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談中國企業“走出去”

　　文/《中國外匯》執行主編  榮蓉

　　在全球經濟轉型的難得機遇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斷加快。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422億美元，同比增長52.8%。而日前發布的《“十二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規劃》亦勾畫出未來的發展圖景——中國將發展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和品牌，以促成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作為企業“出�！钡墓芾聿块T之一——國家外匯管理局近年來不斷通過簡化行政審批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堅實的政策支持。其領軍者易綱是堅定的市場規則的支持者和推動者。易綱認為，全球化為中國企業提供了“走出去”的契機，而我國經濟實力的壯大也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企業“出�！�，一方面需要遵守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另一方面必須遵守當地法律，減少或避免將高度政治的話題敏感化。

　　在接受《中國外匯》采訪時，易綱表示，現在海外投資正逢其時，但在看到時機的同時也要把防范風險放在首位，以平常心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

　　《中國外匯》：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鄧寧的理論，人均GDP越高，對外直接投資(ODI)凈額越大。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海外投資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

　　易綱：鄧寧將ODI劃分為四個階段，我國人均GDP為5415美元，剔除通脹等因素影響，尚處于吸引外資大于對外投資、ODI大幅增長的第三階段，未來的發展空間很大。

　　當前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為國內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比較好的機會。這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歐美企業經營壓力加大，接受并購和國際化的意愿增強。二是市場估值水平顯著下降。當前全球發達市場股票估值水平雖不是最低，但也處于一個相對合理階段。不論是兼并重組還是投資新項目，對外直接投資都與股市估值相聯系。三是國外監管層對中國資本的態度總體是友善的。

　　《中國外匯》：有一種疑慮認為，既然中國是投資回報最好的國家之一，為什么企業還要“走出去”。您怎么看這種觀點？

　　易綱：其實，我國民間和國有部門的投資大部分還是投在中國，之所以要“走出去”是考慮到外匯儲備這塊金融資產要“走出去”。另外，中國企業確實在某些領域具備競爭優勢。

　　以非洲為例，非洲最需要的是橋梁、隧道、鐵路、高速公路、水網及電網、移動通訊設備等基礎設施，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比較優勢。歐美在很多年以前，也有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有很多的橋梁專家、隧道專家。但是，他們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在五十年甚至更早以前進行的，當年參加建設并有豐富經驗的工程師已經退休了；而對新一代工程師來說，由于當前沒有太多大規模的工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經驗也就不多，而且他們的設計理念也不一定適合非洲國家。相比之下，中國現成的橋梁專家、道路專家、電網專家很多，生產能力和提供解決方案的能力非常強，因而“走出去”的競爭力也很強，競爭優勢非常明顯。

　　《中國外匯》：請概括一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特點。

　　易綱：全球化提供了“走出去”的契機，而我國經濟實力的壯大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必要保障。在重工業化發展使國內資源供給緊張后，“走出去”向海外尋求資源就成為了當然的戰略選擇。

　　從“走出去”的構成來看，由于我國不管是能源還是鐵礦石或其它金屬等都比較缺乏，所以對很多企業來說，“走出去”的初衷是為了獲得資源。隨著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發展，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將會更加注重獲取先進技術、品牌、市場和進行產業鏈整合等，“走出去”將由單一的資源需求向多元化目標過渡。

　　從投資的區域來看，到目前為止，中國企業“走出去”第一步往往是香港，而亞洲(包括澳大利亞在內)是其海外收購交易金額中占比最大的區域。未來中國海外收購覆蓋區域會不斷擴大，將逐漸向歐美等擁有先進技術、品牌和市場的區域擴張。

　　從投資的主體來分析，目前國有企業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主力軍，但未來我國民營企業海外兼并收購增長速度會加快，無論是在競爭力上還是在增長方面，它們的表現都將會更加突出。

　　《中國外匯》：無論是鄰國日本還是美國和德國，都是“走出去”的老牌國家，他們的海外投資經驗有哪些地方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易綱：日本企業“走出去”有其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20世紀90年代初，當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部分日本企業只得低價拋售在美資產，當時在80年代進行的15樁規模最大的并購案中，只有4樁成功。如三菱集團在收購洛克菲勒中心后不久就以半價賣給原主。其經驗教訓是，企業對“走出去”的收益前景過于樂觀，而對風險估計不足。另外，日本企業絕對服從觀念和美國強烈的自我意識所產生的企業文化格格不入，造成并購后整合的困難。好的一面是，雖然目前日本國內經濟增長較慢，但它每年都能從海外獲得大量收益。此外，日本企業“走出去”時不求控股，開始往往以少數股權投資的形式進入，然后在合作方出現困難的時候逐步擴大股權。

　　當前，美國企業“走出去”的規模全球第一，存量和流量均占據世界主導地位。美國企業“走出去”時非常重視企業發展戰略，開拓國際市場不計較短期利益，嚴格要求知識產權保護。

　　德國的對外投資以發達國家和制造業為主要對象，多以自有資本為主，企業杠桿率比較低；投資項目控股程度高，70%以上投資為獨資企業，且大企業和大項目占絕對優勢。

　　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國、德國，包括日本在內，都會獲得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國家層面的支持。

　　《中國外匯》：從2004年TCL(微博)并購湯姆遜和阿爾卡特到2012年的三一重工(微博)收購德企普茨邁斯特，中國企業“走出去”一直不乏大手筆，但風險也日益凸現出來；尤其是對與資源相關的海外投資，遭遇的困難越來越多。如何認識并盡可能規避這種風險？

　　易綱：企業“出�！笔且粋�系統性的工程，會面臨諸多風險，包括宏觀風險、政治風險、產業風險、微觀風險、交易風險、操作風險以及并購之后的整合風險等。中國是一個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目前我們“走出去”獲取資源也占主導地位。但是通過海外投資獲取資源的實際情況與企業、媒體、公眾的想象并不一樣。

　　以石油為例，假設在海外發現一個大慶，這與我們在國內發現一個千萬噸級的油田概念完全不同。海外資源市場的游戲規則基本上是：在哪兒開采，就要在最有效的市場把開采的資源賣掉。我們可以在海外通過投資資源賺錢，可以通過投資資源形成產能增加全世界的供給，但在海外開采的油或資源是不是能拉回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市場格局。在距離遠的地方，最有效的方法一定是在當地賣掉而不是拉回中國。所以，即便是我們在海外發現一個大慶，如果距離比較遠，我們還是會選擇從中東往回運油；而我們在距離比較遠的地方開采出來的油，即便是份額油，還是會在當地出售，因為拉回來不劃算。

　　此外，無論哪個國家，資源都是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的話題。如果我們大張旗鼓地說要去拿資源，那么這些國家的民眾、媒體和政治家都會對這個問題高度敏感。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個外國企業家在中國買了一塊耕地、一塊資源，中國的民眾會是什么反應？所以，在涉及到與資源相關的“走出去”時，一方面我們需要遵守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另一方面應當盡量遵守當地法律，減少或避免將高度政治的話題敏感化。

　　《中國外匯》：圍繞支持企業“走出去”，國家層面陸續完善了相關政策，外匯管理部門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易綱：當前，外匯局對企業“走出去”提供的相關政策支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匯兌管理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取消對外直接投資匯兌限制，實行登記管理，可兌換程度與FDI(外商直接投資)相當；國企、民企公平對待，一視同仁。

　　《中國外匯》：取消匯兌限制是否可以理解為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終結？

　　易綱：強制結售匯制度通常被學界、媒體等使用，一般是指企業取得的外匯收入必須賣給國家指定的金融機構，使用時需經批準在國家指定金融機構購買的管理安排。中國外匯管理官方文件和法律上從來沒有用過這個詞，大家都這么說也就約定俗成了。

　　實際上，從1952年一直到改革開放，我國對外匯一直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從1978年到1994年，雖然我們有了雙軌制等政策，總體上外匯管制還是很嚴格的。1994年之后，建立銀行結售匯制度，允許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可兌換：除外商投資企業外，其他企業出口收匯必須賣給銀行，用匯時可以憑有效憑證到銀行購匯。1996年12月1日起，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1997年1月14日，國務院修改《外匯管理條例》，明確對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但仍要求企業外匯收入原則上須賣給銀行。

　　2001年起，國家逐漸放寬企業保留外匯收入限制，明確企業可以根據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外匯收入，并在2007年宣布取消強制結匯要求。2008年以修訂《外匯管理條例》為標志，法規層面正式確立強制結售匯制度的取消。2009年以來，外匯局開展了大規模的法規清理，宣布廢止和失效四百余份文件。過去這六七年，尤其是2005年以后，從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可以看出，實際上是企業和居民在有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盡量早地賣出美元，而不是強制結售匯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積累這么快也可以反證這一點。

　　《中國外匯》：除了政策支持企業“走出去”，宏觀層面還可以做哪些工作？

　　易綱：在服務配合企業“走出去”時，我國還可以充分利用多邊開發平臺，因為通過多邊開發機構投資可以減少和降低一些問題的敏感性。當前，我國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搭建了一些平臺，主要包括舉辦商業研討會，推介多邊開發銀行(MDB)商業機會；承辦MDB各類活動，為中國和亞洲、非洲、拉美企業搭建溝通平臺；利用人民銀行牽頭的“利用多邊開發銀行促進對非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工作協調機制”，在部委、金融機構、企業層面進行政策協調；利用中國與MDB的雙邊技術合作協定，支持中國咨詢企業和專家“走出去”。

　　《中國外匯》：結合目前的情況，您認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企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易綱：第一，企業“走出去”應該堅持市場化原則，尊重市場規律，將本求利。在市場條件下，企業沒錢就意味著企業資產負債率高、資本金不夠，而資產負債率和企業資本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衡量一個企業風險和信譽最主要的指標�？偨Y日本、美國、德國的經驗，凡是高資產負債率、高杠桿在海外收購的項目，風險都比較大。因為高杠桿時企業都比較樂觀，對后續危險和今后現金流能不能覆蓋資金成本沒有清醒的認識，這才敢用很高的杠桿。一旦收購以后，發生一些沒有料想的情況，高杠桿就使得風險非常大。很多企業在海外經歷過的艱難階段，往往是由于對風險估計不夠，除了對當地工會、文化沖突估計不夠，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企業的現金流出現了問題。此外，企業“走出去”要強化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形象，淡化政府色彩，避免外國設障、攻擊，這樣才能提高成功率。

　　第二，產權歸屬要清晰。要責任明確，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誰決策誰負責，誰承擔風險誰獲得收益。要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和公司治理結構，防范道德風險。

　　第三，“走出去”項目應能承擔合理的融資成本，確�，F金流覆蓋資金成本。合理成本有利于篩選出優質項目，保證對外投資經濟可持續，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企業在“走出去”時要充分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以及現金流如何安排等問題，以此來保證對外投資的可持續性，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保障流動性安全。

　　第四，保障資金安全與合理收益。安全第一，建立合理退出機制。

　　第五，要注意社會責任，如環境保護、公益事業、培訓當地員工等。有的企業“走出去”時對當地雇員的教育培訓沒有充分準備，習慣于我的工程我自己干。雖然中國工人吃苦耐勞、具有很好的專業精神，但“走出去”時不能不考慮如何將中國工人和當地工人有效結合起來，因為每個國家在制定外資政策的時都會考慮外資給當地創造了多少就業。

　　第六，要特別注意對外投資的安全問題。為此應審慎評估地緣政治、政變、恐怖襲擊、海盜及綁架等投資風險。

　　總的來說，現在海外投資正逢其時。但在看到時機的同時也要把防范風險放在首位，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