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到江蘇調研上半年經濟形勢時，作4萬字報告，從供給側改革、金融去杠桿、新常態下的招商引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融資（PPP）存在的問題、政府引導基金、政府投融資平臺，以及政府土地儲備平衡資金等方面談了他對目前中國經濟和改革形勢的觀點。

　　其中，黃奇帆著重從供給側改革入手，詳解去杠桿的相關內容。

　　他首先從我國國情出發，提出供給側改革的三大任務，包括增加有效供給、去杠桿和制度改革。針對去杠桿，黃奇帆提出兩條思路，一是要通過資本市場擴張資本，這方面涉及到股市退市制度的完善；二是金融系統去杠桿。

　　供給側改革三大任務

　　黃奇帆首次從理論層面闡釋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應學派的根本性不同。

　　其一，西方供應學派的政策基礎一定是推動私有制，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供應學派的原理貫徹到底。我國始終堅持公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兩條腿走路，堅定不移地推動公有制國有經濟的發展，也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

　　其二，西方的供應學派強調供給，否定需求。我們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少不了。

　　其三，西方供應學派強調純市場的作用，強調政府只做經濟的守夜人，游戲規則的一些制定，否認政府對經濟的一些調控。我國的經濟學認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做好服務，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的有效服務、有效調控是可以避免許多市場的盲目，避免市場經濟走向極端，避免更多的損失。

　　從供給側改革的內容要素來看，黃奇帆認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講戰略性要素資源的供給，而不是常規的千百種商品，包括資本的要素、金融上融資資金的要素、生產力當中人口紅利或者各種勞動力短缺或充分的要素，還有各種土地、能源等經濟要素。如果這些供給都短缺，比如人口紅利沒了，那經濟會下來，如果土地的資本搞得很高、短缺、供不應求，那經濟也會被拉后腿。

　　其次講的是結構性，一個產業的結構、動力的結構，另一個是制度方面，主要是改革開放當中對生產力直接起配置資源作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包括稅收，國家的法治等。

　　2015年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是我國經濟從兩位數增長的超高速增長的狀態下降到6%~7%的中高速的速度增長的新常態。以及我國在進行包括一二三產業結構比例的調整、區域的結構調整、城市群的結構的調整，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各種商務模式的創新驅動經濟的背景。

　　所以，黃奇帆認為在此背景下推動供給側改革一是要增加有效供給，消除無效供給；二就是要去杠桿，增加資本供給；三就是降成本，通過改革開放形成制度的便利，降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等。

　　去杠桿關鍵是增加企業資本市場化補充機制

　　在三大任務中，去杠桿是重中之重。

　　黃奇帆認為，我國國民經濟、企業、局部地方政府的債務太高。在去杠桿的過程中，企業、政府的債務平臺、平臺公司要補充資本，關鍵是增加企業資本市場化補充機制，把這個機制搞起來，資本負債率就會下降，資本就會擴張。

　　以中美為例，目前，美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在40%左右，中國企業資產負債率在70%左右。美國企業的債務總量只占GDP的60%不到，中國企業的債務占了GDP的150%，這個債務就很高。原因就是中國企業不管民營還是國有企業，負債率很高、資本金很少。

　　黃奇帆講到，就算大家說的萬達、恒大，號稱有8000億總資產，但8000億總資產中恒大差不多有7000多億債務，如果把債務跟資產抵消，凈資本1000億都不到，如果房地產價格下跌，就會出現壞賬。

　　黃奇帆強調要把負債率降下去就要擴大資本，最重要的市場化制度是資本市場制度、股票市場制度。股票市場包括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比如說A股，A股下面有創業板或者OTC板，美國股票市場有三板、四板等，但不管哪一種市場都是補充資本金的市場。

　　但就目前的中國股市而言，黃奇帆認為其很難成為補充資本金的手段。

　　從中國27年的股票市場來看，每次發行新股，發半年、一年就被抽血了，股市就趴下來了，趴下來了股民怨聲載道，指數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四十，政府部門受于壓力也就停發、緩發，停半年、一年、兩年又開始發，惡性循環。

　　黃奇帆強調，中國股市的要害是27年還沒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業退市機制。比如，紐交所每年退市三四百家甚至四五百家，退市退出去的一定是市盈率很高的企業。那么新股上市總歸是效益比較好的，要么是5倍、10倍市盈率，資本回報率百分之十幾，如果資本回報率百分之二、三，是大家特別看好的創新能力特別強，幾年以后說不定爆發性增長。不管怎么說，進去的三百個都是好的，出來的三百個一定是垃圾。如果這個地方一共兩千個，每年進去三百個出來三百個，差的三百個出來，好的三百個進去，這一鍋菜總是越煮越好，所以美國股票市場的價格從2008年掉到6000多點，現在是22000點。美國人都富了，美國股市市值從2008年掉下來的時候是12萬億美元，現在是20多萬億美元，美國股市增長了10萬億。

　　我們20年來可能退市不超過10個，在這種情況下，幾百倍市盈率、多年虧損的公司長期待在股市里，新的不斷進去，那么這一鍋湯越煮越沒有味道。所以要解決的就是退市，不解決退市制度，注冊制也是沒用，新股IPO改革上市都是搞不好的。

　　黃奇帆列舉了退市的四種情況：

　　第一種，上市公司如果到了破產邊上，由法院宣判破產。根據《公司法破產法》可以這么做，但上市公司破產可能引起股民不穩定。

　　第二種，如果不退市，可以股市重整。比如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福特、通用、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都破產了，通過債務重整2010年以后都恢復上市，這叫做停產整頓。

　　第三種，就是借殼上市，垃圾企業退出，戰略新興產業收購他股權上市。

　　第四種，就是從主板退到二板退到三板，退到OTC市場板等，企業還是可以交易，不再是股民交易，而是老板們法人企業和企業之間在OTC的市場里交易。

　　黃奇帆認為只要把這四種情況堅定不移地制度化，用不著誰來審核，符合條件了，到了該退的自己就劃過去了。只要這件事做好了，注冊制也能出來了。就是說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總是繞道走，不解決這件事，結果總在上市公司該不該上市IPO動腦筋，動了腦筋以后大家就解決不了問題，解決不了問題大家動小腦筋。

　　黃奇帆認為，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市場化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改革開放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途徑。要解決好這件事，不是簡單的討論注冊制合理不合理，IPO合理不合理，而是要解決退市的問題。要盡快為注冊制成熟創造條件，這個機制有了以后，中國的國民經濟證券化就會加快發展。

　　此外，黃奇帆認為，加快發展最終表現為上市公司的市值跟GDP是1比1，這是國民經濟證券化的一個標志指標。

　　上市公司市值跟GDP一樣意味著上市公司的企業資本金大體等于GDP，那么非上市公司的一塊還有資本金，這就說我們工商類的企業、非金融類的企業的資本金，總的資本資產不含債務的股權資產比GDP要多，可能是GDP的1.5倍，如果資本是GDP的1.5倍，債務也是GDP的一點幾倍，資產負債率就是50對50，杠桿就下來了。所以這一塊如果我們搞不上去，只在銀行債務上去杠桿，國民經濟被萎縮了，那也是不行的，那會變成惡性循環的。

　　金融系統去杠桿是重要一環

　　去杠桿一個是要通過資本市場擴張資本，解決企業在資本市場化補充的問題，另一個是金融系統去杠桿。對于金融資金有沒有泡沫、有沒有過分的杠桿這個問題，黃奇帆認為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第一，社會在流通中的各種貨幣M2。M2去年年底是150多萬億，目前到6月份大體上160多萬億，GDP去年是67萬億，所以M2是GDP的2.4倍。美國的GDP總量現在是18萬億美元，美國的M2是13萬億美元，美國全部的流通貨幣比它GDP的總量要小，是GDP總量的70%左右，我們是GDP總量的150%，是百分之二百幾十。所以我們貨幣多，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比如房地產這10年就漲了8倍、10倍等，都和這個貨幣現象有關系。

　　2016年，金融業占GDP達到了國民經濟的8.4%，美國過去10年金融業的GDP比重從來沒超過8%，去年全年是7.6%，比我們還低一個點。黃奇帆認為金融在GDP中所占比例過高就是金融泡沫的表現。也就是脫實就虛，金融業不為實體經濟服務。

　　黃奇帆列舉的實際情況是，銀行把錢借給小銀行，小銀行把錢借給租賃公司，租賃公司把錢給了小貸公司，小貸公司把錢貸給各種金融業，自我循環，每一個錢轉來轉去多通道的轉，多層次的疊加，每一個金融企業都要有點利潤，都要有用工成本，這些成本就是金融業的GDP，所以金融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著把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高了，這是很經典的第二個指標。

　　第三，就是許多金融企業互相穿透式的疊加。金融一定有杠桿，沒有杠桿就沒有金融。杠桿應該是直截了當的，任何一個金融單位，大體上跟某個實體經濟服務對象，橋對橋路對路，大家清清楚楚。最怕的就是五個金融機構互相串聯著最后借錢給了你這個實體經濟，這個中間就出現了多通道、多杠桿，最后變成高利貸、高風險，不透明、穿透的風險。

　　黃奇帆把以上問題的原因歸結為貨幣超發。M0是貨幣發行的總量，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M0是3萬多億，到了2016年是30萬億，這8年漲了10倍。M0跟M2有一個乘數效應，一般是1：5，30萬億乘以5就變成150萬億。

　　對于貨幣超發，人民銀行會采用以下方法：

　　第一種，就是把存款準備金率很大比例地提高。

　　第二種，貸款窗口指導。人民銀行、銀監會對各個銀行都說，今年不管你有多少錢，你只能貸10個億。

　　第三種，利用短期便利貸款和貨幣工具控制通脹，使得通脹不至于造成全社會的各種各樣的吃喝拉撒睡都漲價，不會造成國民經濟的混亂。

　　但實際上，央行的管控不可能完全起效，很多銀行資金會從表內變到表外。

　　黃奇帆舉例說，比如，當一個銀行明明有1萬億資金可以放貸，只讓放貸6000億，那么4000億干嗎呢？銀行一定會從表內變成表外。最近幾年銀行普遍出臺的叫表外貸款，表外運行，委托貸款、委外貸款、理財資金，把不貸款的錢變成理財的資金。放在銀行里要付利息的，存款的人是要拿利息的，他要賠本的，所以就去表外運作。這些表外運作，銀行把錢表外運到誰手上？就是運作到信托公司、租賃公司、小貸公司，各種大銀行給中小銀行等，這樣一來金融掮客、金融秩序等都復雜起來了。然后拿到了銀行這些錢的企業幾千個，這么一運作算下來他們都有GDP的，你的GDP比重就上來了。

　　黃奇帆認為金融系統去杠桿的源頭在M0，在M2。而流動性超發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貿易順差。2008~2014年，我們國家外匯儲備一下子漲到了3.8萬億美元的時候，差不多就是20幾萬億人民幣，所以我們這個30萬億的M0里邊有70%甚至80%就是買外匯儲備，外匯占款產生的。這是一個被迫的行為。

　　但為什么其他國家沒有因為儲備外匯引發通貨膨脹呢？黃奇帆認為，那是因為別的國家都是財政部儲備外匯，財政部儲備外匯，要么財政部自己有結余的錢，沒有結余的錢可以發特別國債。發國債發個20萬億，那是老百姓、企業現在手中有的錢釋放出來，買了國債，不造成通貨膨脹，然后用20萬億國債買3萬多億美元，外匯不會膨脹，沒有乘數效應，這不同于印的鈔票。所以體制如果調整一下，利益格局調整一下，就會解決。

　　歸根到底，黃奇帆認為，改革是解決一切矛盾、一切困難、一切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現象的殺手锏、不二法門。凡是廣泛存在的矛盾，往往和體制有關，解決的辦法就從體制入手。如果不從體制解決，不從源頭上解決，不從制度安排上、供給制度上解決，那這個問題會像泡沫一樣不斷地出來，然后你就在尾巴上、在泡沫上不斷地去洗澡，不斷地去修枝剪葉，忙得不亦樂乎，事倍而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