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外匯》學術委員 王小奕

　　面對肇始于2007年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各國政府紛紛出臺了一系列的救助和刺激措施，實質都是把私人部門債務轉為政府公共債務。這最終釀成了主權債務危機。無奈之下，發達國家改由央行以量化寬松的名義購買國債。目前全球央行的資產規模約為18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兩倍。

　　發達經濟體現階段的發展狀況讓我們想起了“英國病”。二戰后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英國經濟出現滯漲：制造業競爭力衰退、財政赤字擴大、失業率高企……究其原因，是政府信奉凱恩斯主義，將關注點都放在了改善供求關系上，而忽略了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和解決產業結構升級等深層次矛盾。1974～1983年，英國年均GDP增長僅為1.2%。撒切爾政府上臺后推行新自由經濟主義改革，改用貨幣學派為主的政策，通過緊縮財政、削減稅率、金融自由化、穩定貨幣政策、推進私有化改革等措施，提升了企業運營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遂使英國擺脫了滯漲的困擾。

　　2013年，全球金融危機已進入第六年，全球經濟的全面復蘇仍深陷于后危機時期的影響之中。發達經濟體似乎患上了一種共同的“病癥”：傳統產業競爭力相對弱化，經濟復蘇緩慢；過度依賴擴大財政支出導致的高債務問題，進一步降低了潛在經濟產出，加劇了中長期通脹和貨幣貶值壓力，并可能損害市場信心，推高政府的融資成本和實際利率。面對困局，如何消除“病癥”，目前看來發達經濟體并未找到良方，只能在收緊財政的同時配之以超寬松貨幣政策。但這最終可能釀成英國式的滯脹，并拖延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正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發達經濟體財政貨幣化，也使得新興市場資本凈流入大幅上升。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統計，在美聯儲大規模推行QE的2009到2011年，新興經濟體資本凈流入超過2萬億美元，年均增幅近40%，遠超過去十五年18%的平均水平。然而在大量資本涌入新興市場國家之后，未來卻存在兩種情形會觸發全球跨境資本流量的增減和流向的轉變。一是量化寬松政策退出。近期美聯儲公布的2012年12月份政策會議紀要顯示，其內部在何時停止量化寬松政策上已出現分歧。美聯儲會后還發布了明確的量化寬松政策退出標準，包括6.5%以下的失業率、2.5%以上的通脹率及其它相關經濟指標。二是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投資者避險情緒上升，資金回撤至發達國家。上述兩種情形無疑都會對新興市場國家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場帶來沖擊，打亂其經濟發展進程。因此，新興市場國家應居安思危，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預判和預警能力，防范跨境資本大進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