃力地“啖掉”一個三峽工程。這才有不少人認為去年8月國家信息中心所統計的“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的數字很保守。

　　所以筆者認為應將“信陽鐵腕治酒”的個案引入更高、更廣、更深的層面予以全社會的重視，并配上制度性痛覺，把全國每年少浪費的這數千億公務吃喝浪費款，緊急注入到百姓基本民生的建設現場。顯然，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而是我們愿不愿意痛下決心去做。信陽敢于“革”自己貪杯的嘴巴的“命”，而且“革命”的力度不輕，成效也不錯。“禁酒令”讓名酒、名店們經歷銷售寒冬，當然是百姓之福，這從信陽百姓對此贊揚有加便可窺其里。

　　記得我國一名青年官員在美國紐海文市掛職作“市長助理”，在其學習結束后，市長對他說，“按中國禮儀，我該請你吃頓飯。可按規定，在外公款吃請超9美元視為行賄。你還是到我家里吃飯吧”。恐怕這并非市長小氣，該市雖然只有12.4萬人，但財政年收入高達3億多美元，可見這是他們的對每一分納稅款的忠誠在起作用。而我們不知從何時起，上接下迎、公款吃請盛行。名煙、名酒、名菜們，便很容易在這些高檔酒樓里找到那些公款報銷的“豪主”們。

　　要蕩滌公款吃喝歪風，除卻少數必要的國務和商務招待外，須有獨立的禁令監督方將貪吃者和貪吃的款額向社會公布，讓這些信息成為公開的“丑行”。再從體制的層面上，下狠心一舉打破“上接下迎、餐桌公務”的政務歪風體制。并進一步完善財政預算、責任追究制度，誰亂用公款吃喝，不但要“雙倍吐出來”，還要為之丟官，甚至像美國那樣上升到法律層面。如此，一定能遏制“豪吃”歪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