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稱加息面臨兩難選擇 工作比伯南克更難做
2010年，央行接連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防通脹、保增長的兩難境地下艱難前行，央行行長周小川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上，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近日，周小川接受央視財經頻道《領導者》欄目知名財經主持人芮成鋼的專訪，暢談我國明年的宏觀貨幣政策，直言央行在加息問題上的兩難選擇。在談到目前這個時點上，周小川和伯南克的工作壓力誰更大 芮成鋼對話周小川：加息兩難 工作壓力比伯南克大 媒體來源：央視財經頻道《領導者》 的時候，周小川坦言，自己的工作挺難做，壓力比伯南克更大。以下為訪談實錄全文：
芮成鋼：周行長你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央行行長在加息問題上你有兩難嗎？一方面比如說控制通脹預期。
周小川：我覺得多數央行政策工具都存在兩難，首先經濟體就有不同的利益主體，手里少數幾項貨幣政策的工具，滿足所有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是很困難的，拿匯率來理解，匯率升高的時候，出口者就可能抱怨，進口者可能有好處，東西可以賣便宜點，市場可以打大一點。除了利益群體以外，還有整個對整體經濟，比如說你可能對增長好，對物價不一定太好，就是這個這種大板塊上需要權衡。再一個就是時間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對中長期不見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長期有利，短期可能還要忍受一點代價，所以這個都是表明了這種權衡或者兩難的關系，因此所謂宏觀決策，它就是要站在更全局的立場，更總量的立場，把近期和中長期結合起來，綜合考慮做出權衡，所以每一政策出來按理說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兩難。
芮成鋼：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盯得是很緊的，貨幣政策一點點的變化，可能資本市場都會有一些反應，甚至是過度的反應，所以你在考量每一個政策的時候，會不會首先考慮到資本市場的反應？
周小川：我說資本市場是有一個成熟的過程，這個成熟的過程就包括了這個內容。它是在早期的時候，這個投資者他覺得我是在和誰博弈，我這個投資的挑選是重點看的是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成長潛力呢，還是我是看的是政府怎么做的。所以早期來講肯定投資者就覺得政府的影響非常大，上市公司反正它那些數據也看不明白，甚至說是否足夠真實，披露足夠充分也不太清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更多看政府，早期來講，我們出一臺政策的時候有的時候像地震一樣，大家反應非常強烈，現在來講經常是你政策還沒出臺，有一部分提前吸收了，說明他已經判斷了，他也知道這個事關系到整體經濟調節的問題，因此大家面看的比較寬了，也看國際，也看國內宏觀。當然我們也盡量在做出政策的時候，也把資本市場的反應作為一種考慮，盡量的兼顧，但是大家都知道，少數政策如果兼顧到所有面不見得每次都夠兼顧的到，最后有的時候也要有所取舍。
芮成鋼：在G20上我聽到奧巴馬說，我們主要還是為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和美國經濟的增長而設計的，主要是伯南克美聯儲的一個決定，您覺得G20峰會最核心的討論其實在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之間完成的。
周小川：G20一般都有一些重大議題的框架，所以實際上G20很難有機會對于像量化寬松第二期QE2進行深入的討論。
芮成鋼：伯南克的權力是不是比中國央行行長感覺更大，我聽奧巴馬總統在G20峰會上非常明白的說，這個問題是伯南克來定，不是我白宮能夠直接干預的。
周小川：這是體制設立的問題，但不一定涉及到權力。實際上比如說各個央行管理的內容情況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們這兒匯率問題，在中央銀行是貨幣政策的一個部分，在美國是財政部的工作。應該說美國作為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的經濟政策也好，它的貨幣政策也好，財政政策也好，在全球的影響或者人家說政策的溢出效應來講，它都會比別人大，但是也不見得說到每一項政策都是這樣。
芮成鋼：在這個時間上是你的工作更難做，還是伯南克工作更難做。
周小川：我是說一般人對自己的難處理解比較深刻，對別人的工作他有什么難處，實際上你不見得全看得到，可能事后你慢慢才能看到一些材料你才能知道，所以我當然覺得我的工作挺難做的。
周小川：這個理論它是強調改革是一個從舊的集中型心計劃經濟體系，向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轉變。那么這個體系是一個整體的系統，不可能零敲碎打的批湊起來。盡管從時間序列看事要一件件做，但是最后體制之間有很多關聯的內容。
芮成鋼：周行長我想不光是中國人，世界媒體的眼中您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改革者，我讀您的簡歷的時候，你當年在農村改革機床，你曾經改良過一個機床，把個機床做的更有效率。
周小川：我們第一批念研究生，我念的所謂叫系統工程，系統工程可能你們也知道，鼻祖是錢學森，或者說錢學森領導下六教授。錢老那時候就跟我們談過，而且鼓勵我們說是，我希望我們這個系統工程學科里頭，有一部分人搞社會，當時宋健同志搞人口模型，有一部分人搞經濟研究，他的意思指你去搞經濟研究。過去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系有很多低效的環節，可能需要一個非常徹底要動大手術的改革。系統工程的人其中一個思路就是說，強調叫最優化，因為很多模型都是靠優化來做的。那么我們就要看到這個計劃經濟當時的做法是否能實現優化，如果它不能實現優化，什么樣別的系統，改革會轉到什么別的系統能夠實現經濟系統的優化，如果優化當然我就涉及到，優化是什么標準？不是你自己主觀設計一個目標的優化，你是要最大限度的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的需求。這個優化目標的實現。
芮成鋼：您是不是一直在用系統工程的理念，或者這種框架來審視你所從事的這個工作或者這個系統？
周小川：對，我認為每個人他的學科背景是有一個必然的影響，你既然過去曾經研究過某一個學科，你的思維方法，你的方法論是在你過去研究領域中會始終伴隨著你，也不是說某一個思維方式，某一個角度就是最好的角度，但是大家都可以交流，交流的時候你可以說我是有這樣一個角度，相互之間就可以相互補充，然后看問題可能最后會比較客觀一些。我個人認為，我自己這個學科對我的培養我還是受益匪淺的。
芮成鋼：一些同行跟我說過這樣的話，美國的問題，他說美國最聰明人最能干人全去華爾街了，我曾經私下里聽他們說出一句話很不好聽，但是能反應一部分真相，他說華盛頓永遠監管不了我們，因為我們是美國最聰明的人，金融危機我們捅了那么大的婁子，沒有人坐牢。
周小川：資本主義的概念，它的資源不管是資本和人才來講，它都是朝向掙錢多的地方去，那個地方利潤高，就向那個地方去流動，一方面來講它們對金錢、物質過于崇尚，這個是有很多缺點的。另一方面來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講，它也有它的合理性，這樣的話才能夠使效率、效益不斷提高。金融業本質上是為實體經濟服務，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狠狠抓住這個環節，金融業不要搞出一些自我循環，并且對一般投資者采取一種誘惑的辦法，然后采取自我循環，跟實體經濟沒什么關系，然后就發財，這種做法是要高度警惕的。過去他們的監管對這個也不太重視，我估計這次金融危機在這方面發現了不少問題，金融界有些做法，制造了人為的交易，制造了泡沫，有些人在中間發了財，實體經濟或者受到損害，或者對實體經濟沒什么幫助，制造一些虛假的財富。
芮成鋼：我不知道您有沒有看《華爾街二》這部電影？
周小川：還沒看。
芮成鋼：我那天看電影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電影講述的是，1985年華爾街罪犯的罪犯蓋柯從牢里出來，看見電視上在演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些畫面，然后蓋柯就感慨，他說你看我這么多年坐牢，他說現在華爾街的人已經不玩我們當年那套了，我們當年還靠內幕消息吃飯，1985年的華爾街，蓋柯是靠內幕消息來賺黑心錢，今天這些人都玩大的了，不玩內幕交易了，實際上他也是在說華爾街制度安排進化到一個新的層面，當然也帶來了很多問題。
周小川：資本市場建立的本身，我覺得目的還是應該說它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的服務。那么實體經濟在不斷的前進，所以這個服務也需要不斷的創新，這些創新可能大部分還都是好的創新，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出亂子的，惹麻煩的創新。另外有一些創新動機上，可能就是少數人為了他們收入高一點，利潤高一點所搞的創新。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這樣一個復雜的系統里頭，肯定就會有漏洞，有漏洞就會有人去鉆空子，謀取私利，然后出現不同的犯罪行為，在其他金融市場，其他環節也都是這樣，就是一個階段的問題和下一個階段問題可能是很不一樣了，玩舊的東西不一定有人再玩了。這個問題就在于監管，我說監管要持續不斷的加強監管，而且在把老的毛病克服了以后，要有警覺，不斷發現新的可能存在的問題，對新的潛在存在的問題進行監管。
芮成鋼：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的關系有所改變，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周小川：應該說從整個經濟增長的發展過程中，直接融資能夠比有比較強的吸收風險的能力，這個增長會有不平穩，會有坎坷，會有風險，風險由誰來吸收，應該說間接融資吸收風險能力相對比較弱，直接融資能夠吸收風險，這樣的話它能夠吸收風險，它能夠幫助你度過一些困難的坎坷。同時吸收風險也意味著他支持經濟體中的創新活動，因為創新活動本身也帶有風險，要是沒有人吸收風險，誰給創新活動，給這些新的行業注入資金，所以我們是覺得是非常需要這樣的直接融資的發展。盡管說可能金融危機業也來一個疑問，但是我總結來講，從中國現狀來講，我們在加大直接融資比例方面，還有巨大的空間。這些年確實直接融資也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直接融資的規模都有了巨大的增長。但是與此同時，你在一個高儲蓄國家里面，發現間接融資增長也蠻快的，所以這個比例關系的改變還不夠，我們可能還需要有一些措施，而這些措施也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可能在那樣一種條件下可能使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關系發生進一步的轉換，或者更明確的轉變。將來直接融資的主體可能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就是養老金，現在直接融資同主體，除了個人自己配置自己的資產以外，我們看到的主要的機構投資的力量，一個是養老金，一個是股指投資基金，再一個就是保險業，這是在金融機構里的幾個主力。至于說國際上現在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有人叫影子銀行也好，有的叫新型機構，這個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特別是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這個可以有穩步的發展，但是還要注意觀察。那么這些都是導致直接融資力量發展的主力。
芮成鋼：采訪央行的行長，我最想問的當然是大家最關心的話題，什么時候加息？加多少？其實我也知道，每一個記者都知道，這些問題問了也得不到答案，但是難得的一次央行行長的專訪，不問公眾關切的問題，似乎說不過去。央行行長的專訪是最難做的，最難安排的專訪之一，這兩年各國央行的行長和財長們獲得公眾的注意力是越來越多，形形色色的各類峰會之前，往往是先召開央行行長和財長們的會議，這已經是一個慣例，而他們得到媒體報道的版面也是不亞于峰會，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我想各國的情況并不一樣，比如說周小川，每一次在公共場合出現，每一次講話都會引來媒體的微觀視界。我的一位華爾街日報的同行直截了當的說，周小川是現在西方所有財經媒體最想采訪的人，我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表明了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中國的聲音越來越不可忽視。
金融危機深刻的改變了這個世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認識到，對金融機構的監管等工作還遠遠不到位，這不禁讓我想到，市場的監管者，參與者，乃至于市場本身都有一個成熟的過程，甚至這個過程是永無止境的。金融危機還沒有真正走遠，他告訴所有的人，面對市場沒有人敢為人師。
人們也常常把周小川和伯南克做比較，我的專訪當中也提到了這個話題，周行長笑著坦言他的壓力比伯南克更大，我以為這又是映照了中美兩國經濟的現狀，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急劇減少，而中國承擔起了全球經濟發動機之一的重任。所以說，如何通過貨幣、信貸等政策保證我們自己的發展更加健康、均衡、可持續，中國央行行長的任務和擔子實在不輕。今天的節目就是這些，我是芮成鋼，這里是環球財經聯線周末人物特刊領導者，我們下周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