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靈：貨幣政策仍然中性

　　文/《財經國家周刊》 記者 王春梅

　　市場上常有一個誤區，即把央行[微博]貨幣政策的操作手段當成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

　　中國人民銀行[微博]2月28日宣布，自2015年3月1日起將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均下調25個基點。此外，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2倍調整為1.3倍，從而把實際最高存款利率從每年3.3%下調5個基點至3.25%。

　　這也是羊年的首次降息，市場開始揣測，央行貨幣政策是否正逐漸轉向寬松？

　　3月2日，在由人民銀行[微博]組織的包括《財經國家周刊》在內的媒體訪談中，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對當前的貨幣政策、金融綜合化經營與監管、互聯網金融等熱點問題發表其個人觀點。本刊記者據現場內容整理摘要如下--

　　如何理解中性貨幣政策

　　我國現在的貨幣政策并未向寬松方向轉軌。央行的口徑是執行中性貨幣政策。

　　"中性"貨幣政策，即貨幣供應量要等于GDP的增長量加上預計的通貨膨脹量，再加2%？3%的不確定因素。只要貨幣供應量按此標準控制，就是中性的。

　　現在市場上總有一個誤區，即把央行貨幣政策的操作手段當成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

　　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已不再大幅上漲，甚至還偶有下降，外匯占款減少，這時央行把吐出基礎貨幣的手段，從單一外匯占款變成公開市場買賣債券，或者是再貸款、再貼現。

　　央行吐出基礎貨幣的手段，當然也包括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滿足銀行間流動性需要。所以，大家更應該去觀察銀行間利率，特別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時的利率，它可以更好地表現貨幣政策的松緊。

　　央行采取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是結構性手段，也是在我國財政政策的結構性調整還不夠給力的情況下的補充手段。央行的貨幣政策總體上說是總量政策，結構政策只是階段性、輔助性手段。

　　中國的貨幣供應在全球以間接金融為主的國家中比例是偏高的。我們用世界銀行[微博]的數據對一些國家M2占GDP的比例進行統計，以2013年為例，比例超過150%的國家有：日本248%，荷蘭212%，中國194%，西班牙178%，德國158%，法國151%，英國150%。這些國家都是以銀行業為主的國家，而美國是以直接金融為主的國家，比例是88%。

　　我認為該比例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說明貨幣到底是多還是少。判斷貨幣的多少其實可以從物價上反映出來，如果一個國家能保持合理通脹水平的話，貨幣供應量就是合理的。

　　我國在貨幣上最大的問題是定期存款占比過高：2014年我國各項存款中定期存款約占60%。這說明金融資產的分配仍以銀行為主，也說明我國直接融資潛力巨大。

　　下一步改革應加大直接融資力度，改變以間接金融為主的現狀。

　　綜合金融的監管挑戰

　　中國金融業已經實質上形成了綜合化經營和大資管的局面。

　　銀行已通過各種方式實現了綜合經營：幾乎所有大銀行都持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有的還有期貨公司。而銀行內部也有了綜合經營，比如銀行的理財產品，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基金業務。

　　不光銀行，保險公司、一些民營企業和國企，也都通過各種方式實現了綜合經營。

　　國家當務之急是要明確，是允許法人分業、集團綜合，還是在一個法人內就可以綜合經營？以目前法律的完整性和公民守法意識來看，我認為應該實行法人分業、集團綜合，一個法人內部不允許做不同的業務，特別是證券和保險業務。

　　基金業務是信托關系，因而即使在法人內部，財產也是獨立的，所以基金業務在銀、證、保、信內部做，我認為是可行的。但對于銀行、保險和證券來說，業務上應要求法人分開。

　　面對綜合經營的現狀，監管上有兩個巨大隱患：一是法律責任不清，導致風險責任無法落實。當我們無法厘清每一個金融產品的法律責任時，風險責任就更說不清楚。

　　二是不敢處置個案。結果積小癥為大癥，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會爆發系統性風險。

　　"一行三會"架構體現分業監管理念，但是這一理念已不適應現實。我們現在以機構監管為主，"誰的孩子誰抱"，監管當局對于自己批設的金融機構都有父愛情結，鼓勵它做別人的業務來壯大自己，同時設置防線，防止別的機構做自己管轄范圍內的業務。

　　這種做法造成兩個后果：一，同樣法律關系的產品執行不同的監管標準；二，市場分割。

　　所以，針對這種不適應性，我們應實現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的結合。機構監管，是指發牌監管部門對機構的準入和退出負責；而功能監管，更主要的是行為監管，對同一個產品應執行同樣的監管標準。

　　因而我們希望能夠實行牌照制的管理辦法，實行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相結合，遵從依法行政的理念來檢驗監管行為，真正落實"法無授權不可為、法有授權盡責為"的理念。

　　互聯網金融無須專門立法

　　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最大作用和意義，是它對我國金融改革起到的巨大的促進作用。

　　當前很多人呼吁，認為互聯網金融發展太猛，良莠不齊，政府應盡早立法，建立規則。

　　但我想，互聯網金融只不過就是信息技術在金融業上的運用，既表現為傳統金融機構的運用，也表現為一些互聯網企業利用信息技術介入金融業當中來。互聯網金融采用了現代信息技術，但并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因而我認為，政府不會有特別的立法進行規定。

　　不過，應該強調，互聯網企業介入金融，只能介入信息服務，可以是信息中介，不能是信用中介。凡是運作本質上屬于金融業務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必須獲得國家許可，按金融規則辦事。

　　信用中介，包括銀行，有資金池、擔保，憑信用推介、承銷一些證券、金融產品，等等。從事信用中介活動的公司，必須有金融許可。

　　比較典型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如螞蟻金服，從事很多金融業務，均事先獲得了金融牌照。

　　而作為一個信息中介，關鍵是要把投融資雙方的信息充分揭示出來，要學會征信，能夠對所介紹的客戶的信息和信用狀況很好地進行評估。應該說，純信息中介實際上很難。

　　從上述觀點出發，我個人不太主張給從事金融信息服務的互聯網企業發監管牌照。不特意監管，它們就是普通企業，從事信用中介服務就須領金融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