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一天當中國人找到了一種更為自然，更具有可持續力的發展模式，對自己的成就也更為自信時，所謂中國模式的有無，將變得不是那么重要

　　【《財經》記者 馬國川】 “把有爭議的問題放在財經年會平臺上，進行專家對話與評論，理清問題，建立包容性平臺，倡導一個理性、客觀、具有建設性的討論氛圍。”16日下午，在“財經年度對話”的開幕式上，博源基金會總干事何迪致辭說：“我們相信，參加對話各方人士將會我們獻上精彩的思想盛宴。我們希望，各方人士在交流碰撞中凝聚共識，為中國下一步改革凝聚思想資源。”

　　圍繞年度對話的核心話題《再議“中國模式”》，參加對話的嘉賓為與會者呈獻了精彩的思想盛宴，但是共識遠未達成，分歧依然存在。

　　有中國模式嗎？

　　“短視者或者既得利益者，認為已經找到與西方發達社會不同穩定、成熟具有推廣價值的終極發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稱中國模式，”六天前，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發給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的一封郵件里，對中國模式提出了強烈批評，“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將次優當最優，將過渡性制度安排當終極性制度安排。”

　　作為第一個發言的嘉賓，王紹光教授以引述完田國強的觀點作為開場白，隨即對田國強的批評提出了質疑，“果真有人認為找到了一個穩定、成熟、具有推廣價值終極發展模式嗎？在我的閱讀里面，至少我到現在沒有發現有這么一個人。”

　　但是，在對話的現場就有“這么一個人”。英國學者、著有《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馬丁·雅克認為，西方模式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出現了嚴重問題，“中國給全世界人們，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展示出了替代性方法。”

　　和馬丁·雅克的觀點完全不同，瑞銀集團環球新興市場經濟師、董事總經理喬納森·安德森先生認為，“中國模式在其他地區無法復制、無法生產出來。”這位著有《關于中國和世界五大洲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七個理由》等著作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模式運作方式非常簡單。50年前，把每個人土地都拿走了，30年前，把土地又還給他們了；50年前，把人們財產全部剝奪了，30年前，把人們財產權還給人們了。”

　　“西方某些學者認同中國模式，主要并不見得你們對于中國模式了解，而是對于西方模式失望。”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分析道，“因為西方模式導致了世界金融危機。”

　　地方政府助成了中國模式？

　　“我不關心中國今天有沒有模式，也不想關心中國模式是不是可以傳給別的國家學習，”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史正富開門見山地說。

　　這位經濟學教授同時擔任上海同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在這位成功的商業人士看來，中國形成了特別有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三維市場經濟。史正富解釋說，美國、歐洲是平面的兩維市場經濟：政府和企業。“不同于外國，中國多了一個競爭性的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一方面是政府的一部分，擁有官僚特性；另一方面則像板塊性的、綜合性的投資控股集團，進行投資、創業、招商，解決企業人事問題、財務問題，甚至推銷產品。”

　　在史正富看來，包括地級市和縣在內的幾千個地方政府互相競爭，有力的促進了經濟發展，這就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秘密所在。他不希望在未來的改革中改掉這種“有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否則中國就會“變成歐美版標準市場經濟制度”。

　　“我們拿西方經濟學一套理論，裁判中國正在發生偉大變革，這是非常不公道的，”作為經濟學家，史正富毫不掩飾自己對西方經濟學的懷疑。他特別提醒經濟學家，“如果把60年代研究東歐經濟、蘇聯經濟的模型拿來研究中國政府，文不對題。”

　　“國有企業和縣級政府之間競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因為這個競爭沒有退出機制，”中歐工商學院的許小年教授對史正富的問題進行了直面回應，“因為這個競爭預算是科爾奈講的'預算軟約束'，不是真正市場意義上的競爭。所以我對于縣級競爭模式深表懷疑。”

　　對于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原所長資中筠也提出了嚴重的質疑，“企業競爭也好，在球場上競爭也好，都有一個裁判員。企業的競爭裁判是市場，市場歸根到底是廣大消費者。可是，縣級政府競爭裁判是誰？一個非民選政府的裁判不是當地民眾，因為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個縣長成功，不是在于他把某個縣搞得特別繁榮，或者老百姓生活得特別好，而在于他是否有機會變成省委書記或者省長，裁判標準是什么？GDP。所以，縣級政府競爭一定能夠提高效率？對此我持高度懷疑。”

　　這位80歲的歷史學家直言不諱的說：“現在地方政府競爭破壞性非常大，因為只在乎短期效益。”

　　鄭永年教授也承認，中國模式優勢就是政府作用，而現在的問題是過度使用中國優勢，“中國過度使用國有企業，大量侵占民營企業空間。”因此他認為，“中國今天是'三重資本主義'，包括市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還有國家資本主義，政府本身就是資本家”。

　　中國模式的前途在哪里？

　　對于中國模式的未來，鄭永年認為關鍵在于選擇什么發展路徑。

　　他認為，中國不僅存在過度使用國有企業的問題，也存在過度使用財政杠桿的問題。“在過去20年前每年雙位數增長，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平，這是世界上少有的。基本上財政導致了基礎設施大擴張，財政沒有用于應該去的地方。金融貨幣杠桿也是過度使用，導致流動性過剩，導致了通貨膨脹。”

　　在鄭永年看來，如果過度使用中國模式的優勢，就會物極必反，“現在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就看怎么選擇改革路徑。”

　　王紹光教授認為，在近年來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論中，支持者大談中國特色，力倡特殊性；反對者則極力提倡普世價值。王紹光說：“在整個關于中國模式辯論里面，更多的不是學術之爭，而是意識形態之爭。真正的核心是，是否只有一種終極性制度安排？”

　　對此，王紹光的回答是：歷史沒有終結，中國就在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而且已經取得了成功，雖然中國迄今還沒有“令人信孚的中國模式理論”，但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顯然，馬丁·雅克的觀點與王紹光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變成西方根本毫無意義。既然西方模式在危機中出現嚴重問題，中國就應該而且一定會會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去發展。

　　許小年則認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世界各國的道路都是不一樣的，但是它們的原則和核心價值觀，包括基本人權、自由、市場經濟等是相同的。

　　他回顧了德國的發展道路。德國的現代化也是政府主導的，由權威大規模地動員社會資源，朝著政府所預定的方向投下去，最終實現趕超目標。這種威權政治加上自由市場的發展模式導致德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元兇。

　　許小年說：“現代化、現代性是非常長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免不掉，因為現代化涉及到整個民族思想觀念的轉變。用揠苗助長方式跨入現代社會，它的后果有可能是災難性的。”

　　“我們并不是否認以前有過很大成績，”資中筠說，“但是不能忘記有那么人付出那么多高價。我們GDP含血量非常高，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我認為，所謂中國模式不管有還是沒有，必須要有很大的改變，才能夠再繼續下去。”

　　“現在，中國走到這一步，再改下去，政治體制不改革不可能。有的人認為現在政體好得很，不需要改；有的人認為需要改，根本的東西非改不可。”資中筠說，“改革的標準是什么？讓廣大公眾更加有尊嚴、更加人道、更加公平地生活。”

　　共識依然難以達成，但沒有共識遠遠好過倉促達成共識并將其“發揚光大”。也許有一天當中國人找到了一種更為自然，更具有可持續力的發展模式，對自己的成就也更為自信時，所謂中國模式的有無，將變得不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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