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口能否在2010年重上巔峰?出口止跌回升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可以持續?對宏觀經濟運行和產業結構調整會帶來什么樣的連鎖反應?
《財經》記者 姚佳威
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傳統的GDP貢獻大戶——中國出口,其2010年的走勢牽動人心。《財經》記者采訪到的多位專家學者與相關官員均表示,中國出口2010年增幅將在10%-20%之間。相對前幾年的快速增長,上述增長率屬溫和增長。
同時,出口面臨的外部環境與產品結構均發生重要變化,并將對宏觀經濟,尤其是結構調整產生連鎖影響。
中國社科院去年年底發布的2010年《經濟藍皮書》預測,2010年中國出口增幅有望達到15%以上,進出口貿易總額將恢復到接近2008年的水平。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發布的《2010年世界經濟貿易發展與政策展望》報告也預測, 2010年中國貿易可維持15%左右的增速,進出口均能達到20%以上的增長。
“這樣的估計過于樂觀。”商務部研究院國際經貿中心副主任李健向《財經》記者表示,2010年中國出口增長可能在5%-10%之間。
冷看“世界第一”
李健認為, 當下外界熱炒中國出口將會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這樣會刺激國際上對中國出口的預期,壓迫人民幣升值,并且將中國作為反傾銷、反補貼的頭號打擊目標,采取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很多外國政客為了拉攏選民,也需要做出抵御外來產品、保護當地就業的姿態,抵制中國商品。
“面對嚴峻形勢,中國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李健說。
此外,中國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和生活必需品,德國出口主項是裝備制成品。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生活必需品受沖擊較小,而由于新開工項目的減少,國際市場對裝備制成品的需求下降。因此,中國的出口在2009年發展較快,可能在規模上會超過德國。但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后期走勢如何還有待觀察。
李健認為,中國出口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能否恢復當年的增長速度,或能否穩坐在出口規模世界第一的寶座上享受榮耀,而是能否保持協調增長態勢,強化增長質量。改變貿易產品結構,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由粗放到集約,增加產品附加值,鼓勵自主創新和自有品牌,這才是未來中國出口面臨的最大課題。
外需動力存疑
出口取決于國際市場需求,而對2010年的外需預期,許多人強調仍有“不確定因素”存在。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1月26日表示,全球在未來五年會出現需求不足的情況,最稀缺的不是要素資源而是市場空間,對中國尤其如此。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 Akerlof)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經濟目前還處于療傷期,恢復元氣還需兩三年,在此情況下,美國市場對中國出口提供的外需十分有限。”2009年全年,美國對中國進口2208.2億美元,同比下降12.5%。
中國出口另一大市場歐洲也麻煩纏身。野村證券歐洲區首席經濟學家彼得威斯特阿維(Peter Westaway)對《財經》記者表示,歐洲在2009年四季度雖然初顯復蘇端倪,但仍不能開足馬力前行,復蘇過程仍緩慢低迷,許多國家主權債務過重,消費者消費意愿偏低,家庭儲蓄率提高,銀行房貸趨于保守,資金流并不充裕,歐洲難以給中國出口提供足夠推力。
好消息來自亞洲。前雷曼公司資深亞洲經濟分析師蘇博文向《財經》記者介紹,從數據上看,印度、東南亞經濟正在快速復蘇,目前東南亞和印度企業負債率低,經常性賬目盈余,經濟基本面強勁。
上述地區人均GDP增長較快,東南亞已達人均2500美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啟動,都對中國出口帶來利好。李健指出,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印度貿易額增速遠高于歐美。日前泰國《世界日報》引述泰國禮品及家庭裝飾品協會主席集拉汶的話說:“泰國的百貨公司里,80%的商品來自中國。”
歐美低迷,亞洲向好,一正一反同時作用之下,中國出口走勢如何?發展中國家經濟恢復相對較快,在中國出口所占比重提高,但由于目前發達國家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仍然遠大于發展中國家,對亞洲出口份額增長無法填補發達國家需求萎縮的空白,因此,2010年中國出口井噴的可能性不大。
新的負面效應
出口的回暖正給宏觀經濟帶來連鎖影響。中央黨校經濟研究部副主任周天勇向《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出口如果回暖,一方面會導致一部分國內產能供給被轉移到國外,對國內供給相對減少,而同時在假設內需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轉暖導致國內企業生產外銷產品增加,制造更多需求,推高國內原材料價格。這樣供給減少與需求增加同時作用,將增加通脹預期。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向《財經》記者分析,從匯率上看,中國出口的增加必然會給人民幣升值造成壓力。目前人民幣幣值確實被低估,早在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高速出口增長就讓發達國家頻頻向中國施壓,金融危機期間,各國自顧不暇,且中國出口受阻,這種壓力被暫時壓抑下來,但隨著中國出口止跌回升,升值壓力將不可避免的回歸。
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預測,2010年人民幣將升值4%-5%。
更深刻的影響體現于結構調整。
金融危機中的出口從寒到暖,可能令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出現倒退。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下稱‘兩高一資’)出口,促進國內產業升級。”
2006年,“兩高一資”行業在國家政策的宏觀調控下,通過產業轉型、循環經濟、清潔生產等手段開始轉型。僅在2008年,環境保護部不予受理、審批或暫緩審批的“兩高一資”項目就有156個,總投資額為4737億元。
但據知情人士透露,2009年面對出口乏力的窘境,有關部門實際上放寬了“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限制。
這導致“兩高一資”類生產加快增長,成為中國結構調整面臨的突出問題。加之2010年出口形勢轉暖,非金屬材料、金屬制品等投資類商品的國際市場需求可能率先回升,在國際市場需求增長和國內產能過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可能加快增長,這將明顯增加節能減排和結構調整的難度。
商務部人士透露,金融危機期間,在外需不振的大環境下,很多企業被迫調整產品結構,苦練內功,提高產品附加值。而此番正在調整過程中,出口形勢再度轉好,外國市場大門似乎再次轟然敞開,很多企業在短期利益驅動下,放棄或推遲了結構調整的步伐。
不過李健認為,出口對結構調整的影響也并不絕對。廣東省政府就采用“騰籠換鳥”的方式,將傳統的低附加值和高能耗產業向粵北地區和內地轉移,騰出沿海空間發展高端科技產業。
魯政委表示,對于結構調整不能拔苗助長,不能一刀切,應該認識到中國各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應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例如,廣東已經歷長期外向型經濟增長,資金、技術等方面可能具備結構調整和貿易結構升級條件,但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區,才剛蹣跚學步,不能強制這些地區大上、快上高精尖的外向型出口項目。
此外,低碳經濟興起也對中國出口結構調整帶來新挑戰。李健認為,中國不能再重走西方國家由出口輕工業產品到出口重工業產品的老路,因為碳排放限制距離中國越來越近,而且生產出的機電產品首先要滿足內需,重工業出口限于碳排指標而可能遭遇瓶頸。中國出口可能會走跳躍式發展道路,從輕工業產品跳躍到出口服務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