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計劃首次提出的轉變增長方式的目標，仍待“十二五”期間真正落實。從發展模式到增長速度，從內需動力到體制改革諸多變化，均指向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財經》記者 楊中旭 王畢強

　　2月15日，農歷正月十三，北京春節氣息仍濃。履新一個半月的美國通用汽車董事長兼CEO艾克森來訪。此前一年，通用汽車在華銷量達到創紀錄的235萬輛，首次超過其本土市場，而今年中國很可能助力通用反超豐田，重奪全球汽車業首位。

　　首次面對中國媒體，62歲的艾克森說：“中國是通用汽車王冠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在未來的10年、20年甚至是30年都將成為世界汽車市場增長最快的地區。”

　　這并非虛言，2010年中國汽車業產銷雙超1800萬輛，穩坐汽車產銷第一大國之位，并打破美國1700多萬輛的年度紀錄，改寫了全球汽車工業歷史。

　　而這遠非艾克森在北京感受到的中國傳奇的最強音。按照中國的發展規律，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各大汽車集團對未來五年的產量預估總數已突破4000萬輛，若按80%的產能利用率推算，到2015年“十二五”結束時，中國汽車業產能規模將應超過5000萬輛。這究竟是合乎邏輯的加速發展，還是超乎想象的狂飆突進？

　　相關爭論與答案，與3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和3月5日召開的人大會議核心議題緊密相關。

　　屆時，人大和政協將審議國務院提出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根據此前中央有關會議公報，在總結“十一五”實踐得失的基礎上，“十二五”規劃將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對經濟社會諸多關鍵領域的變革進行謀劃，對中國未來走向將影響深遠。

　　“兩會”前夕，《財經》記者廣泛接觸參與“十二五”規劃綱要討論、起草的政經學界要人，追問未來五年中國從經濟到社會、由增長及民生諸要害領域的變與不變，探求中長期中國民富國強之路、體制變局之道。

　　發展變遷：經濟增長與民生幸福

　　中國普遍出現的“人口紅利”時代面臨終結跡象，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社會投入，通過維護社會穩定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來提升勞動生產率

　　“十二五”開局之際，增長不是問題，民生挑戰更大。

　　早在去年圍繞“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討論、起草過程中，要不要繼續設定多項經濟增長與民生幸福指標，即有激烈爭論。自1996年“九五”計劃實施起，經濟指標占絕大多數，民生指標相對較少，而完成情況頗有起伏，每個階段很不一樣。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對比分析發現，“九五”、“十五”和“十一五”三個五年里，各項指標完成率分別為75%、64.3%和86.4%，其中GDP增長指標均遠超預期完成，但民生指標的增加和完成情況，直到“十一五”才有所好轉。

　　新華社2月20日播發的一篇通訊也印證了胡鞍鋼的分析，該通訊稱：“十一五”期間各項民生指標全部完成。而根據五年前開始實施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下稱“十一五”規劃)，總計22項指標，民生占據其中8項，分別為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鎮基本養老覆蓋人數、新興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五年城鎮新增就業、五年轉移農業勞動力、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五年后看，其中前三項提前達標，五年新增就業崗位和轉移農業勞動力(5500萬)比“十一五”規劃(4500萬)多出1000萬，城鎮登記失業率依舊處在5%以下；最后兩項更是大幅超預期完成。

　　今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稱，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而在“十一五”規劃中，這兩項指標分別為13390元和4150元。

　　不過，新華社等官方機構在總結“十一五”成績的同時也坦承，對于普通百姓來說，上述民生指標的完成情況，與他們的切身感受存在一定差距。

　　以居民收入為例，“十一五”期末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別達19109元和5919元。即使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最嚴重的2007年到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率也高于5%的規劃目標。但受物價、房價等上漲因素影響，不少機構調查顯示，普通百姓感覺收入增長很不明顯。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主任王萍萍表示，物價上漲減緩了收入的實際增長率。

　　而對于收入分配不公、社會保障不足的抱怨與爭議，以及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的不滿情緒，形成了近年來困擾決策、考驗執政的多重壓力。

　　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決策咨詢與學界人士稱，去年在討論、起草“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時，增強民生幸福成為遠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共識，在草案中有較充分反映。

　　而在去年底今年初相繼召開的地方“兩會”上，“讓人民幸�！币喑蔀楸菺DP增速、固定投資增長等經濟指標更重要的施政目標，在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頻繁出現。比如，北京提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這被外界解讀為，一些有遠見的地方政府唯GDP馬首是瞻的政績觀有所松動。但學者們更愿意相信，這是中國普遍出現的“人口紅利”時代面臨終結跡象，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社會投入，通過維護社會穩定并提高勞動力素質，以提升中國的勞動生產率。

　　據一位參與“十二五”規劃起草的學者估算，到“十二五”中期，即2013年前后，中國就業人口比重將達到峰值，在那之后，由于老齡化社會亦步亦趨，加上居民儲蓄率可能有所下降，消費率逐步上升，應是無可逆轉之勢，為此需要決策未雨稠繆。

　　可資參照的國際案例是中國近鄰日本與韓國。在“二戰”之后它們亦曾維持20年左右的經濟高速增長，其間的經濟結構調整均面臨諸多掣肘，而至為關鍵的正是人口結構變遷。日本在1969年、韓國在1988年渡過人口結構、亦是經濟結構拐點，儲蓄率和投資率下滑，在國民收入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日本、韓國均迎來了消費率穩步提升的時代。

　　中國能否實現類似的人口和經濟結構的協調轉變？不少研究者對此表示樂觀。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一位學者表示，過去30年中國年度平均經濟增長率約10%，在接下來的“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會下降，但轉型會加速，一些“十一五”期間沒有完成的經濟和民生使命，屆時或將水到渠成。

　　亦有學者對此頗為擔憂，在他們看來，勞動力供應從充足到短缺的“劉易斯拐點”正逼近中國，妥善應對并平穩化解，尚需恰當決策和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其中極為關鍵的環節是，市場經濟能否得到更自由的發展空間，居民收入能否有遠超同期GDP增速的大幅上升，而這應當是“十二五”規劃最需要突破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模式變通：政府主導與市場自主

　　如何將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從政府逐步轉移到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手中，是“十二五”期間中國能否實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十二五”的政策主線。但各界關注的區別和爭議在于，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政府與市場各自應擔任什么樣的角色？

　　戴爾西進成都，惠普扎根重慶，富士康轉戰中西部……這是最近一年里在中國內地頻繁出現的產業轉移路線圖。

　　2月19日，大連市一家包裝企業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表示，長期處在價值鏈的低端，為不足3%的利潤拼命之后，卻猛然發覺招工難、地價升，“如果不想餓死，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學習戴爾、惠普和富士康西進；如果留在大連，唯有升級換代，比如轉向服務業�！�

　　全國工商聯和商務部的調研顯示，由于人口、土地等資源緊張所引發的產業被動升級已是進行時。然而，以企業為主體的升級換代，在各地方政府強有力的作用之下，亦產生種種扭曲。為繼續追求GDP增量，并確保就業形勢，一些地方政府競相通過提供廉價土地、優惠稅收政策、犧牲壞境、放寬對工資和社會保障的監督等行政手段，吸引投資建廠。

　　一位接近國家開發銀行的人士表示，地方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慣性仍然強大，市場的自主選擇和充分競爭不夠。尤其是在一些中西部省份，政府推動要上的項目，首選可以馬上見效的大投資項目，往往就是“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或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制造業和加工貿易業。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一些中西部地區事實上在重復東部沿海走過的高消耗、低效率老路，不利于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秦曉、許小年、張維迎等學者近期多次呼吁，由各級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應當在“十二五”期間有明顯調整，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自主作用，讓社會資源按經濟規律進行配置，培育并鼓勵企業成為投資和經營的真正主體。

　　不過，培育什么樣的企業主體，各方面的理解也很不一樣�！笆�五”期間的國退民進，與“十一五”后期出現的“國進民退”返潮沖撞不止。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級政府為保增長而緊急加大政府投資，亦刺激了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慣性反彈。

　　而為了追求靚麗的成績單并快速充實本地財政收入，各級地方政府主導下的投資，一般會首選具有親緣關系的國有企業或者大型跨國公司，而承載60%以上就業的民營企業仍然處于優質資源的邊緣，由此造成不同所有制屬性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財經》2011年會上指出，盡管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央就提出了“轉變增長方式”，但時隔30年，無論是增長方式還是發展方式都沒有轉過來，原因就在于政府掌握著整個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同時，又把追求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表現，致使各級政府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的數量，背離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

　　“政府必須明確，自己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企業營造好的經營環境，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要在生活保障體制、在教育體系、在科研體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撐。政府不該利用權力壟斷市場和與民爭利�！眳蔷喘I說。

　　許多學者相信，除非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淡化其經濟參與者的角色，否則政府主導經濟與市場自主發展的矛盾，仍然會貫穿“十二五”始終。

　　就在“十二五”開局之年，各地政府又紛紛提出各種規劃，以“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比如浙江省近期就提出，要以“四大建設”為突破口加快經濟轉型升級，這四大建設是指構建大平臺、發展大產業、建設大企業、推進大項目，其中政府承擔的主導角色較為明顯。而浙江還是中國市場經濟自主發展較為充分的省份。

　　前不久獲批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山西省則提出“以大企業為龍頭，以各級各類開發區為承載，形成上下游緊密銜接的產業鏈，形成集群發展的突破態勢”。該省有關文件還強調：“園區既是工業集群化的承載體，又是招商引資的最好平臺，招商引資額年均增長要達到30%，經濟增長速度要達到年均增長20%－25%。縣以上政府既要親自動手抓招商，更要推動企業以企招企、以商招商，進行定點式、跟進式、持續式的精細化招商引資，掀起策劃、引進、建設項目的高潮�！�

　　學者們相信，如何將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從政府逐步轉移到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手中，是“十二五”期間中國能否實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

　　方式變陣：外需拉抬與內需推動

　　考慮到通脹、資源、環境等壓力，經濟增速適當下降對可持續發展更有利，同時調結構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經濟增速不能太快

　　回顧過去30多年來的中國增長奇跡，外界公認：出口導向的外需拉動和相應投資驅動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從“十一五”后期開始，外部拉動因素的式微已不可避免，而同時，內需因素，特別是消費的上升仍然面臨諸多考驗。

　　2010年1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公布2009年數據，進出口總額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進口下降11.2%，進出口相抵后中國當年的貿易順差比發生危機的2008年還減少了994億美元。

　　水落石出。這進一步提醒中國，多年來主要由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無法持續。隨后在2010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決策高層先后作了專題講話，均集中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胡錦濤在講話中強調，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在談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他50次使用了“加快”一詞。

　　外需指望不上，內需長期不足，一直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糾結點。15年前，“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經濟體制從計劃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被寫入“九五”計劃，“這表明決策層彼時已經認識到‘轉變’的重要性。”參與起草“九五”計劃的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財經》記者說。

　　長期以來，解決短缺經濟和解決溫飽問題一直是中國各級政府的工作重心，這種情況在“九五”期間首次有所改變，伴隨著短缺經濟的基本結束，買方市場初步形成，使得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隨之凸顯：主要工農業產品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過剩，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不足，而消費中居民消費又不旺，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十一五”期間，經濟結構指標的完成度其實差強人意。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至“十一五”末期為43%，勉強逼近五年前設定的43.3%的指標；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比重至“十一五”末期為1.9%，也僅逼近五年前設定的2%的指標。

　　“服務業占比、研發經費占比的下降，并不是它們跑得不快，而是GDP這個分母跑得更快�！币晃粎⑴c決策討論的學者對《財經》記者表示。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度讓人們以為，經濟上升周期到此結束，當年中國的GDP同比增速亦降至9%。孰料被張維迎稱之為“力度過猛”的四萬億政府投資盛宴，以及驟然加大的擴內需、促消費力度，使GDP增速隨即在2009年止跌回升，同比增9.1%；2010年，這一數字更重回兩位數，高達10.3%。而在“十一五”規劃中，GDP年均增長指標僅為7.5%。

　　“分母”跑得太快，未必是好事。一張多米諾骨牌就此推開。對GDP增速貢獻最直接的重工業最受地方政府青睞，提供就業崗位主力軍的輕工業與服務業則被輕視，導致居民收入受到掣肘，消費率提升乏力，擴內需目標亦難遂行。

　　一些學者提出，長期以來，中國紡錘型社會構建不力，服務業占比下降與此緊密相關。所謂紡錘型社會，即是中產階層為主流的社會，而中產階層主要來自于服務業。

　　此外，有限的資源、脆弱的環境勉力支撐不斷加速的宏觀經濟需求，供需矛盾在“十一五”更加凸顯。

　　“由于經濟發展方式并未根本轉變，成本推進型通脹在那一時期已成顯性，金融危機只是暫時中斷了這一進程而已。”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表示。

　　過去一年間，伴隨著經濟回升向好，通脹亦開始加速，2010年1月的CPI月度同比增速僅為1.5%，12月則突破了5%的關口。上述接近決策討論的學者表示，如果考慮到通脹、資源、環境等壓力，經濟增速適當下降對可持續發展更有利，同時調結構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經濟增速不能太快。高速轉彎容易翻車。

　　雖然中央一再釋放信號，要求經濟增速適當放緩、更著力調結構，但這并不能夠阻止地方政府持續加快的經濟增長腳步。2010年底，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透露，各地匯總上來的數據顯示，至少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經濟增速在10%以上。

　　2011年初，各地“十二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增速目標紛紛公開，重慶以13.5%居首，資源大區內蒙古以13%位居次席。全國各地僅有五個省市明確，2011年GDP增速目標低于兩位數，依次為上海8%左右、北京8%，浙江、廣東和河北9%左右。

　　指標變量：增速攀比與體系考評

　　制定更全面的政績考評體系，當為破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題的可行之道

　　規劃“十二五”，許多地方預設的經濟增長仍然較快。重慶、黑龍江、廣西、貴州、江西、安徽、云南等中西部、東北省市均提出，“十二五”期間GDP總量及人均GDP五年翻番的目標。這意味著接下來五年里，這些省市要實現約14.6%的年增幅。

　　破解各級政府官員的唯GDP傾向，重新激發其改革意欲，扭轉促發展之手“硬”，促增長方式轉變之手“軟”的尷尬之局，成為近十年來決策層念茲在茲的重要議題。

　　各方在爭論中逐步達成一個共識：官員首重GDP，是因為這是決定升遷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標。解鈴還須系鈴人，制定更全面的政績考評體系，當為破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題的可行之道。

　　2006年中組部就下發了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考核評價試行辦法，引入民意調查和實績分析方法，適用于縣級以上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換屆考察、領導班子成員個別提拔任職考察。

　　但如此明確地把轉變增長方式與官員考核機制結合起來，則是在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提出，要以“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為抓手，增強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斷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接下來的難題是如何量化此一考核機制。這也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所率團隊，最近兩年戮力求索的目標。

　　據悉，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編制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評價指數”，得到了國家發改委和各地方政府的肯定，并在2011年初向社會發布。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評價指數主要分為7個一級指標和18個二級指標。一級指標分別包括反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效率、城鄉一體化、創新和環境等方面的指標。

　　反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主要包括人均GDP。反映需求結構的指標，主要包括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和勞動報酬占GDP比例。產業結構的指標，則主要是由第三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構成。

　　要素的效率指標，主要是選取了勞動生產率和單位資本產出和單位能源產值等指標，以及反映要素效率的地方適齡人口入學率指標，以期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通過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來推動經濟的增長。

　　創新能力是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為此特別選取了研發投入占GDP比例指標。此前的《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曾提出2020年全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要提高到2.5%。

　　城鄉一體化指標主要體現在城市化率和農村與城鎮人口收入占比這兩個指標。由于城市跟省、自治區、直轄市沒有可比性，所以單獨把本地區生產總值2000億元以上的城市在一起排隊比較。

　　還有一個環境方面的指標，包括森林覆蓋率、單位化學需氧量產值、單位二氧化硫排放產值、固體廢物利用率、污水處理率五個指標。

　　鄭新立向《財經》記者表示，通過這些指標的計算可以比較科學、全面地反映一個地區發展方式轉變水平。從各省、自治區來看，2000年到2009年指數變化前五名分別為廣東、浙江、江蘇、內蒙古和山東。

　　廣東無論從發展方式、評價指數水平還是指數提高速度等方面在全國都是第一位，這主要得益于其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特別是IT產業技術的發展，并擁有深圳、東莞等世界聞名的IT產業生產基地。

　　內蒙古利用其資源優勢和畜產品深加工，大量引進外資，并開展煤化工等先進技術取得了快速發展，增長速度已經連續七年穩居全國第一。山東則是以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都比較發達，發展水平比較全面，排進了前五名。

　　鄭新立同時指出，發展是硬道理，盡管人們對GDP的科學性提出了一些疑問，但是現在還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指標來代替GDP，特別是人均GDP指標。全國人均GDP和各地方人均GDP的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各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將人均GDP作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對《財經》記者表示，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學、規范的指標體系，補充完善對地方政府業績的考核，從而改變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扭轉片面追求GDP發展的局面，激勵各級政府在事關民生的問題上多做工作。

　　國際經驗顯示，制定不同于GDP的評價指數體系，是發達國家探索引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如美國就用城市綠色指數引導城市的產業發展。

　　事實上，世界主要國家的考核指標體系大體上都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GDP考核，逐步向注重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包括失業、就業，包括扶貧、社會和諧、人均受教育的程度等指標，再到更加重視人文的發展指標。

　　這種轉變背后的共識是經濟社會發展歸根到底還是要看人自身的發展，包括人均預期壽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嬰幼兒死亡率、千人師資率等反映人本身發展水平的指標，還包括醫療發展情況、社會保險發展情況等指標。

　　吳曉靈和她帶領的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將目光聚焦在民生福祉領域，通過多次調研選定了包括：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公共服務四方面，共幾十個指標(其中有19項主觀指標)，已經初步構建起來了民生(福祉)指數指標體系。

　　《財經》記者獲悉，制定民生(福祉)指數指標體系的構想得到了全國人大主要領導的認可，并被列為全國人大“十二五”規劃編制專項調研的14項課題之一，該報告已交予國務院。

　　近日，由吳曉靈領導的課題組對外發布了“中國人幸福觀調查”結果，標志著民生(福祉)指數指標體系基本形成。

　　從2009年底開始，該課題組委托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調查隊在全國發展水平不一的24個城市對4800名居民進行了調查。

　　根據民生課題組專家的研究，并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本次調查列出了19個調查問題，要求受訪者對每個問題影響生活品質或幸福感的程度做出回答。

　　調查顯示，在19個主觀指標中，“家庭和諧”是影響中國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其次為“健康”和“子女教育”。“社會管理參與”對幸福影響最低。而“居住”幸福不幸福則出現了偏差：“居住”的重要性評分僅列第十。

　　這與當下輿論關注程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住房問題是當下輿論最關注的話題之一，關注度甚至高于教育、醫療。

　　盡管吳曉靈和鄭新立都向《財經》記者表示，民生(福祉)指數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評價指數不可能在短期內代替現行的GDP考核，列入“十二五”規劃的可能性也都不大。

　　但《財經》記者接觸到的官學兩界人士普遍認為，通過向社會公布指數考評的結果，經由輿論引導，應能對地方政府圍繞經濟增長的行為模式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則對考核體系的變化持保留態度。他認為，GDP考核仍然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考核的最核心的指標。同時，GDP考核與其他考核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完全相悖的，因為如果把環保指標、排污指標、結構指標當成剛性指標，都納入進來進行考核，可能會導致出現像前一段時間，個別地方政府為了完成節能減排指標而拉閘限電的情況。

　　路徑變局：瓶頸掣肘與改革突破

　　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在劉元春等學者看來，地方政府追求兩位數的GDP增速，亦是無奈之舉。唯有如此，方能令財政收入達到20%左右的增速，以維持地方財政的正常運轉。

　　這始于1994年分稅制。那一次中央、地方關系調整后，中央財政一改以往拿小頭的格局，國稅收入占到總稅收七成左右。不對稱的是，地方政府事權占大頭，盡管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力度驟然增強，但地方主政官員還是時常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境地。

　　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財產稅(消費型稅收)作為收入來源不同，中國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主要來自生產型稅收(流轉稅)——在地區差異較大、社會發育程度不足、個人信用體系尚未完整構建的背景下，生產型稅收的地位尚難撼動。

　　地方政府的種種備受詬病的舉動——賣地、招商引資、地區間惡性競爭、放寬排污標準——因此有了答案：唯有擴大生產型稅收的來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填補缺口。

　　“地方政府并非不想保護環境、改變粗放型要素投入的經濟發展方式，但難題在于公共服務均等化尚需時日。”曾擔任安徽省宣城市市委書記、市長多年的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方寧對《財經》記者分析指出。

　　無獨有偶。2007年10月16日，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2007年之前三年的中央、地方關系，“緊張程度達到建國來的頂點”。此前一天，他參與起草的十七大政治報告剛剛全文公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式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

　　“一位財政部高官來黨校作報告的時候，下面的地方官員使勁地遞條子。”李君如說，“現行財稅體制本來就頭重腳輕，這些年權力又不斷上收，地方官員不停叫苦。”

　　包括曹遠征在內的多位學者表示，“十一五”期間，財稅體制改革缺少總體設計，更多只是在資源稅、所得稅乃至房產稅試點等領域零敲碎打，而增值稅改革等事關全局的財稅變革鐘聲尚未敲響。

　　“為了使事權和財權匹配，無非是兩種思路，一種是財權下沉，一種是事權上收”。曹遠征表示。在基本格局未變時，地方政府唯有“固守陣地”，對觸及自身利益者“統一立場”。

　　在2006年中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綠色GDP報告)于2007年夏季流產，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曾向記者提供一份2004年中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綠色GDP報告)完整版，中西部地區的排名，均需從后向前尋覓，廣西位列倒數第一，西部的貴州、寧夏和青海分列倒數的第二、三、四位，中西部資源大省山西和內蒙古分別排名倒數第五和第六。

　　但隨后即有試點省份要求退出。綠色GDP核算小組組長、環境保護部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透露，一些資源大省在計入資源破壞與環境保護成本之后，綠色GDP變成了負增長30%。王金南認為，顯然是綠色GDP觸及到一些地方官員的痛處。半年后，年度綠色GDP報告變公開發布為內部研究。

　　除了財稅體制改革進展寥寥，事關收入分配改革的國企分紅與工資集體協商亦步履蹣跚。2007年12月，財政部已會同國資委發布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勉強終結了國企不分紅的十年歷史。

　　按照《辦法》，國企分紅的比例將區別不同行業，分三類執行：第一類為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具有資源型特征的企業，上交比例為10%；第二類為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企業，上交比例為5%；第三類為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這亦廣受詬病。財政部數據顯示，2010年國企盈利近2萬億元，但上交國家紅利僅440億元。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解釋稱，央企利潤是全國人民儲蓄，以后需要動用時隨時可提取。此表態亦引發爭議，將國有資產收益全額納入預算的呼聲不斷高漲。

　　央企有關負責人多沉默以對。中石油總經理蔣潔敏則表示，央企分紅之后，自2005年起繳納的1500億元的石油特別收益金則應進行調整。一位學者評論說，國資經營收益如何更合理地被國民分享，在“十二五”期間仍然是一個待解的難題。

　　“壟斷不破，收入分配改革難竟全功�！敝袊�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稱。這一背景下，要素價格信號亦被扭曲，利率市場化進展緩慢，匯率與資源價格長期偏低，等于助長出口與投資拉動模式。“改革不到位，就等于捆住了調結構的手腳�！笔�小敏說。

　　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等接近高層的決策智囊，均在不同場合提出，要做好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

　　劉鶴認為，必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快改革的進程，努力構建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和利益軌道，特別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等領域的改革。

　　吳敬璉也向《財經》記者強調，“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推進改革。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性障礙，才能建立能夠促進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

　　他認為，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說得很明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這樣才能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需要，為科學發展提供堅實有力的保障。

　　而這在中央決策高層的公開表態里，亦有明確回應。2010年9月6日，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講話時提出：深圳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須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

　　在外界看來，中央對深圳的期望，亦包含對“十二五”及未來更長時間里，整個中國經濟社會所必然經歷的轉型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