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2013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中國仍會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糾結與平衡之中，但GDP的增長保持在7%～8%是有希望的。

　　文/夏斌  編輯/孫艷芳

　　筆者在2011年年中和年底曾判斷：“從趨勢看，未來中國經濟必然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高增長的平臺，逐步邁向相對趨緩增長的平臺。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并不完全是經濟周期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簡單支配、調控的。此時如果采取相反‘過度的’政策調控，只能使經濟震蕩加劇。所不同的，只是表現時間的早晚問題。”“這一點，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到市場，都應該清醒看到。”

　　注 見夏斌著：《危機中的中國思考》下卷第221頁、第282頁。

　　經濟正趨于“正常”

　　一年多過去了，經濟增速確實出現了逐步下滑的態勢。2012年，GDP增長一季度8.1%，二季度7.6%，三季度7.4%。如何看待這些數據？市場輿論都認為是“筑底企穩”。但進一步分析，卻有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經濟已見底反彈，很快會結束在底部的運行，并因此盼望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季度GDP數據逐季下滑并趨穩，說明經濟進入了正常的發展軌道。

　　對此，筆者更傾向于后者。筆者認為，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國民經濟開始進入了結構調整的階段。所謂“正常”，是相對于過去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發展狀況，開始出現了健康發展的苗頭。

　　一是雖然GDP相對于過去那種兩位數不可持續的高增速，出現了明顯下滑，但海外所擔心的“中國崩潰”并沒有出現。社會未出現大量的失業，整個銀行體系也未出現系統性風險，社會是基本穩定的，經濟實現了“軟著陸”。

　　二是多年期盼的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出現了好兆頭。2012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55%，超過投資50%的貢獻率。當然，我們仍然必須警惕，在中國經濟成長期間，居民消費仍然很低，政府的消費比重較大。如何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費率，這是中國結構調整中需長期努力解決的任務。

　　三是地區結構、產業結構方面也有所改善。中西部地區的增長明顯快于沿海地區的增長。第三產業增長速度也在加快。

　　四是在經濟總能耗下降的同時，2012年三季度的單位GDP能耗下降了3.4%。

　　五是在貨幣總量相對偏緊的同時，全國信貸結構得到了改善。其中按新統計口徑計算的小微企業貸款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12年三季度同比增長20.7%，比大、中型企業分別高出9.9和4個百分點。

　　六是國際收支結構正趨于基本平衡。

　　未來發展的有利條件

　　從純經濟理論邏輯分析，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仍然很大，中國在本世紀20年代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仍有希望。理由正如筆者在本人《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中反復強調的，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存在諸多有力條件。

　　第一，有高儲蓄率的資金基礎。縱觀歷史，一國的經濟起飛，往往都與高儲蓄率相聯系。相關數據研究表明，盡管中國人口正趨老齡化，但在未來的10年乃至20年，在大國經濟體中，中國仍能保持相對較高的儲蓄率。這意味著，中國未來發展仍有充裕的資金實力，以支撐經濟的增長。

　　第二，我國仍處在城鎮化、工業化的過程之中。在這一過程中，目前欠缺的服務行業及相關產業，既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足表現，同時也意味著其未來的較快發展具有很大的空間。

　　第三，全球化趨勢不會中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憑借“人口紅利”因素，通過逐步參與全球化，得到了充分的收益。雖然危機后世界上對全球化有各種反對的噪聲，但這畢竟是支流。迄今看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格局并未發生顛覆性變化，全球化仍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趨勢不會逆轉。因此只要這一趨勢不變，發展中的中國仍能繼續享受其中的收益。

　　第四，改革的紅利。有效的制度改革與安排，能對經濟主體提供可靠的利益保護，協調利益沖突，維護公正的市場秩序，并能給經濟發展以正激勵。這是中國經濟得以長期增長的基礎。過去的三十多年，正是漸進的制度改革，使我國能較好地適應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一定的制度基礎。但是從目前看，這一系列制度仍帶有過渡的、轉軌的特征。只要進一步改進現有的制度與機制，經濟效率還能得到明顯提高，還能支持經濟快速的增長。

　　另外，相對于世界上其它正處于危機中的國家，特別是博弈中的大國而言，中國政府手上掌握了幾十萬億元的優質國企資源，存有3.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是我們進一步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并深化中國改革的條件與優勢，也是中國經濟能得以長期發展的雄厚的物質基礎。由此，從長期看，中國經濟應該存在持續高增長的潛力。

　　唯有改革才能實現“大國夢”

　　以上，只是一種純理論的分析，是一種“潛力”、“可能性”的分析。而要將“潛力”或“可能性”變成現實，則是有前提的，需要滿足一些相應的條件。

　　當前，中國的發展中存在著諸多問題：社會及經濟中各種矛盾交織，房地產泡沫和地方融資平臺等系統性風險尚未清除、結構調整和改革滯后、貧富差距過大、民怨較大等等。對此，筆者認為，如果不加快改革，中國同樣也會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經濟發展將停滯，社會、政治矛盾會更加凸顯。

　　要改革，純就經濟而言，將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社會安全網的建設、財稅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問題錯綜復雜，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橫下決心。

　　要改革，就經濟改革的復雜性和艱難性而言，又必然涉及政治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由于今天的經濟、政治的進一步改革，已不可能會再有32年前改革之初那樣寬松的環境條件，只要再進一步，必然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阻力不會小，未知數也不少。有鑒于此，從中長期而言，改革能不能真正地深入、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又不能不讓人存在一種憂慮。

　　很多人愿意用“中國模式”、“中國奇跡”、“中國道路”等詞來總結概括我國過去三十多年的驕人成績與經濟奇跡。對此，筆者更愿意用“中國故事”一詞來概括。而改革開放的“中國故事”，前三十多年才剛剛演完了“上集”，可以說，確實是成功的、精彩的，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全部故事并未結束，而且“上集”中還埋下了問題與風險隱患的伏筆，使“下集”能否繼續成功、繼續精彩帶有了不確定性。作為一個國人，筆者但愿“中國故事”繼續成功與精彩，但就眼下而言，情愿多一點憂慮為好，更期待改革速度能進一步加快。

　　當前，只有在著眼于長遠發展的基礎上來尋找解決短期問題之策，才不至于迷失發展方向，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宏觀政策失誤對經濟穩定發展帶來的震蕩。

　　2013年仍將糾結于“穩增長”與“調結構”

　　展望2013年，經濟形勢總體上仍不容樂觀。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目前正處于結構調整的開始，制度層面還沒有形成固化的氣候，多年積累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同時，整體改革相對滯后，而一些剛剛出臺的改革措施，其效應顯現則尚需時日；此外，2013年的外部需求環境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對此，要有心理準備。中國經濟2012年遇到的困難，起碼在2013年的上半年仍會存在，中國經濟仍將處于“穩增長”和“調結構”的糾結中。

　　從出口看，全球經濟仍是繼續低迷，出口還會存在很大的壓力。盡管政府在“穩出口”上采取了各種措施，但全球創新型經濟的增長需要一個過程，危機后各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全球需求從萎縮到重新振興，也會相當漫長。因此，對2013年的出口仍不應抱有過高的希望。

　　從投資看，過去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模式已不可持續，因為政府財力畢竟有限，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已經存在且又尚未解決。特別是當經濟增速下來之后，財政收入狀況會隨之趨緊，而啟動民間投資的“新非公36條”目前卻尚未得到實質性落實，因此并未出現預期的巨大的民間投資潮。

　　從消費看，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還沒有出臺。即使出臺，在危機后中國出口大量減少的環境下，僅想通過收入分配的改革來提高消費，以填補出口的損失從而穩定高增長，也是不可能的。要想真正提高居民的消費率，在城市，應寄希望于社會安全網的建成和財產增值的投資渠道(是落實“新非公36條”而非房地產投機)；在農村，則應寄希望于確保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能獲得土地持續增值收益的土地制度改革。然而，這兩方面極為重要的改革，恰恰又未真正破題。

　　“國退民進”是大趨勢

　　作為結論，盡管2013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盡管2013年中國仍會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糾結與平衡之中，但GDP的增長保持在7%～8%是有希望的。具體的政策取向如下：

　　第一，貨幣政策仍會是謹慎的、中性的，主要是確保實體經濟合理發展的貨幣需求。作為官方語言，可能仍會用“穩健貨幣政策”一詞。在此背景下的貨幣調控，包括在靈活性、針對性原則下的微調、預調的實施，將主要配合國內的金融改革，對金融開放中的匯率、資本管理改革、人民幣國際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加以通盤考慮、協調推進。

　　第二，財政政策仍會是積極的。但受制于經濟增速減緩后財政收入的減少及財力的有限，不可能再去實施以往那樣的以政府主導的大力度投資。以減輕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稅負為核心的結構性減稅將持續。“營改增”的全國性稅收改革效應會逐步顯現，這有利于進一步的結構調整，雖然會對中央財政收入形成一定壓力，但有利于進一步推動財稅改革。

　　第三，房地產調控方向不會變。所謂不變，是指堅決打擊投機炒房，加快社會保障房建設的方向不會變。至于限購政策，行政調控措施什么時候退出，稅收等市場化的長效性制度什么時候出臺，則取決于投資替代和穩增長的狀況。所謂投資替代，是指打擊投機炒房導致相應的房地產投資和相關產能投資減少后，為了保持經濟仍能合理穩定的增長，需要有新的用于替代的投資。這主要指社會保障房投資以及今后如何加快“新非公36條”的落實，使更多的民營資本能夠進入國民經濟各行各業，并以此穩定投資增長，進而推動總體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一點可能是當前及2013年在穩增長中如何處理好投資問題的最難以處理的關鍵問題，也是判斷今后宏觀政策取向的重要視角。

　　第四，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相信在2013年會有新的進展。這包括“新非公36條”在各行各業的真正落實，以及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內容在內的社會安全網建設的進一步推進。

　　第五，進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刺激中國未來消費的一個主要力量。2013年寄希望于《農村集體土地征收條例》的盡快出臺，以通過法規形式真正保護農民在土地上的權益。

　　第六，“國退民進”是必然大趨勢。但筆者并不指望在2013年會有通盤的、實質性的制度安排，只是寄希望于通過策略層面上的以下兩條措施來加快“國退民進”的進程：一方面要真正加快“新非公36條”的實質性落實，這是2013年穩增長中穩投資的“逼上梁山”之策。只要真正加快了“新非公36條”的落實，在國企與民企問題上，自然意味著國企在往后退。另一方面可從解決當前財政收入不足和中國經濟中系統性風險的角度出發，以“問題導向”為切入點，進一步提高國企的分紅比例，并部分出售國有企業的股份。此策可直接解決社會安全網建設中的財力不足和可能出現的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問題，并間接實現部分國企的“國退民進”。

　　(作者根據其在2012年11月14日搜狐財經年會上的發言撰文)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