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民幣升值速度的不滿并非關鍵，重要的是施壓過程；影響升值的政治周期可能超過了經濟周期

　　□ 本刊特派華盛頓記者 李增新 記者 于海榮 | 文

　　強硬制裁聲

　　中美之間就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的角力又趨激烈。9月14日，由商務部副部長王超率領的中國經貿代表團飛赴美國，新一輪對美貿易投資促進活動展開。30家企業的近50名企業家隨行，交流重點包括能源、科技創新合作等。

　　“除此之外，商務部在今年后一階段還會組織兩個貿促團對美進行經貿交流活動。”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9月15日向記者透露。

　　這邊廂，在華盛頓，國會剛剛秋季復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首場聽證正是針對中國人民幣匯率。而且，在9月15日至16日兩天時間內，參眾兩院緊盯這一主題舉行了多場聽證。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出席了其中的兩場聽證會。他對6月19日以來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和幅度表示失望，提出人民幣仍然顯著低估，但他對眾議院一項“制裁”中國的法案持謹慎態度，也不贊成草率將中國冠以“匯率操縱國”的稱號。

　　他提及，在將于10月15日發出的半年一度國際經濟政策和匯率政策報告中，美國財政部將依據中國匯率改革的實際情況做出“客觀評論”。

　　敏感時刻，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驟然加快。9月1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7172元，連續七個交易日上升，累計升值幅度約達1.1%。觀察人士稱，這一幕與6月匯率機制改革重啟前有些相似，但市場自那時形成的人民幣微幅升值預期，突然打破。

　　對人民幣匯率發動攻擊的“炮彈”是2009年初擬的HR2378《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

　　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聽證中第一個提供證詞的，是該法案的發起人之一萊恩(Tim Ryan)。

　　他提出，人民幣匯率低估可能最高達到40%，相當于中國出口商品被補貼了40%，美國出口至中國的商品則被征收了附加關稅。在2001年至2008年間，美國國內因此損失的就業崗位達到240萬個，使美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下降至不足10%。

　　萊恩的這一法案將授予美國商務部新的權限：在認定貿易伙伴存在匯率低估時，可以采取反補貼措施。他提出，到目前，商務部從未在貿易裁決中視中國匯率為補貼措施。“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沒有‘牙齒’，這才造成了中國政府總是在玩貓鼠游戲，一到關鍵時點就提高人民幣價格，過后又回到常態。”

　　HR2378又被稱為“萊恩-莫菲”草案，另一主要發起人是該委員會共和黨議員莫菲(Tim Murphy)。萊恩稱，目前這一法案已經獲得眾院143名議員支持，是最具“兩黨性”的法案之一。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又名“歲入委員會”，是主管美國稅法的關鍵領導機構之一，目前由41名議員構成。HR2378的委員會投票尚未舉行，只有通過此關后才能提交至眾院全體審議，目前表示支持的議員數量距離“過線”的218票還遠。即便如此，不少政治分析預計“萊恩-莫菲”法案可能在眾議院過關，但參議院在11月前過關相似版本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對這一草案的分歧仍然較大。來自農業大州內布拉斯加的共和黨議員史密斯(Adrian Smith)便提出，美國對中國的農業出口在過去六年內翻番至159億美元，對中國或其他國家采取懲罰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必然會引起報復行為。

　　“別忘了，我們居民的超前消費和政府的13萬億美元公共債務，才更是需要反省的失衡根源。”堪薩斯州的共和黨議員詹金斯(Lynn Jenkins)這樣強調。

　　白宮立場未明

　　面臨兩黨議員壓力，蓋特納除了抱怨人民幣依然低估，卻也堅持了他過往的觀點，甚至對得出中國操縱匯率的結論是否有益表示懷疑。

　　在16日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聽證會上，蓋特納采取較為中立的立場。他強調中國是美國重要的出口市場。

　　本次危機后，中美貿易恢復明顯快于美國對其他貿易伙伴。2009年，美國對華出口增長了36%，與危機前相比增長了16%。“中國是美國恢復就業的關鍵來源。”蓋特納說。

　　另一邊，蓋特納也對出現復蘇苗頭后，中美貿易失衡反彈表示憂慮。他表示，歡迎最近一周以來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快，關鍵是這一趨勢是否延續；總體來看，6月19日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太慢、幅度太有限”。此外，貿易加權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還在近期出現過貶值。

　　雖然沒有給出具體的目標，他多次以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20%以上、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3%為例，指出人民幣升值的關鍵在于“速度和幅度”。

　　此外，蓋特納還對中國部分產業和貿易政策不滿，包括知識產權保護、自主創新規定等。他認為中國的策略是，外資企業如果進入銷售，就最好在本地生產，帶來技術，轉移技術，最后再出口至海外。

　　面對議員們的強大攻勢，蓋特納并沒有改變一貫主張。參院銀行委員會委員、紐約州參議員舒默(Charles Schumer)在聽證會上譏諷道，“這個房間里，恐怕只有你認為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你到底怕什么？”他堅決回應道：“在得出匯率操縱結論后，法律只規定政府要與對方協商，這正是我們一直在做的。這究竟有什么不一樣？”

　　在議員的緊逼下，蓋特納表示“總體上支持”旨在通過反補貼措施抵消人民幣低估效果的“萊恩-莫菲”法案。但他隨即補充道，目前財政部、商務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部門正在仔細研究，白宮尚未表明立場。而美國政府最關心的，其一是法案是否有悖于美國在世貿組織的承諾；其二是出臺后引發的反應是否符合美國利益。

　　此外，蓋特納也不贊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有關“匯率低估可視為補貼”的說法。他稱，“雖然我在幾乎每一個問題的看法上都與伯南克相似，這一點上我不敢茍同。”

　　法案規定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第三方的評估為準，確定人民幣低估的幅度，指導美國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蓋特納認為各方在“人民幣顯著低估”這一結論上容易達成一致，但低估幅度很難確定，何況它還隨著經濟權重和貿易條件而不斷變化。“我至今都沒看到令人信服的方法和標準。”

　　蓋特納還強調，匯率問題并不是中美失衡的惟一成因，再平衡還有賴于匯率之外的整體經濟結構調整。中國要在加大醫療、教育、養老體系投入，利率市場化，降低能源補貼及開放服務業等多方面做出努力，這些都不會一蹴而就。

　　美國自身的經濟復蘇和競爭力提升也十分重要。蓋特納又說，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要通過稅制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基礎教育和研發投入等長期計劃來實現。

　　難免政治化

　　“這一次國會相當較真，我覺得不只是普遍猜測的眾院HR2378有可能通過，甚至參議院都會有個法案過關。”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CSIS)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傅瑞偉(Charles Freeman)對本刊記者作出如此預測。

　　11月初的中期選舉已近，美國民主黨正面臨來自共和黨的強大攻勢。目前的預計是，在眾議院占多數的民主黨，很可能在今秋轉為少數黨；在參議院，民主黨的59席本已不足60票的絕對優勢，即使不至于丟掉多數，席位也會繼續下降。

　　面對激烈的選舉形勢，“人民幣匯率”成為相對輕易得分的一張牌。國會聽證會的意圖之一是要搞清怎樣“武裝”美國政府，使它在中美經貿關系中具有更強勢地位。

　　中國官員已熟悉此道。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直言，“我們不希望看到少數的政客為了選舉的需求，對中國的貿易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給予指責。”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開放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何偉文也稱，美國人自己都已承認，貿易問題在美國已經變成政治問題了，立法者抓住中國作替罪羊，幫他們提高中期選舉票數。

　　“這是一場政治游戲，施壓的過程而不是結果更為重要，”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對本刊記者說得更為明確，“其實這誰都知道，單靠匯率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不過，美國可能的策略改變不能不引起關注。正如眾院籌款委員會主席萊文所說，立法本身只是一個手段，真正的意圖還是在于促使中國放開市場準入，推動美國對華出口和投資。他的規劃包括：多邊途徑解決問題——不僅包括中國，還包括剛剛干預外匯市場的日本，發揮G20峰會和IMF的作用；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最后才是美國立法和單邊行動。他表示，三者可以選擇，也可多管齊下。

　　美國學術界代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參加了兩場聽證。他的言辭較以往趨于強硬。他建議，立法、市場反向操作、國際機構磋商多頭并進。美國財政部應在匯率政策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通過“萊恩-莫菲”法案，對中國央行的操作進行反向對沖。

　　“如果我們都不能這么做，如何說服IMF和WTO，并促使他們采取行動呢？”伯格斯坦反問。

　　在蓋特納看來，采取雙邊和多邊磋商途徑已經擁有較多的機會——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商貿聯委會、IMF、WTO和韓國首爾G20峰會。他舉例稱，在中止三年后，中國重啟IMF第四條款磋商，并在第一時間公布了評估報告。報告中明確得出人民幣被顯著低估的結論，也正體現了美國努力與多方協商的結果。“放心，對人民幣匯率有意見的不止我們。”

　　對于美國的舉動，何偉文認為，對中國，關鍵的不是取決于美國怎么做，而是世貿規則怎么做，如果不符合世貿規則就必須糾正，對于美國的強壓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

　　貿易問題之外，經濟研究人士更注意到，今年剩下的時間內，發達市場復蘇緩慢及中國未來出口、貿易順差等預計難有較大變化，而最近人民幣的快速升值，已經打破了市場的原有預期。

　　“是否政治周期超越經濟周期，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的主導因素？”學者的這一設問若是成真，于中國經濟影響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