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品牌之源

　　達芬奇家居、施恩奶粉、歐典地板、阿詩丹頓熱水器、卡姿蘭化妝品——是什么樣的土壤使這些層出不窮的冒牌洋貨在中國大陸泛濫成災？香港也賣達芬奇家居卻為何貨真價實？這一切拷問的不僅僅是無良企業和監管機構，也在拷問我們的消費文化與法治意愿

　　文 本刊記者 馬麗

　　從歐典地板、施恩奶粉到眼下的達芬奇家居、味千拉面，這些或真或假的“洋品牌”一度贏取了被國產品牌傷害至深的中國消費者的信任。

　　然而，結果呢？施恩奶粉、歐典地板被證實為假洋品牌，達芬奇家居、味千拉面正深陷內外有別的欺詐漩渦。“洋品牌”集體淪陷，似乎指向一個現實：中國的這片土壤是“枳”的沃土，“橘”的墳墓。

　　在經歷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很多消費者已經對大陸產品失去信心，廣東沿海地帶的居民，哪怕是同一個品牌也要過關去香港購買。但是，并不是每個中國大陸人都有條件去香港買奶粉，去日本吃一碗拉面。

　　1“洋品牌”集體淪陷的鬧劇

　　號稱德國品牌的歐典地板是一個不標生產廠家和產地的純中國地板；標榜美國品牌的施恩奶粉注冊地竟然是美國一個停車樓下的空房間，所謂的美國施恩不過是一個空殼公司；喬丹(中國)運動品牌跟邁克爾·喬丹和美國耐克旗下的“Air Jordan”品牌沒有半毛錢關系；味千拉面所謂20多個小時熬制而成的鍋底其實是由湯粉、湯料調制而成……

　　在中國出現問題的“洋品牌”不勝枚舉，但是論其戲劇性和影響力，都不及達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芬奇家居”)涉嫌造假事件。

　　2011年7月10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播出了《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節目中指出國內最高端的達芬奇家居所售意大利原裝進口家具部分為東莞制造，通過出口再進口獲得巨額利潤，并存在嚴重質量問題。

　　7月11日，國內各大媒體紛紛跟進報道，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各地工商局和質監局到達芬奇門店收繳相關材料和進行質量抽檢；7月13日，達芬奇家居在北京和六大城市同步召開情況說明會，執行總裁潘莊秀華淚流滿面的表示所代理銷售的意大利品牌家具均為100%原裝進口；7月15日，上海市工商局經調查，初步認定達芬奇家居存在涉嫌虛假宣傳、部分產品不合格、多數產品不標注產地和材質三大問題。

　　2011年7月21日，達芬奇家居在其官網上公布了長達62頁的“致達芬奇顧客的一封信”，此信開宗明義：“盡管中國政府相關部門還在就媒體反映的問題進行嚴格的調查，但我們有責任向我們的新老客戶真誠地表達我們的歉意，以及我們對這些問題做出的檢討、反省、解釋和適當的澄清”。

　　也許達芬奇家居想表達的是“檢討、反省、解釋和適當的澄清”，但實際表達的卻是“澄清、解釋、反省和適當的檢討”。

　　這封信告訴消費者：達芬奇所有的品牌都有合法的授權；代理的意大利品牌絕對是原產；達芬奇與謠傳為達芬奇代工的東莞長豐公司沒有任何關系；達芬奇的極少數產品確實有保稅區“一日游”情形，但是這不但不會損害消費者利益，還可以給消費者帶來優惠；達芬奇的產品如存在質量不合格問題，源頭也在意大利廠家那里，是意大利廠家的責任。

　　在篇幅有限的反省、檢討部分，達芬奇家居承認存在的問題僅僅是部分廣告宣傳用語不符合中國法律規定，沒有盡到培訓員工的責任，他們對消費者說了一些夸大其詞的介紹。

　　這是一封挑戰中國百姓智商的公開信。它意味著達芬奇清白無辜，全中國媒體以及已經跟進的監管部門一起捏造了達芬奇涉嫌造假的新聞。

　　2監管空白縱容企業玩火

　　監管部門一直在“監管”，但不勝枚舉的質量問題證明了監管部門沒有絲毫進步——中國的產品質量問題的揭露幾乎沒有來自監管部門的主動發現，根據《法人》記者不完全檢索發現，從“洋品牌”的達芬奇家居、味千拉面、施恩奶粉等到國產品牌的三聚氰胺、瘦肉精、有色饅頭，幾乎所有安全問題的揭發都來自于媒體的報道。

　　以達芬奇家居為例，其在中國落地十三年一直沒有“遭遇”執法部門的質量抽檢，而有義務對其進行監管的涉及海關、出入境檢驗檢疫、工商、質檢等多個部門，即使達芬奇家居不存在問題，這也是個足以讓消費者寢食難安的消息。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喬新生表示：“坦率地說，作為一個大張旗鼓在中國市場上生產銷售的企業，居然能夠逃過工商、技術監督檢驗機構的監管，這充分說明我國的市場管理實際上是辦公室管理，換句話說，現在我國工商行政管理人員、技術監督檢驗部門負責人長期坐在辦公室，根本無法對市場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查處理。這不只是一個行政問題，它需要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加以解決。”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書成指出，在成熟的、講誠信的市場經濟下，商家是真正地把顧客當上帝，不停地迎合顧客的真實需求，并不斷地積累并樹立自己的誠信、品牌。而中國大陸的很多商家在很大程度上把顧客當傻子，不停地騙取顧客的信任，并從中獲得暴利，這種做法長遠來看是市場不成熟的表現，也是一種不懂得市場經濟規則的玩火自焚。

　　但是，為何還有那么多商家玩火呢？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歸咎于，在他們“玩火”獲得暴利之后，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他們并沒有像在香港等法治社會那樣會承擔可謂“傾家蕩產”的應得后果。

　　“達芬奇事件如果發生在香港，全香港，包括媒體、政府的各個部門等等，會以壓倒性的聲音和行動在最短的時間里把這類事件徹底解決掉，而且消費者的權益會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大陸很有意思的是，商家可以違背道德去進行市場行為，從而違法獲得暴利，但是事發之后，卻通過道德(如公開賠禮道歉等等)來緩解自己所應該承擔的賠償等經濟責任。這也是市場社會不成熟或者說存在問題的表現。”王書成說。

　　3政府善治是消費者唯一的指望

　　“中國的消費者必須有十八般武藝，必須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喬新生的這句話聽著像玩笑，卻是現實。

　　在中國，各級消費者協會遍布各地，但是每到重大事件，比如豐田汽車質量門、惠普電腦質量門，這個消費者的維權組織幾乎沒有任何可圈可點之處，在達芬奇事件中，中國消費者協會在給《法人》記者的答復中表示，目前沒有消費者自愿到中消協投訴，所以中消協不便介入。從某種意義說，長時間的不作為已經讓消費者放棄了這個維權組織。

　　與中國消費者協會沒有收到消費者投訴形成對比的是，達芬奇造假事件發生以來，盈科律師事務所中國區總部與各地辦公室陸續接到幾十位達芬奇消費者就達芬奇造假事件如何進行維權的咨詢，已有數十位達芬奇消費者委托盈科律師進行集體維權。

　　盈科律師事務所北京辦公室蔣蘇華律師向《法人》記者透露，他們正在征集更多的消費者，整理維權資料。時機成熟以后，他們會代理消費者提起集體訴訟，由于達芬奇家具動輒數十萬元，其索賠金額可能超過億元，極有可能創下國內消費索賠的紀錄。

　　蔣蘇華也表示，其實國內消費者集體訴訟也有一些，但是很多最后都不了了之，有的是在訴訟過程中協商掉，有的是消費者直接放棄，因為法律訴訟時間很漫長而司法公正又難以保障。達芬奇消費者有沒有堅持走下去的勇氣并不是確定的事情。

　　這很正常，中國人天性不喜訟，但是在政府監管缺位的情況下，他們經常淪為商家欺詐的對象，被逼著才拿起法律武器。毒奶粉、有色饅頭、地溝油、瘦肉精，一個一個事件讓人目不暇接的同時，也讓人變得麻木，失去希望。

　　王書成指出，若要國民重拾對這個國家的信心，并得以過上安心的生活，關鍵在于政府必須在憲法、法律之下運行，并要落到實處。“至于如何實現這一點，仍然要求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去不斷地改善目前不完善的制度，向法治的目標快步邁進。只有真正做到法治，把法律真正落實了，市場才有規則，才有秩序，否則，權力至上，法律如同課本，經濟指標再高，也不代表社會真的就進步了、國家真的就強大了。”

　　對政府而言，這也是一種自我挑戰！

　　鏈接—— 七大假洋品牌事件尋蹤

　　①施恩奶粉事件

　　施恩奶粉品牌造假一案最早緣于2007年11月《世界營銷評論》一篇題為《“施恩”奶粉是與非》的文章，文中指出了其迅速擴張得益于“洋品牌”的優勢，存在“誤導宣傳”的風險，但沒有引起相關重視。

　　直接事因產生于2009年5月31日，北京一幼兒家長郭利持國家食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中心出具的“檢驗報告單”來到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報案。這份報告顯示，施恩2008年幾個批次的奶粉三聚氰胺超標，引起了社會質疑：“施恩為100%進口奶源，怎么會含有三聚氰胺？”

　　6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了《施恩奶粉100%全進口奶源實際來自山西》的報道，所有焦點轉移到施恩奶粉奶源上，質疑是否存在虛假宣傳、欺騙消費者。經證實，所謂的美國施恩國際有限公司只是一個普通的私人住宅，同時施恩奶粉根本沒有在美國進行過銷售。6月16日，施恩董事會就發表了公開聲明：“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華人擁有，消費者一直以來視施恩為洋品牌、洋奶粉其實是一場誤會”。此次公告，被媒體解讀為“施恩已經公開承認自己并非洋品牌”。

　　②阿詩丹頓熱水器事件

　　2009年3月12日，鳳凰網財經編輯部收到網友的郵件舉報，稱號稱美國品牌的阿詩丹頓電熱水器是典型的假洋品牌，郵件中指出，“這個企業從一開始就是一家三姐妹辦的工廠”，“沒有一分美國資金，沒有一項美國技術，沒有一個美國人，卻一直在外包裝上打上美國獨資”。

　　《每日經濟新聞》于3月31日報道指出，“阿詩丹頓”商標是由中山市歐亞樂電器制品有限公司在國內注冊而成，公司成立時間為2003年8月15日，這與其在網站介紹上所說的 “1995年進軍中國家電市場”的時間相差甚遠。另外，在阿詩丹頓的廣告中宣揚“承繼美國BOCK公司50年專業技術，源自美國的專業”，但是，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網站上，都很難查詢到這家BOCK公司的相關信息。據調查資料顯示，阿詩丹頓以前叫作歐亞樂，只是一個依靠給其他品牌做代工而起家的OEM家電制造企業，到2009年之后才以“源自美國”這一形象開始作大規模宣傳推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假洋品牌。

　　③歐典地板事件

　　2006年3月15日，央視“315”晚會上歐典事件曝光。

　　歐典地板宣稱其創建于1903年，在歐洲擁有1個研發中心5個生產基地，并在德國擁有辦公和生產廠區。但實際上，所謂的德國總部，只是德國當地的一家木產品生產企業漢姆貝格公司，并且與歐典沒有任何產權隸屬關系。同時調查顯示，歐典商標在2000年才正式注冊，注冊人是1998年成立的北京歐德裝飾材料有限公司，其宣稱在北京通州工業區建立了合資地板加工基地，實際上產品在北京、湖北、杭州等多地均有生產，且大部分都沒有標注生產廠家和地址。

　　2006年3月20日：歐典企業總裁閆培金終于承認歐典地板“德國制造”的顯赫身世不過是一個國際玩笑，“德國總部”根本不存在，在宣傳手冊中出現的兩名“德國總部”負責人也是冒牌貨，并向全國消費者致歉。 2006年4月15日：北京市工商局豐臺分局對北京歐典木業有限公司下達處罰決定通知書：按照違反《廣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處罰，處以廣告費五倍的罰款計7473776元。隨后“歐典事件”另一當事人北京歐典木業有限公司被罰20萬元。

　　④喬丹(中國)運動品牌事件

　　1998年，福建晉江的一家小鞋廠在國內成功注冊了“喬丹”商標，并在此后的十幾年中，借用Michael Jordan的影響力迅速發展成為國內知名的運動品牌，目前福建喬丹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在國內擁有數千家專賣店，其產品也從最初的運動鞋延伸到了包括運動鞋、運動服飾、箱包和配件在內的多個體育用品系列。

　　事實上，真正與Michael Jordan這個名字有關聯的是耐克旗下的“Air Jordan”品牌，該品牌雖然進入了中國市場，卻并未注冊使用對應的中文名稱，于是，“邁克爾·喬丹”成了無主之物，最終被福建喬丹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搶注了商標。

　　喬丹(中國)有限公司對外宣傳為外商獨資企業，也讓大多數消費者誤認為喬丹(中國)的喬丹系列產品屬于美國產品，這種誤導不僅體現在名字上讓人將“中國喬丹”與“美國運動員喬丹”相混淆，其Logo上一個運動員在運球的動作，也與美國品牌Air Jordan上一個運動員的投籃標志極其類似。事實證明，喬丹是一個純正“國產血統”的運動休閑品牌，卻在消費者心中披上了洋品牌的外衣。

　　⑤卡姿蘭化妝品事件

　　“時尚就是卡姿蘭”——蔡依林為卡姿蘭品牌的代言，迅速提升了該品牌在國內的知名度。2010年3月14日晚，鳳凰網財經編輯部收到網友的郵箱舉報，稱蔡依林代言的“法國”卡姿蘭是山寨洋品牌。卡姿蘭陷入了“馬甲門”。

　　調查中發現，卡姿蘭官網為cn域名的中文網站，所謂的法國卡姿蘭(香港)有限公司，與法國毫無關系。該公司既不是法國化妝品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總部，也不是法國公司在中國的總代理，并且公司產品根本沒有在法國銷售。

　　卡姿蘭商標屬化妝品類，其商標持有人為廣州曼寶蘭化妝品有限公司，該企業已三年未經過年檢，該公司宣稱“經由香港進入市場”，但實際上在香港特區的商標注冊時間比內地還晚。另外，不僅卡姿蘭是出自廣州的“土特產”，法國卡姿蘭(香港)有限公司出品的其他姊妹品牌——凱芙蘭和蓮蔻均屬同樣的情況。

　　⑥尚瑪可家紡事件

　　上海尚瑪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尚瑪可”)是上市公司羅萊家紡的控股子公司。羅萊家紡稱，“SAINTMARC尚瑪可”是法國品牌，誕生于法國巴黎，以設計前衛、用色大膽而著稱。

　　2010年3月30日，一名自稱“家紡設計師”的人士爆出驚人內幕——“羅萊家紡下屬品牌、號稱20世紀最有代表性之一的法國時尚品牌SaintMarc‘尚瑪可’的床品設計，幾乎都是翻版改抄歐洲或韓國品牌的設計。”

　　調查指出，尚瑪可的所有宣傳資料都顯示該品牌來自法國，卻沒有涉及任何在歐洲的銷售情況。同時，尚瑪可的注冊主體幾易其主，羅萊家紡宣稱尚瑪可的商標是由SP-5國際進出口公司轉讓給上海尚瑪可的，而調查顯示該商標是由上海尚瑪可于2004年向商標局所申請，根本不存在轉讓之說，尚瑪可的亞洲獨家代理商羅萊家紡也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

　　⑦味千拉面事件

　　2011年7月23日，味千拉面自譽為核心特色的湯底卷入了“骨湯門”；24日，味千公司承認湯底為濃縮液勾兌；25日，官網撤下鈣含量數據；28日，中國農大羅云波稱，味千偷換概念進行夸大宣傳，要求味千道歉。

　　調查顯示，味千拉面曾送入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食物營養與分析研究室的檢測樣品—— “骨泥濃縮湯料”，非純豬骨熬制，且送檢樣品被證實稀釋36倍出賣，每碗湯的鈣含量宣傳為1600毫克，實際只有48.5毫克。宣稱湯底是經過20多個小時熬煮制成，屬于虛假宣傳。同時，資料顯示經營內地和港澳味千餐廳的味千(中國)控股去年將營業額的0.85%交給日本一家名為“重光產業”的公司作為特許權等費用，后者也是其湯底的供應商。但味千中國也證實，其“濃縮液”是一家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的工廠生產，但具體是哪家企業生產并未公布。(本刊實習記者丁幸 整理)

　　眾多監管機構

　　為何看不住一個達芬奇

　　海關、質檢、工商等多部門在名義上的共同監管，導致出現問題時各部門的權責不明、互相推諉，最終形成監管缺失的局面

　　文 本刊實習記者 丁幸

　　時至7月底，沸沸揚揚的達芬奇家居造假事件仍未終結，外界對該事件的拷問與反思進一步擴大。除了糾纏于達芬奇家居本身的問題，焦點也集中到了對市場監管缺失的質疑上。

　　針對工商部門“經費不足”等說法，中國政法大學吳景明教授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經費不夠完全是一種搪塞”，抽檢產品是市場管理部門的核心職責之一，這項基本職能的實現如果都不能確保，不禁讓人質疑政府撥款與年度經費到底流向何方，又何談民眾對監管部門的信任。

　　吳景明教授對《法人》記者表示，監管缺失不僅僅是監管部門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制度設計和體制的問題。有關部門對達芬奇的檢查過程就很好的印證了這一事實。

　　如果海關部門能夠從源頭上識破保稅區“一日游”真相、質檢部門能夠在產品流通前查明產品質量不合格、工商部門在銷售流通過程中抽查發現其產地不實、材質造假等信息，達芬奇騙局也無法延續至今。正是因為名義上海關、質檢、工商等多部門共同監管，導致出現問題時各部門的權責不明、互相推諉，最終形成了監管缺失的局面。

　　北京工商大學貿易經濟系主任洪濤教授則從“被動監管”的角度來進行解讀，他認為，目前的監管市場呈現出一副“不舉不管、不報不管、不曝光不管、不成焦點不管”的態勢，即使出現了問題，在影響擴大之前，也容易被有心人掩蓋過去。

　　從市場角度上看，由于社會一直存在對洋品牌的盲目信任，以致形成思維定勢，從而演變成監管部門的監管真空，變相的賦予了奢侈品“免檢產品”的待遇。

　　就消費者而言，目前這種對國內市場的不信任轉而盲目追求洋品牌的消費觀，刺激了假洋品牌們敢于鋌而走險。同時，出現問題后，消費者卻因為怕麻煩、保護隱私、工作忙等原因隱而不報，也為不法商人提供了牟取暴利的市場，加重了監管的難度。

　　從歐典地板到達芬奇家居，層出不窮的“洋品牌”造假事件引起了市場的強烈震動，如果監管環境仍不能得到改善，不難想象性質更為惡劣、影響范圍更廣的事件將會以更猛烈的勢頭出現。

　　吳景明建議從監管方法上改革。他認為監管部門應真正的運轉起來，對市場上的洋品牌進行徹底清查，特別集中在以達芬奇為首的奢侈消費上。

　　這種監管手段并非沒有實施價值和實現可能。事實上，達芬奇事件給家居行業造成的信譽危機，刺激了眾多洋品牌如愛依瑞斯、連鎖家具品牌BoConcept北歐風情等先后承認其屬于全球采購、國內生產。家居行業的這種澄清風波與實現市場監管的目標也是一致的。從監管方式上，必須堅持一個部門全權管理，堅決改變多頭、分段的管理現狀，這樣就能有效地促進監管職能的落實。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喬新生教授告訴《法人》記者，應該提倡從監管機制上進行創新。他認為，面對問題時不再是強調管理，而是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技術監督檢驗檢疫機關統一合并到商務部，由商務部成立投訴中心。在這種模式的設定下，由商務部作為主導部門進行統籌管理，其他部門協調合作。

　　以達芬奇為例，通過商務部主導，集中相關的執法力量，以工商管理部門和技術監督管理機關出面調查，無論是產品的進出口環節還是產品制造、包裝、宣傳、策劃、品牌塑造、銷售等一系列鏈條，通過各個環節的層層把關，實現監管上的無縫鏈接。

　　喬新生強調：“只有改變這種各自為政的執法模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現代化市場經濟需要的是一個健全的市場監管機制，必須將海關、工商、質檢部門的監管職能，與消費者協會的監督和行業協會的協調作用統一成一個整體。但在當前的市場條件下，消費者協會監督作用的發揮仍然有限。

　　消協在應對市場問題與消費者維權時的滯后與遲鈍，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觀點。在此次達芬奇事件中，消協依然只是事后提醒消費者科學購買，不要迷信洋品牌，而沒有幫助消費者進行有效的索賠與維權。

　　吳景明教授認為，要確立真正的市場監督地位，消協必須改變隸屬于市場管理部門的現狀，而是直接隸屬于政府部門。

　　從立法角度而言，應賦予消協獨立的法律訴訟地位，可以根據行政機關的相關查處結果，在不侵犯特定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下提起訴訟，保護受侵害消費者的權益，這樣才能真正的發揮消費者協會的監督職能。

　　林峰：香港怎么沒有達芬奇事件

　　對于消費者所受到的損害，不能簡單地推給商家，政府在其中也必須發揮一定的作用，使得權益受到損害的消費者能夠獲得應有的賠償

　　文 本刊記者 馬麗

　　達芬奇在香港亦有分店，然而在香港只有達芬奇家居，沒有“達芬奇造假事件”。作為一個在制度更加規范、法治更加健全的地域久居的比較法學者，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峰教授接受《法人》雜志專訪，為我們解讀為何在中國內地幾十萬的消費，并不比在香港幾十塊的消費更讓人有安全感。

　　1香港只有達芬奇家居，沒有達芬奇事件

　　看慣了內地質量安全事故，再次聽聞“達芬奇事件”，林峰已經不會覺得這還是一個簡單的必須要在法律上予以解決的事情。

　　“雖然也會憤怒這些違背道德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情形，但是經常碰到這樣的事情，逐漸發現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陸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問題，從而使得這種現象能夠不斷地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形式頻繁出現。這些現象在香港是無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像大陸這樣接二連三地頻發。” 林峰表示。

　　香港也有達芬奇家居分店，但林峰感覺香港達芬奇整體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香港媒體對內地的達芬奇家居涉嫌造假的報道，反映也比較一般。林峰告訴《法人》記者，香港整體上是一個非常講究誠信的社會，商業文化也是一種誠信文化，香港市民對于商家和消費品質量整體上都非常信任，且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市民到商場購物，一般不會首先想到該商品是不是假的，因為這個一般都不會發生的，而只會考慮價值、用途等方面是否合適自己。

　　根據自己對香港的了解，林峰認為在香港環境下，香港達芬奇家居不可能存在內地分店出現的偽造原產地等一些問題。

　　他指出，在誠信的成熟市場文化下，商家對于違背基本商業道德的事情想都不敢想，就如同怎么能去想象自己可以僥幸地逃離殺人的罪責，去殺人而獲得一些金錢，其中的道理都是相通的。雖然商家在邏輯上可以這樣去做，比如制造假產地的國際品牌家具等等，但是一旦發現就會徹底身敗名裂，以后的生活將難以立足，甚至轉行都困難，因為其已經失去了基本的誠信。

　　林峰繼續指出，在美國等發達法治國家都是如此。對于這種事情，如果出現了，老百姓也是一告一個贏，沒有任何懸念，而且政府絕對會追查到底，媒體也會追問到底。所以可以想象，政府監督部門的官員對于這類事情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也不敢失職，比如腐敗等等，否則夜長夢多，在民主法治社會中可以預見遲早要東窗事發，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2內地只有監管部門，沒有監管 

　　達芬奇家居號稱全亞洲頂尖家居奢侈品牌，中國內地富豪們對其趨之若鶩，但是據報道這樣一個高端品牌在中國落地十三年一直沒有“遭遇”執法部門的質量抽檢。此番東窗事發，也是依賴媒體的揭露。

　　對此林峰表示，維持了那么長時間而沒有檢查，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目前的監管執法制度存在一定的問題。而且， 這也無法完全排除人們對其中可能涉及的腐敗等問題的懷疑。

　　“健全的法律制度對市場監管非常重要，比如香港對此有一個《貨品銷售條例》(Sale of Goods Ordinance)，在此條例之下，如果執法嚴格的話，怎么可能會發生達芬奇造假這類事件呢？很難！”林峰指出，在消費品市場，政府的每一個監管部門都必須擔當起責任，不能有絲毫懈怠，否則會危及整個消費品市場的安全。

　　讓我們做一個假設：假設達芬奇家居涉嫌造假事件發生在香港，香港政府有關部門會怎樣反應，香港居民又會如何維權？

　　林峰的答案是：政府部門絕對會追查到底，媒體也會追蹤到底，直至把事情全部弄清楚，比如哪個部門失職了，哪個環節出錯了。于此，任何領導都不敢干涉調查和社會的監督，因為這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相反，有權責的政府部門還要對于自己所涉及的事務給市民一個交待。

　　而至于香港居民的維權，主要有以下幾個途徑，一是通過新聞媒體，因為香港有言論及新聞自由，這對于發揮居民進行社會監督的職能非常重要；二是通過向消費者委員會進行投訴，消費者委員會會立刻積極地進行調查；三是政府部門的調查監督，如果發現了違法產品，當然也要追究相應的責任。

　　其實香港居民的這些途徑并沒有什么新穎之處，內地都有，但是林峰強調的是“在香港，這些途徑都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四個字讓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香港商家不敢，甚至說不可能去造假。內地這些途徑都有，但是有多少不是擺設？

　　3轉型不是政府脫責的借口

　　內地各種社會問題叢生的現狀與轉型不無關系，有人將其歸于轉型過程中必然的陣痛，并列舉亞洲先發展起來的國家、地區乃至歐美發達國家都經過這一道路，但這并不能成為政府一系列問題事件脫責的借口。

　　“轉型是轉型，問題是問題，不能以轉型中問題來掩蓋問題。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尋找問題的源頭，并盡力解決，否則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會不斷出現。比如這些事件中的腐敗問題，政府監管不力的問題，商業誠信的建構問題，等等。”林峰表示，“如果這些問題一直不解決，反而會形成一種腐敗文化、商業不誠信文化，這都是非常危險的。如果都以轉型作托詞，最后是不是要建構一個腐敗的、不誠信的社會主義社會？顯然不是！”

　　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當這些國家或地區在轉型的時候，也面臨今天中國內地面臨的問題，但是與他們相比，中國當前經歷的的陣痛似乎太嚴重了點。毒奶粉、毒饅頭、地溝油、歐典地板……一個一個事件讓人目不暇接的同時，也開始讓人們變得麻木，失去希望。

　　林峰指出，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和推進，從而確保政府以及市場能夠盡快地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轉。具體到老百姓的生活層面，如果要讓國民對政府充滿信任，政府就必須著力解決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切實保障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比如對于達芬奇造假事件，消費者受到的損害很大程度上雖然是由于商家的假產品造成的，但是政府對此也有不可忽略的責任，因為這些產品畢竟是在政府的監管下走進市場的。所以，對于消費者所受到的損害，不能簡單地推給商家，政府在其中也必須發揮一定的作用，使得權益受到損害的消費者能夠獲得應有的賠償。

　　繁榮市場背后的法治困局

　　市場看上去不管有多么繁榮，如果偏離了法治，就會導致商人失信造假，為所欲為，因為其已不須去考慮所謂的規則乃至法律，結果就是讓人民對整個市場乃至社會逐漸失去信心

　　文 王書成

　　面對“達芬奇家具門”事件，人們在贊揚媒體立了大功的同時，無疑都在強烈譴責經濟領域的欺詐或唯利是圖等現象。這種現象對于當今中國似乎已不是一種偶然，因為之前也經歷了很多類似的事件，如毒奶粉、瘦肉精、黑心棉等等。從道德的角度來說，這些商家固然違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線，視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顧，只想著往自己的腰包里賺取黑心錢。但是借著我們自己一直鼓呼的“市場經濟”這面旗幟，換個角度來看，這些商家似乎并沒有違背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律，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達芬奇家具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繁榮市場背后的法治困局。雖然追尋法治對于掌權者來說也許是一種自尋煩惱，因為法治要求權力必須馴服于憲法和法律。但是離開了法治，讓我們心存擔憂甚至恐懼的是下一個可能馬上發生的“食品門”或“家具門”之類的事件，當然所有人都難逃其中。

　　1沒有法治，自由市場貽害無窮

　　如果不是新聞媒體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爆料了其中的丑象，說不定達芬奇家居公司很快就在一片鮮花和掌聲中上市了。即使換成你，如果你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商人，我想一般也會抓住機會干上一票，只要你還算得上是一個比較精明的商人，還算懂得從商的基本命律，正所謂“無商不奸”。從商業的角度來說，也許事發之后，一些商界同行甚至還在感嘆達芬奇家居公司在商業策略上的高明乃至可學習之處，畢竟其在短短的十三年里就發展成了現在的規模，這在商界至少也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典范”了，雖然可能同時也在惋惜它這一次所遭遇的“厄運”。

　　雖然從自由市場的角度，達芬奇家居公司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其所采取的諸多卑鄙手法也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從正常人的理解來看，畢竟這些手法違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線而應該受到譴責或懲罰，方可消解消費者心中的怒火！這似乎存在一種現象上的悖論，即一個商業主體在市場機制中努力追求利潤最大化，到頭來卻落得如此下場。也許有人會說，你不該貼假國際標簽、不該假冒“進口”云云，但是反過來，你不貼，不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別的商家發現了竅門就會搶先一步去“貼”或“進口”等等，那豈不是把自己可以搶占的“商機”拱手讓給別人，等著淘汰的命運嘛！

　　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作為市場個體，無疑不具有真正的經濟自由，因為資源主要都是依靠國家進行調配。雖然彼時的市場也井然有序，但缺乏生機與活力。在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之后，市場逐漸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三十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市場不斷繁榮活躍的三十年。目前中國在經濟指標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歸功于市場的逐步開放。

　　但是，讓人困惑的是，香港、美國等發達地區或國家實行的也是自由開放的市場政策，為何就不會接二連三地出現中國大陸目前所呈現的諸多有違良心道德的商業門事件呢？當然不是說香港、美國等地的商人都沒有遵循“利潤最大化”原則而只管去做慈善家了，他們同樣會在制度的架構下費盡心機去蓬勃發展自身的事業。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是一種“遵循規則、踐行法治”的市場，而中國目前的市場還遠未達到踐行法治的狀態，因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之中。

　　2沒有法治，道德蕩然無存

　　如果說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那么“遵循規則、踐行法治”無疑就已經為市場提供了基本的道德底線，從而可以防止并杜絕類似“達芬奇家具門”事件的發生。

　　首先，在法治狀態下，諸如香港的《貨品銷售條例》等規定都已經明確地對消費品的市場流通設定了標準和規則，那么商家須嚴格按照這些規定來進行商業運作，如正確地標明產地等等，因為可以預見其后的政府監管部門也會嚴格執法，因為監管稍有懈怠便要承擔在一般人看來也許難以“忍受”的法律責任。如果商家不遵守規則，一旦發現也會面臨可能讓其傾家蕩產的后果。即使在消費品進入市場之后，在法治狀態之下，如果在正常的范圍內發現了瑕疵產品，那么消費者也可以如實地獲得利益上的賠償，對此不存在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就如同俗語所說的“殺人必須償命”。由此，怎么可能會出現那么多的食品門事件呢？

　　然后，回望達芬奇家具門事件可以發現，中國的法治還存在諸多缺漏，比如這些家具竟然可以在政府監管之下“出口”至保稅區，然后又“進口”到市場，“一日游”之后就變成國外原產同樣商家在東窗事發之后，竟然首先想方設法進行可謂“睜眼說瞎話”式的辯護，企圖逃避責任。所有這些都足見作為法治精髓的規則意識早已被政府部門乃至商家蹂躪于腳下！

　　比較來看，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自由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法治是相互契合的，而中國市場的自由發展卻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法治的軌道。正是由于市場偏離了法治，才導致了商人可以自由地為所欲為，因為其已不須去考慮所謂的規則乃至法律。規則所內含的基本道德早已蕩然無存。這種后果的嚴重性也十分明顯，那就讓人民對整個市場乃至社會逐漸失去了信心，對政府的執法也慢慢地失去了應有的信任感。但是歷史經驗從來都告訴我們，一旦真正地觸怒了人民，輸家必定是腐朽的政府乃至整個國家。

　　3沒有法治，誠信社會是朵浮云

　　從經驗的層面來看，發達國家或地區都型塑了一種誠信社會。在誠信社會里，公民一般都自覺地遵紀守法。

　　反觀中國大陸，社會已經逐漸偏離了誠信的軌道。就自己的個人體驗來說，如果在大陸去購物，經常遇到的問題首先就是侃價，因為商家報的價格一般來說都是虛高的。如果你不侃價，估計要被人譏諷為傻子。但是在中國香港，絕大多數(不排除極少數地方)購物區都根本不存在討價還價這回事，因為在一個講究誠信的社會里，何必首先以一種騙人的姿態標個假的虛假，然后雙方再PK彼此侃價的功力呢。個人曾試圖侃價了兩回，得到的卻是商家“鄙視”的眼神，甚是無地自容，也讓人反思許久。雖然這是一個很小的細節，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市場誠信的構建程度。

　　同樣，現在大陸很多人士選購物品首先是對同類產品進行比較，并時常是通過自己的嗅覺、聽覺、味覺等功能來對產品質量進行經驗性“檢測”，以防上當受騙，而產品所標識的說明或承諾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消費者的信任。這種現象現在可謂俯拾皆是。但殊不知，這些質量檢驗等諸多事宜本來都應該是由政府監管部門來嚴格把關的，現在卻在很多情形下將其交給了人民自己來“檢測”。可見，這種失去誠信的社會現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歸結于法治的缺位，即權力部門沒有身體力行應當履行的法律責任，從而使得人民對政府所監管的社會逐漸失去了信任，當然也就難有誠信可言了。

　　市場繁榮了，經濟騰飛了！這是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之后，大家所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場開放之后，我們所面臨的不是沾沾自喜于市場的開放，因為這只是極度封閉及大幅落后之后走出的一小步而已。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市場早就開放了。對于開放的強調在現代社會可以說已經顯得有點多余。同樣，如果一味地強調市場經濟本身所帶來的成就，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反而顯示了一種落后的愚昧，因為歷史上與其相對的計劃經濟體制早已不再適應現代的需求。

　　在經濟話語霸權的現代中國，也許我們應該再次深刻反省“依法治國”這一法律話語，畢竟從一九九九年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莊重地載入憲法之后，迄今已逾十年。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之中，雖然已經宣稱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