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本刊記者 胡劉繼

　　2012年，中國經濟遭遇了近十年來下滑最厲害的一年，而這一年也是轉變發展方式和改革呼聲最為強烈的一年。

　　不過，鑒于PMI、工業企業利潤率的回升，多位經濟學家認為，2012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將企穩，但整個年度的GDP增速將低于8%。

　　展望2013年，GDP增速重新回到“8時代”或者可期。但放眼中長期，中國經濟很有可能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

　　中國以往倚仗的出口已明顯下滑；內部環境也不容樂觀，投資效益低下，產能過剩仍在加劇，企業面臨去庫存化的挑戰；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仍然較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尤為重要。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后，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當前一個大挑戰。

　　未來十年的發展路徑如何設定，這是擺在經濟學家乃至新一屆領導層面前最為迫切的問題。

　　在既往紅利因素漸漸消失的情況下，改革和調整已成共識。“要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經濟增長必須實實在在沒有水分”，中央高層的頻頻表態，預示2013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將更多放在結構調整和改革上。

　　問題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該如何制定？哪些領域的改革最為關鍵？哪些改革政策最值得期待？未來經濟增長動力何在？

　　在中國經濟的十字路口，《英才》記者帶著這些問題走訪了10位經濟學家。他們分享了對中國經濟走勢的看法以及對未來改革的建議，以期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能有所裨益。

　　以下學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微博] 降低管制行業的準入門檻

　　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明顯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出現結構性變化，潛在增長率下移，同時，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內部應對危機的穩增長政策力度偏溫和。

　　相較而言，我認為2013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會比2012年稍高，但會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結構環境下尋找可持續經濟增長動力的時期。

　　另外，通脹壓力會稍高于2012年，特別是2013年下半年會較為明顯。上半年經濟增長預期會重新恢復到8%、通脹壓力也不大，因此，上半年是推進資源價格市場化的好時期。

　　關于改革的問題，總的來說，十八大后的改革方向應該著眼于降低管制行業的準入門檻，激活民間投資，打破壟斷，推進利率、匯率、資源價格等市場化改革。

　　具體到金融改革，我認為未來的重點應逐步轉移到構建制度、完善市場、創新產品上來。在這個過程當中，應當以三個方向、六個重點作為金融改革的方向。

　　方向上，一是立足于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和經濟轉型，二是從注重金融體系的融資功能向滿足居民金融資產多元化和養老需求轉變，三是圍繞城鎮化創新融資方式，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

　　下一階段金融改革的重點應當是推進金融創新，繼續培育多層次金融市場，滿足經濟轉型的多元金融需求；建設適應開放大國經濟的金融調控機制；放松對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的限制，豐富小微金融、農村金融等多元金融形態；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引導金融資源優化配置；發展海外人民幣離岸市場，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由監管競爭與合作推動資產管理行業創新發展。

　　十八大以后，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就是城鎮化。展望未來十年，沒有什么能比中國的城市化更能觸動投資者的神經。從中國城市化的推進來看，盡管現在房地產調控面臨的壓力還比較大。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和人群的集中，傳統住宅的開發還是存在可觀的成長空間。

　　另外，商業地產有著很大潛力，已經有不少社會資金注意到商業地產的機會，但是局部市場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忽視了商業地產發展中所需要精確的市場定位，以及長期資金的籌措能力和后期的管理運營能力。

　　對于房地產調控政策，我認為不是簡單的放松還是收緊的問題，而是需要認真總結幾輪房地產調控的經驗與不足，嘗試建立市場化的、法制化的調節體系，提高調控效率。2012年，保障房施工面積約占房屋總施工面積的14%，對房地產投資額持續發揮支撐作用，同時也為國家的房地產調控贏得了時間。

　　下一階段的重點，應當是完善保障房的分配、管理和退出等制度，把保障房分配給真正需要的人群，防止分配環節的腐敗行為。

　　巴曙松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采訪|本刊記者張延陶

　　劉利 剛定價機制市場化

　　盡管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長下滑至三年低點，但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從2012年9月開始出現加速的跡象，11月的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均高于預期。

　　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正在重新步入周期性經濟增長的軌道，2013年將表現出持續溫和的增長局面，全年經濟GDP增長率將大約達到8.1%。

　　盡管目前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為主的國內需求帶動，但相信隨著其他行業的復蘇，經濟回升態勢將在未來的幾個季度持續。同時，數據表明中國的去庫存化進程正在加速，大宗商品價格也出現了顯著的回升，這意味著我們可能已經接近本輪去庫存化的終點。

　　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信貸獲得變得更加容易，同時更多的企業融資開始轉向債券市場。央行通過短期逆回購操作向市場注入了大規模的流動性，目前市場的存量逆回購資金大約在5000億-6000億元人民幣。同時，外匯占款的增加表明，從2012年第三季度開始，資本流入重現。

　　相信中國將在2013年延續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央政府自5月以來批準了大量的基建項目，整體投資額也達到了大約7萬億元人民幣。此外，由于中國高層確認了城鎮化仍將是未來的政策導向，因此地方政府會更加積極地投身到基礎設施建設當中。

　　2012年二季度開始，房地產成交量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回暖，房價保持大致平穩。長期被壓抑的需求集中釋放，將有助于開發商減少手中的商品房庫存，也有助于中國加快城鎮化的步伐。央行在2012年的兩次降息，房地產商更容易從債券市場獲得資金，有助于房地產市場保持平穩。

　　中央高層表示改革是最大“紅利”，中國需要深化城鎮化進程以支持經濟增長，但同時需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認為未來三年，中國將不會對目前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根本性的變革，官方將持續推進稅收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要素價格的改革，以實現經濟的再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將降低中小企業和服務行業的稅收負擔，降低奢侈品的進口關稅，建立全國性的養老金體系以促進勞動力的流轉以增加國內消費。要素價格改革將在2013年擴大至煤炭和燃料油領域，更加市場化的定價機制也有利于降低壟斷企業的話語權，并減少政府面臨的道德風險。

　　在這些結構性改革舉措之外，利率市場化改革將被進一步推進，以增加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這也有利于減輕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困難。結構性減稅以及在12個省份實施的資源稅改革，將有利于改善中小企業的盈利狀況、改善就業以及增加服務業的比重，并減少財力相對較弱的中西部省份面臨的金融風險。社會福利體系的重建以及對農村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也有利于增加消費，尤其是農村消費。

　　這些“改革紅利”如果實現，中國經濟在2013年存在著更大的上行空間。

　　劉利剛系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采訪|本刊記者 謝澤鋒

　　劉煜輝[微博] 重修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中國經濟無疑將進入一個中長期的轉型和調整期。無論理論界還是政策執行機構，對于經濟減速已經形成共識。

　　過去十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措辭中都有“快”和“增長”，近期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定調很明顯，這兩個詞都沒有了。很明顯這一屆領導人已經接受了經濟下臺階的局面，而且是要進入中速增長期，潛在增長率在下滑。

　　全球經濟的低增長，調整沒有結束，而國內結構性的問題沒有解決，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擴大。在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外需和消費都受到抑制。唯一能操縱的變量是投資，而且仍然是依靠政府投資，試圖讓私人部門來承接，還受到很多市場化改革倒退的制約。

　　2012年中國經濟實現7.5%的增長目標，應該說下半年的穩增長政策發揮了很大作用。宏觀經濟在9、10月企穩也是依靠投資，但這不可持續。信用的供給，特別是中國影子銀行信用的供給跟不上，經濟增長的短期動力就會下來。

　　我個人預測，如果政府現在開始清理影子銀行，加強對地方政府的債務治理，關注他們的風險，2012年三季度的信用放量的狀態就會中斷，整個經濟形勢的反彈到2013年一季度就差不多會終止。再往后如果想保持經濟增長，就需要更大量的擴張，城投債、信托要不斷地發。

　　2012年中國經濟前三季度連續下滑并且沒有反彈，這在30年經濟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種調整顯然不能用短周期來解釋。我認為，中國至少在需求層面進入了債務周期和杠桿周期的調整階段，中國經濟可能已經超越了庫存周期可以解釋的范圍，上升了一個層次。

　　很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是要做的，但是頂層設計最重要。改革千頭萬緒但實際上都為了一個目的——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就是要搞清楚如何約束政府的權力，包括反腐、財稅體制改革、壟斷部門的改革等，要把過去10年被破壞的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重新修建起來，重新理清楚。

　　政府的權力受到約束，就意味著收入分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財富會從壟斷部門向私人部門流動，這樣的市場化改革，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末出現過，但是最近10年財富的流向是向政府部門、國有壟斷部門轉移的。

　　我最期待的短期經濟政策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影子銀行的規范和治理，影子銀行是非常緊迫的金融風險，現在就要抑制地方政府的雪球越滾越大；另一個是結構性減稅，主要是營改增，增值稅在17%的標準上還需要下調2—3個百分點，這必然會減緩企業的日益升高的成本。同時靠進一步全面的財稅體制，達成結構性減稅的目的，把整個社會的稅負降下來。

　　劉煜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采訪|本刊記者 謝澤鋒

　　盧鋒 不要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長

　　中國經濟為何減速？外部經濟環境影響無疑是重要原因。發達經濟體作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其經濟減速抑制中國出口需求。

　　從國內看，中國經濟增速減緩至少有三個層面背景根源。第一是長期原因。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趨于下降，年輕勞動力供給趨于減少，對潛在供給增速產生抑制作用。推測目前潛在增長率已從早先10%左右下降到8%-9%。

　　第二是周期原因。上一輪開放經濟景氣增長成就巨大，但是累積的矛盾與失衡因素需逐步調整，要求一段時間經濟增速減緩。

　　第三是短期原因。2008年底刺激經濟措施，對穩定就業、促進經濟較快回升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刺激措施畢竟是通過透支未來收入與需求發生作用，隨后會派生經濟減速現象。

　　我認為適度減速調整利大于弊。外需不振，稅收下降，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壓力加大等是值得擔憂的問題。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控制失業率過高，并為農業勞動力轉移提供條件，是轉型期中國宏觀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

　　應對新的宏觀形勢，需告別“刺激經濟保增長、行政干預抑通脹”的調控模式，在繼續溫和寬松的宏觀政策基礎上，趁勢實施經濟調整，著力推進關鍵領域改革，為新一輪自主性景氣增長到來創造條件。

　　目前經濟增速應低于潛在增長率，有必要實行穩增長政策，緩解企業面臨的困難，防范經濟過度失速。中國擁有較多能發揮促增長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種寬松貨幣政策工具，積極的減稅與財政政策，適度增加保障房與基礎設施投資政策，放松對企業投資管制等等。最新數據顯示，宏觀經濟明顯出現企穩回升勢頭，

　　在實施逆周期宏觀調節政策同時，需要總結過去十余年宏觀調控的經驗與教訓，對宏觀調控政策的功能、目標與定位加以反思，對深層體制根源進行調整改革，使短期政策與長期結構性改革形成匹配。需要明確力求自主性與內生性增長，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長；是準入公平的增長，而不是維護壟斷的增長；是品質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長，而不是質量低下和運營粗放的增長；是穩健與可持續增長，而不是失衡累積難以持續的增長。但我們不能指望通過宏觀調控解決所有結構問題。

　　展望未來，中國面臨改革議程千頭萬緒。以下幾方面改革具有特殊意義：一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基本完成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基礎上，趁勢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有序使小產權房合法化；二是降低民營企業準入門檻，充分發揮企業家能力。力推企業減稅減負改革，減少政府投資核準與審批；三是加快匯率與利率改革，創建與開放性大國經濟相一致的宏觀調控架構，并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資產泡沫創造體制條件。

　　盧鋒系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采訪|本刊記者 謝澤鋒

　　彭文生 降低稅負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長周期趨勢性放緩和短周期總需求緊縮的疊加狀態，這是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最根本原因。

　　從長周期來看，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明顯放緩。由“十一五”期間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8%左右。這主要由三大誘因造成：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已經逐漸釋放；農村可轉移的富余勞動力越來越少；房地產泡沫對實體經濟的擠壓。繼續深化改革將有效降低潛在增長率放緩的影響，視改革的進展程度，估算2020年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到5.5%-7.5%左右。

　　預計外需不振和投資放緩將拖累2012年GDP增長下滑至7.7%左右。受全球經濟尤其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中國出口表現低迷，全年凈出口對GDP增長負貢獻。去杠桿化減弱了投資的增長，也對經濟增速形成拖累。

　　對于2013年中國經濟走勢，我認為是溫和反彈�？傮w來看，2013年中國經濟形勢相對2012年要樂觀，GDP增速將達到8.1%。

　　經濟走勢的焦點其實是政策組合。政策制定者面臨關鍵問題是：如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保持平衡？簡言之，我國宏觀政策將呈現“寬財政、穩貨幣”的狀態。

　　在降低行業壟斷、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新型城鎮化、財稅改革、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改革領域，新一屆政府需要推出實質性的措施。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結構性減稅，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果更多地體現為降低稅負，而不是增加政府開支，將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有利于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更有利于可持續的增長。

　　房地產方面，預計限購等調控政策不會出現全面的放松，但是與城鎮化推進帶來的人口流動趨勢配合，局部政策將有所調整，例如房產稅施行已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2013年很可能擴大試點范圍，以保持對住房投機需求的壓制。

　　通過對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增長的回顧，可以看出，與同期其他國家比較，中國的增長更多地依賴生產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而歷史上三次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均與體制和結構改革有關。

　　展望未來，中國正處在一個增速放緩的開始階段。勞動力轉移減慢將會更顯著地限制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依靠體制改革。在改革順利推進的情形下，科研、教育、政府效率等將有大幅的改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體制與政策因素會有所消除。

　　國際經驗表明，研發資本存量的增長、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數等都顯著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顯然是激發長期增長動力的關鍵所在。

　　彭文生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采訪|本刊記者 謝澤鋒

　　湯敏 收入分配改革第一位

　　2013年的經濟形勢應該可以樂觀一些，但不會大幅反彈，我預計GDP增長率在8%左右。

　　從國際經濟形勢看，美國的經濟復蘇已經開始，歐洲的債務問題已在谷底，2013年是否能出谷底現在看不清楚，但至少不會壞到哪里去。

　　從國內情況來看，新政府上臺會有一定的新氣象，在財政投入、公共投入等方面會有所加大。消費方面，也會稍好一些。另外，房地產市場應該也不會比2012年更差，房地產的投資以及供給方面可能會有一些松動，但幻想著房價再次攀升，或者限購限貸政策有大的松動不太現實。

　　2012年經濟的下滑主要有三大原因：出口大幅下滑，我們的出口依存度在全世界大國里相當高，沿海經濟放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口急劇下降；再者是我們本身的調整。房地產正處于膠著狀態，如果房地產繼續攀升，房地產泡沫會崩盤，但是要進行調控，肯定就有陣痛；此外，盡管通脹已經下來了，但隨時可能反彈，貨幣政策不敢放松。

　　這些綜合因素加起來，造成2012年經濟放緩。但這些因素在2013年都會有所緩解，所以我判斷2013年經濟會稍好一些。

　　對于十八大后的改革措施，我認為第一值得關注的是收入分配改革。中國經濟結構最大問題是消費不足、內需不旺，所以我們才如此依靠國際市場，依靠投資。

　　為什么消費不足？核心問題是收入不足，我國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在不斷下降。所以從收入分配角度來說，首先要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另外在經濟收入中，少數人拿了大頭，若要增加廣大低收入者收入，這也需要調整。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分配的調整，調整本身對促進內需，對改善社會矛盾，對社會公平公正都非常有好處，這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收入分配的問題是長期形成的，解決也有個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加速城鎮化的過程。其中的關鍵在于從半城鎮化向全城鎮化邁進。所謂半城鎮化，現在我們雖然城鎮化是51%了，但其實農民工還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人進來了，心沒進來，家沒進來，福利沒進來。所以未來城鎮化不是多蓋房子，多修馬路，最重要的是說如何讓2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逐漸有序地真正變成城市人，享受城市的所有福利。

　　第三，現在新政府一直提的市場化改革要繼續堅持。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市場化的程度確實高了，但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一些暴利行業、壟斷行業在國民經濟中不正常的地位。同時，我們經濟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小微企業，他們現在的發展舉步維艱。這些方面，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今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將是幾個因素并重。第一是消費增長，內需增長；第二是城鎮化的過程所需要的新投入；第三是企業的轉型過程所帶來的對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拉動。

　　湯敏系國務院參事，采訪|本刊記者 胡劉繼

　　滕泰 放松貨幣政策

　　我對2013年中國經濟更樂觀一些，增速達到8%問題不大。2012年9月以來的觸底反彈，可以延續到2013年的上半年。

　　但中期繼續擴張的動力不足，在2013年下半年或者2014年經濟增速可能會下來。因為從2012年6月以來貨幣政策還是偏緊，潛在增長率沒有發揮出來，經濟持續復蘇的短期補庫存的力量過去后，進一步的復蘇擴張有待于金融擴張。

　　在信貸緊縮，房地產調控，股市低迷的情況下，金融還處于偏緊的狀態。如果2013年的股市好一點兒，下半年消費會好一點兒，但上述三大金融領域的信貸是偏緊的，整體來看金融的力量使經濟的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

　　2013年房地產調控預計還會維持現有力度，房價不會上漲還可能會回調。房地產現在更多是社會問題，所以調控不會改變。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動力，應該有一些保障措施。城鎮化的主要貢獻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者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勞動生產率會成倍提高，這是長期增長的源泉。但確保城鎮化的順利進行，要避免城市貧民窟，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以及不穩定因素的增加。

　　改革可以解放生產率，主要有以下幾個領域：加快推進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市場化，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同時減少管制和審批，真正讓市場發揮作用。

　　預計2013年會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我建議放松。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應該在9%以上，因為還有將近20萬億的基礎貨幣沒有動用，且存在很多金融管制。在全要素未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經濟增速并未完全恢復。

　　政府部門應該從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交替誤導中國的局面中解放出來，采用新供給學派的理論。因為供給創造財富，供給創造新需求，減稅既能夠增加生產又能夠平抑物價。另外，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繼續深化，但是阻力很大，不能樂觀。戶籍制度等更多深層次問題需要更長時間來解決。

　　制度改革本身就是財富的源泉，也是生產力。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不健全，但也還有著巨大的改革空間，壟斷的、管制的、國有的低效率部門一旦降低進入門檻，就如同上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一樣，可以激發經濟活力。

　　我提出新供給主義，是希望更多人從財富源泉的層次看到中國長期增長的潛力；希望政府放棄短周期管理，著眼于解決經濟運行中的中長期問題；我反對完全的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支持政府推動放松壟斷、放松管制的進程，推進經濟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中國必須盡快壓縮并嚴格限制政府支出，盡快從結構性減稅過渡到大規模減稅。

　　我相信，只要能夠盡快啟動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讓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國經濟完全可以長期可持續高速增長。

　　騰泰系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采訪、整理|本刊記者 謝澤鋒

　　許善達 停止征收房產稅

　　當前，世界經濟最大的失衡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失衡，虛擬經濟創造的財富少，分配的財富多；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多，分配的財富少。

　　不同經濟體有不同的表征，美國是虛擬經濟最大的國家，美國向全世界賣美元，賣金融衍生產品，杠桿可以到50—60倍，換取了大量實體經濟的財富。而中國是實體經濟的代表，出口襯衫皮鞋等產品，最后掙來的錢并沒有多少，加上環境成本可能是虧損的。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失衡。

　　美國的問題是內部財富分配也不平衡，從事金融行業的人只有少數賺錢，而實體經濟形勢現在更加嚴峻，失業率居高不下。再不激活實體經濟，其國內的收入差距和失業問題就難以解決。美國要回復平衡可以說是被迫的。

　　中國虛擬經濟一直不強，我們輸出了巨大財富換美國國債，美國通過QE2、QE3使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我們的外匯購買力是下降的�，F在美國、歐洲的需求減少了，而中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向低成本的東南亞等國轉移。所以中國靠勞動密集型出口的模式必須轉型，這也是被迫的。

　　我認為中國首先要把外匯利用起來，加快外匯制度改革是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一個手段。用外匯做引導把實體經濟的產能輸出。對外，中國多余的外匯就會轉換成其他形式的金融資產，減少美國QE3的沖擊，同時還能帶動產能出口。

　　其次，國內要增加消費，不能再靠增加投資。中國不是沒有調整的空間，我主張將整個財政收入中用于國有經營性資產的一部分交給社保，這是一個重要的擴大消費的手段。

　　城鎮化率提高可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指標。但是關于城鎮化，不能用現在城鎮化率的指標研究問題，不能以現在的人口統計為標準。中國實際城鎮化率遠遠沒有達到51%的水平；另一方面，真正讓農民進城，還需要很多改革比如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

　　關于土地制度，我建議所有農村集體土地只要是盈利的項目，一律不許征地，只能讓農民入股。所有商業用途的征地都一律用入股的方式解決，把這個政策定下來，農民進城才能有保障，這是真正實現城鎮化的關鍵政策。

　　關于房地產政策，我主張分三類治理：第一類，保障性住房，限價限購。政府規定價格，政府對所管轄的居民負責；第二類，50-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應該控價控購。政府把這種房子的價格控制在一般職工10-20年的工資能夠購買的條件下；第三類，高檔房，放價放購，完全市場化。政府從房價上漲中多收稅，拿這些稅收建設保障住房。

　　此外，停止征收房產稅，而在交易環節征稅，稅收歸地方。前面這三類政策，加上交易環節的征稅政策如果實施，房地產市場將會大大活躍起來，拉動經濟增長。

　　中國如果能夠將所擁有的資源配置好，把上述幾個政策，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改革、稅收制度改革實施好，中國經濟以較高的速度發展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許善達系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采訪|本刊記者 謝澤鋒

　　張軍 需要經濟自由化

　　我認為2013年經濟形勢將好于2012年，8%的增速應該沒有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下滑，雖然有一定周期性因素，比如出口形勢不好，房地產等領域的宏觀調控，但主要還是結構性原因。2012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開始放松，經濟并未很好恢復，主要問題是有效的投資需求不足，這與周期性沒有關系。

　　因此，根本原因是結構性的，主要表現在大量的中小企業沒有投資意愿。地方政府在當前房地產調控的背景下，有效投資難以進行，最終導致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都被抑制，這是當下經濟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預計2013年的投資增長會比2012年要快得多，房地產政策會有一些調整，以拉動投資，限購令很可能將會有所放松。

　　大多數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意愿現在都不旺，這與金融系統效率低有關系，也跟這10年來中小企業稅負增大有關系。此外，很多經濟領域受到國有企業壟斷，資源要素流動受阻。而民營企業要想發展面臨很大障礙。首先是銀行信貸支持不夠，融資渠道受阻；其次，生產要素在行業之間流動受阻，民企很難進入上游戰略性行業。

　　我覺得最重要的改革是跟結構有關的幾項：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結構性減稅，這三項要捆綁起來實施，而且力度要大。要重新找回上世紀90年代結構性改革的決心，從根本上樹立民營企業的信心。

　　未來中國城鎮化要加快速度，這個方向是對的。提高城鎮化率可以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提供公共品，在投資和需求兩個層面拉動國內總需求。但城鎮化不能解決現在的結構性問題，結構性問題解決了自然就有助于城鎮化的推進。

　　如果還是政府主導城鎮化，不斷控制土地等經濟資源，這只會加劇結構性問題。最后的結果可能是城鎮化率不斷提高，但是居民的購買力并沒提高。農村人口變成城鎮人口，購買力來自就業機會。實體經濟長期處于抑制狀態，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么多人口進入城市就會變成失業人口，很多發展中國家大城市都被貧民窟覆蓋。

　　戶籍制度的限制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小了，但現在如果徹底放開，就會出現大城市很快被貧民窟覆蓋，所以城鎮化和工業化要同步進行。提供就業機會，居民收入提高，才能激發消費。對于土地制度，依照中國國情不可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我認為土地的產權改革方向是要允許土地流轉，農民拿產權可以去抵押、變現。

　　對于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改革是永恒的話題。很多發展中經濟體，早期階段比較容易形成改革共識，過了一定階段改革就比較難，然后就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社會利益的分化導致政策出臺趨于妥協。

　　調結構的方向是正確的，但調結構很容易被曲解為消滅一批產能過剩的落后產業，扶持高新技術產業。我認為這種大刀闊斧的措施是不合理的，中國現在需要的是經濟自由化，減少政府的干預，讓企業家自己做出選擇。

　　張軍系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采訪|本刊記者 謝澤鋒

　　祝寶良 給地方政府建稅

　　總結2012年的經濟形勢，造成經濟下滑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三點。

　　首先可以看到，就業并沒有出現問題，通貨膨脹也是溫和的。那么這就說明國家的潛在增長能力已經有所下降，其原因就是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沒有那么多了。

　　其次就是外需不振。這幾年，世界經濟的長期悲觀預期使得本應是周期性的問題經過循環往復，演變成了結構性問題。產能嚴重過剩，又受到外需下滑的制約，我們的出口因此受到牽連。

　　另外，房地產也是2012年經濟下行的一大原因。房地產調控確實起到了作用，但房地產的問題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房地產的絕對價格水平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信心。這并不完全是周期性問題，它還帶有結構性問題。因此，不能允許房地產繼續上漲，否則將長期影響未來發展。

　　關于房地產，我認為，在物業稅、房產稅沒有在全國征收以前，限購政策是很難取消掉的。要是讓全國的房價跌，那就是貨幣緊縮，但是貨幣緊縮是無法解決區域性差距的。區域性的差距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合到一塊，既能控制總量，還能解決一些結構性問題。因此，今后房地產行業改革的一個可行辦法就是推廣物業稅。

　　關于改革我認為，首先要區分政府該干什么，市場該干什么�，F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到底是市場干的不夠，還是政府干多了。但是時至今日，我認為這個問題仍然沒有達成共識。如果說當今哪項改革最迫切，那應該是“稅”。這屆政府需要解決公平問題，稅收來源問題，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的問題，因為其中涉及到一些利益關系，應該是很大的一個阻礙。

　　改革的方向就是給地方政府建稅，就是物業稅，地方政府的稅收在國外就是物業稅，房地產稅。增值稅、營業稅等都應該歸中央。一旦在今后進行這樣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就劃清楚了。地方政府就沒必要去管企業干了什么，只要這個地方環境好了，有人來建工廠，有人來建住宅，地方政府就可以征稅了。

　　祝寶良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采訪|本刊記者 張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