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曾經振奮曾經苦悶曾經迷茫曾經激蕩的流金歲月封存并紀念

　　為曾經榮光曾經悲愴曾經暗淡曾經閃亮的創業人物喝彩且珍藏

　　□策劃 執行/本刊編輯部

　　特約撰稿/吳曉波 吳 比

　　國家與草民的奮斗

　　□文/周攀峰

　　共和國60年的崛起進程，實際上就是一部創業史！而且是徹頭徹尾的草根創業史！

　　放在全球的坐標上，國家就是一個個個體。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依然脫不了草根個體的定義。承襲下來的，除了值得回憶的曾經顯赫的身世，一無所有。人均國民收入幾乎敬陪末座，貧窮就像影子一樣黏在中國人身上。

　　國家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對所有家庭成員說：兄弟們，為了將來的好日子，我們得苦一陣子。于是用票證配給制，把整個家族的有限財富集中起來，投入到最薄弱的重工業體系建設上，自力更生艱苦創業。

　　從舊社會中走出來的人民群眾，釋放出了巨大的潛能，戰天斗地，創造了無數奇跡(也包含偽奇跡)。時至今日，鐵人王進喜、袁隆平、郭鳳蓮等這些名字依然閃爍在國家創業史上。

　　建國之初的30年，經濟高度集權，所有的個體創業者幾乎一夜之間煙消云散。在當今中國內地，幾乎找不到一個完整的百年家族傳承企業，30年的斷層，使其后所有的個體私營創業者都歸于草根創業者一類。

　　一如現代的企業，初創的激情退卻之后，需要再次激發全體員工的創業熱情。1978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國策的確立，使國家進入了全民創業期，草根創業者們開始瘋狂地涌現，面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也同樣摸著石頭前行。 

　　即便如此，魯冠球也迫不及待地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的廠牌；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在鄧小平的保護下，雇員到了12人(之前的界定，雇員8人以上為資本主義經濟)；劉永好兄弟開始養起了鵪鶉；倒玉米的王石成立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陳春先在北京一個叫中關村的地方辦起了“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盧志民，這個剛摘去戴了108天“黨內正在走的走資派”帽子的生產隊隊長建起翻砂鑄造廠……

　　新舊交替的意識流沖突、秩序的重構、倫理道德的徘徊、商業規則的確立……一切都在1978年之后的15年里積蓄著破繭的力量。

　　1992年，鄧公南巡講話，全民創業的夏天終于到來。許多日后閃耀中國的明星企業都在這一年正式登場：華旗資訊、復星集團、新東方學校、波司登羽絨服、太平洋集團、德隆實業、匯源集團……這些崛起的新貴們，在社會輿論與政策環境的雙重支持下，他們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他們改變了社會對財富的整體認知，創意和資本成為最具魅力而富有內涵的詞匯。

　　經歷近半個世紀的歲月滌蕩，時間變得流暢，空間變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國也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更是。在我們的身邊，出身貧寒的優秀青年成長為創業精英，完成財富的積累已屢見不鮮。這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應有之意。

　　60年的歲月，不斷有創業英雄時隱時現，寂寥的勇士與無畏的先驅們壯志凌云，從影響格局的政策制定者，到奮勇開拓產業市場的企業家，他們都曾通過異乎尋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在發展的每一階段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最終有的被擦亮，有的被隱藏。

　　當我們把被塵封的陳年往事或一再被人們樂道的創業史，搬上紙面時，才發覺自己置身于歷史汪洋。但信手拈來，每一個角落都能折射出創業的榮光或者悲愴。

　　他們的成敗榮辱，留給我們許多基于歷史事實的反思、現實的珍惜，更有對未來的希冀！

　　1949～1957

　　走進國家經濟

　　創業史定位：

　　1949～1957年，在新中國的創業史上，是一個恢復、重建、斗爭與融合的年代。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借助各種力量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而經濟秩序的重建也給了民族資本家們全新的創業機遇，隨著公私合營的完成，民族工商業者的創業與國家創業的大潮合二為一。

　　時代描述：

　　1950年8月10日，北京。

　　四川船王盧作孚表情鄭重，與交通部部長章伯鈞簽署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新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公私合營企業。

　　早在1949年，盧作孚一度避居香港觀望。站在一個充滿了變革氣息的未知年代入口，這在當時是相當一部分民族工商業者的選擇。盧作孚帶走了價值達5000萬美元的18艘輪船，他的去留成為一個足以影響一批人的很微妙的焦點。

　　在那段時間，民生公司的經營陷入了困境，公司虧空達170億元，連發職工工資都極為困難；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年輕的人民政府以蕩漾的革命激情，奇跡般地完成了經濟重建的第一步。

　　1950年初，盧作孚思量再三，決意回到大陸，3月24日，他通過公司駐北京代表何乃仁向周恩來主動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議題。

　　盧作孚的歸國與民生的“公私合營”，在當時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建國初期，民族資本集團受到了比較溫和的待遇，私營工商業和工業的數量有所增加，利潤也有所上升。然而這個階段也是新政權逐步接收民族工商業，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國家與民族資本的攜手與博弈，掀起了新中國的第一次創業浪潮。

　　創業史記：

　　這是一個重建的年代。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成為新中國創業史上的第一次勝利。

　　這是一個回歸的年代。國家經濟的復興重新給了創業者以信心，民族工商業恢復生產，開始了新的創業歷程。

　　這是一個融合的年代。公私合營的完成，讓民族工商業者的個人創業，得以作為國家創業的一部分而存在。

　　歷史在這一刻將國家與個人統一。

　　創世紀

　　公元1949年5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廣東省汕頭市德興路86號的門前，一個穿著白襯衫的年輕身影閃過，光影倏忽，突然停止了流淌。一片遲開的木棉花瓣墜落，成為定格在歷史上卻久不為世界所知的黑白畫面。

　　面對一個充滿了未知的年代，一些人選擇去往香港、臺灣地區或是更遠的大洋彼岸，而另一些人選擇留下來等待一個嶄新的中國。其中包括榮毅仁，中國最大的資本家之一，也包括林希之，一個正在白手起家的28歲年輕人。

　　新中國的創業，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每一個產業都需要創造。歷史給了不同出身、不同命運的人們以相同的機遇。

　　懷著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感光企業的夢想，1949年5月，林希之在汕頭市德興路86號因陋就簡辦起“公元實驗室”。“公元”這個名稱本身就帶有創世紀的特殊氣質。實驗室里所有的儀器和化學原料都是自制，沒有經費，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藥賣給藥房。1949年6月2日，中國第一張原始性氯素相紙終于在這個實驗室中悄然研制成功，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光影記憶從此開始。

　　1952年10月，轟轟烈烈的“三反”和“五反”運動正式宣告結束。在這場標志著中國民營資本“失去的年代”開始的運動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就在這時，林希之的公元實驗室經過76次試驗，制造出中國第一張性能接近進口相紙的感光印相紙。

　　1953年4月1日，我國第一家感光企業——汕頭公元攝影化學廠建立。最初，這個廠只有15人。后來，他們把汕頭市永安街的一段共53間民房全部買下來，在里面曲曲彎彎地安裝了1.1米寬的相紙涂布機，60米長的掛桿式干燥道，又安裝了鋇地紙涂布機、超級壓光機、壓花機等設備，開始批量生產黑白照相紙，當年產量達到35萬盒，填補了中國在相紙生產領域的一項空白。

　　沖破封鎖線

　　為了重建國家經濟，從1949年5月到1950年初，陳毅、陳云與上海的投機商面對面展開了銀元、紗布、糧食三次場面激烈的攻防戰，上海的物價開始日漸穩定。接下來，針對上海工業的半解體狀態，政府又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扶植民族工商業，恢復生產”。

　　那是一個激情蕩漾的革命者的年代，新中國迅速完成了國家經濟的重建，然而就在此時，一場意外的封鎖突然襲來。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

　　為了打破美國人的封鎖，中國政府在香港和澳門分別設立了貿易機構“香港華潤公司”和“澳門南光公司”，它們采購鐵皮、橡膠、藥品等物資，然后由香港的民間商人轉運到內地。這給了一批人一個白手起家的意外機遇。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東。

　　跟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開過雜貨店。

　　早在戰事初起的1950年底，霍英東即以一艘風帆船，從香港運輸柴油至澳門，賣給“南光公司”。一年之后，他已經擁有總噸位約1000噸的十幾艘機帆船。

　　在接下來的近3年時間里，霍英東承擔了在港澳和內地間運輸軍用物資的主要任務。白天他要聯絡、落貨，晚上開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為了避開緝查人員的騷擾，每次裝船都必須在一個小時內完成，“就像打仗一樣”。每運一船貨，霍英東大約可以得到相當于貨值20%的運費。

　　那段歷史一直籠罩在迷霧之中，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當年有眾多東南亞華商，或因為愛國，或出于牟利，都積極地從事過向中國大陸偷運物資的活動。

　　20世紀50年代后期，香港房市、股市“枝繁葉茂”。霍英東是最早入樓市的商人之一，也是“賣樓花”——分期付款的發明者。正是有了這種銷售方式，房地產才變成了一個普通大眾都可以參與的投資行業。在這個迅猛成長起來的大市場里，霍英東成為盛極一時的“樓市大王”。

　　復興的中國夢

　　穿越封鎖線，年輕的共和國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發展國民經濟。

　　1953年3月5日，北京與莫斯科就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達成共識，蘇聯同意幫助中國建設156個大型工業項目，這就是中國創業史上影響深遠、長期被神秘氣息籠罩著的“156工程”。那是一個創世紀般的建設年代，在人們激動的歡呼聲中，一個接一個的記錄誕生了：“一五”期間，中國人造出了汽車，試制成功了第一架噴氣式飛機，建成了第一個制造機床的工廠，在長江上建起了第一座大橋……

　　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為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公私合營提供了可能。

　　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全國范圍內的公私合營正式開始。

　　私營企業家積極配合政府的決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樂松生，他是國內最出名的百年藥號同仁堂的總經理，南方的領軍者則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私營企業集團上海申新公司的榮毅仁，他們先后當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長，一時人稱“北樂南榮”。

　　公私合營也給另外一些眼界開闊的創業者以新的機遇。1954年，福建泉州的四家私營批發商準備利用安溪縣豐富的水利資源建一家水電站，然后辦一家電池廠。雖然這些人都是當地知名的富商，但創辦電池廠，無論在資金還是技術上，都有不小的缺口。公私合營讓他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創業的可能。四家商號的負責人向政府提出聯合辦廠的申請。在政府的支持下，1955年底，福建史上第一家生產電池的企業——安溪光明電化廠正式建成，其電池生產一直持續到2003年。

　　繼北京和上海之后，全國各大中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本家的個人創業至此融入國家創業的洪流，年輕的新中國，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國家經濟時代。

　　備忘錄

　　●1949年，新中國政府通過銀元、紗布、糧食三大戰役，穩定了物價，開始恢復生產。

　　10月20日，新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立。

　　上海“火柴大王”劉鴻生從香港返回上海創辦實業。

　　●1950年8月，盧作孚的民生實業公司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公私合營企業。

　　●1952年12月，對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完成。

　　老字號全聚德實現公私合營。

　　●1953年，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工程”開始，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

　　●1954年，榮毅仁將自己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成為新中國創業史上著名的“紅色資本家”。

　　●1956年，公私合營全面完成。

　　7月13日，新中國第一批自主研發和制造的“解放牌”汽車下線。

　　●     1957年，提前完成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合作化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8～1965

　　狂熱的“大躍進”

　　創業史定位：

　　從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新中國的創業史上是一個“大躍進”的時代。這里的“大躍進”并不單指那場虛妄而狂熱的運動，更反映了年輕的新中國在創業中亢奮而浮躁的狀態。

　　時代描述：

　　在新中國創業史上，1958年是一個虛假的、帶有強烈自殘傾向的年份，對高成長的迷戀以及致命的自負，使得全國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瘋魔。

　　年輕的新中國依然沉浸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見成效的亢奮和狂熱中。1958年，以“趕英超美”為目標，一場國民經濟的“全面大躍進”運動開始。全國各地建起了數以十萬計的小高爐，煉出的卻是一爐爐沒有任何用處的“海綿鐵”；在廣袤的中國農村，烏托邦式的人民公社誕生了，一個個虛假的糧食產量“衛星”被人為制造并釋放。僅用一年的時間，一切秩序被全部打亂推翻。

　　“放衛星”帶來的高征收，再加上自然災害的作用，從1959年到1961年，國民經濟陡然跌入空前的蕭條和低迷。三年中全國工廠關停近半，農村甚至爆發了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與此同時，蘇聯突然在1960年召回全部援華專家，與中國徹底決裂。

　　內外交困，年輕的共和國在她的第十個年頭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難。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8~1965年的新中國創業史，也許有些浮躁，有些爭議，有些單薄，然而卻依然留下了一批只有在那個特殊年代才能產生的成就，而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嶄新經濟力量萌芽，已經在凍土下開始孕育。

　　創業史記：

　　當初生的創業者面對最初的成功，往往容易自負、偏執而迷失方向。對于個人如此，對于國家亦然。那是一個屬于標桿與榜樣的年代，那個年代中的創業，帶著一種特殊的神秘與狂熱，如同信仰。

　　標桿年代

　　1960年4月29日，四萬多人聚集在黑龍江的薩爾圖大草原。這年的雨季來得特別早，人們站在泥濘不堪的草地上，每個人的臉上都亢奮不已。一條巨大的橫幅在空曠的草原上非常醒目——“石油大會戰萬人誓師大會”。

　　在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最讓人振奮的一個時刻，同時，在新中國的創業史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中國的東北發現了大油田。因為噴油之日非常接近共和國的十年國慶，這塊新發現的油田被命名為“大慶油田”。

　　大慶油田被發現后，石油工業部當即從各地抽調了7萬名石油工人和轉業軍人會師薩爾圖，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大會戰。工人睡在簡陋的帳篷、木板房、牛棚、馬廄里，日夜作戰。在這支令人敬佩的石油大軍中，出現了建國后最著名的工人——“鐵人”王進喜。

　　王進喜是玉門油田的一個鉆井隊隊長。在打井的過程中，王進喜的腿被砸傷，他卻拄著拐杖纏著繃帶連夜回到鉆井隊，一連7天7夜沒有離開工地。這口井成為大會戰后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處高壓區，打到七百多米時突然發生了井噴，強大的高壓液柱沖出井口，一場大事故眼看就要發生。要壓住井噴，當時惟一的辦法是往泥漿中加水泥和黃土。由于沒有攪拌機，倒進去的水泥都沉在泥漿池底。就在這時，王進喜扔掉雙拐，縱身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在他的帶動下，工友們也紛紛跳入。經過三個多小時，井噴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鉆機，王進喜身上卻被堿性很大的泥漿燒起了數十個血泡。因為工作不要命，王進喜被稱為“鐵人”。

　　大慶油田的發現成為中國創業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強了中國工業的自主能力。同時，它也涌現了“鐵人”王進喜這樣的典型人物，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經驗，成為全中國的國營企業學習的標桿。

　　計劃外機遇

　　在那場舉國的亢奮中，當一些人用清醒的眼光來觀察狂熱的世界，一個意外的創業機遇就此誕生。而最為珍貴的是，這種清醒的眼光第一次屬于中國的草根階層。

　　1958年，為了滿足大煉鋼鐵和搞人民公社的需要，各地農村出現了一大批社隊企業，它們制造并修理農耕必需的各種農具。這些設備極其簡陋、制造水平極其低下的手工作坊日后將成為鄉鎮企業的最早胚胎。

　　上海馬陸公社是當時創辦隊社企業的典型案例。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緩解糧食危機，2000萬的城鎮職工被精簡回農村，他們帶來了技術和辦廠經驗，為隊社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天然的養分。

　　馬陸人跟著他們學技術，到城里買機器，農機廠、鋸木廠、化工廠一家家辦起來。到1960年，馬陸公社社辦廠的產值竟占到農副工總產值的70%。

　　“公社要專一化搞農業”的指示下達后，馬陸的不少廠被關閉、解體、壓縮規模。然而作為一個“農民富裕”的典型，馬陸公社曾經不斷出現在外賓訪問的照片上。于是馬陸人找到了一個“外賓參觀需要”的理由，終于留下了一些社辦廠。60年代后期，政策稍松，當地再掀工業發展高潮。

　　相比馬陸公社，當時廣東澄海人所創辦的社辦廠已經更接近后來的鄉鎮企業，雖然他們的名字在報紙上并沒有出現。而今已是一家外貿玩具廠老板的鄭忠明回憶，上世紀60年代初，澄海的一些社辦廠已經開始生產加工小喇叭、塑料鴨子等玩具，做一件只掙幾分錢。隨著訂單被不斷帶回，越來越多的社辦廠開始加入玩具加工的隊伍。改革開放后，掌握了技術和銷路的澄海人逐漸建起了一批玩具廠，產品現在銷往上百個國家和地區。

　　神秘的三線

　　1964年5月，基于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做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

　　三線建設，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向西部地區搬遷。此后的17年間，數以千萬計的熱血男女，懷著為中國國防軍工事業奉獻青春與生命的熱情來到窮鄉僻壤，蒲公英般在深山里扎下了根，“獻了青春獻子孫”。

　　1965年春，時年37歲的汽車專家陳祖濤受命內赴三線，籌建第二汽車廠。按照當時中央對三線工廠的布局要求，即“靠山、分散、隱蔽”的六字方針，陳祖濤將廠址初步選定在湖北鄖陽山區的小鎮十堰。

　　近百人的小鎮一下子來了近20萬名建設大軍，吃住成了首要的問題。“我還記得當時我們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4兩油和28斤糧食。由于沒有油，只能把鹽用水沖了來煮菜。”剛開始時，建設者住的是自搭的蘆席棚，還有很多人就住在老鄉的豬圈旁，碰到漏雨時，有人干脆睡在老鄉預備的棺材里。

　　在十堰的山溝建大型汽車廠，運輸面臨重重困難。陳祖濤回憶，最初的物資和設備基本上都從漢江邊靠人拉肩扛運過來。工地與碼頭之間來回要30公里，山路崎嶇。

　　除了建廠外，他們還要建城市。“幾十萬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必須滿足，因此除建工廠外，我們又花大力氣來建學校、建商場、建醫院、建公園、修馬路，甚至建火葬場。”晚年的陳祖濤感慨。

　　三線建設再次給了弱小的隊社企業一次意外的機遇。在國家建設“大三線”的同時，各省也開始復制這種工業轉移，建設起自己的“小三線”。這些工程對原料、配件的需求，催生出一批以小五金廠為主的隊社企業。

　　三線建設在新中國創業史上具有多重意義。然而圍繞在深山中建設大型工業企業是否科學的問題，后來也引起了諸多爭議。二汽的建設經過，展現了三線項目的基本特征。對這一重大工業大轉移的歷史評價，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命題，或許它永遠不會有共識。

　　備忘錄

　　●1958年，在大躍進的狂熱氛圍中，各地掀起大辦工業的熱潮。

　　8月1日，第一家“人民公社”，在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鄉誕生。

　　●1960年，代用食品成為生產和生活的熱點。

　　“鞍鋼憲法”誕生，它被認為是我國對工業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極具特色的重要經驗。

　　4月，東北發現了大慶油田。

　　●1961年，為緩解糧食危機，國家對城鎮企業中的農村職工進行大精簡。16歲的魯冠球被精簡回鄉，開起了自行車修理鋪。

　　安徽、廣西等地刮起一股包產到戶的“單干風”，但這場包產到戶的試驗，最后以被禁止而告終。

　　●     1964年，三線建設開始。

　　1966～1977

　　草根經濟潛滋暗長

　　創業史定位：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創業史，遠非人們想象中一般蒼白。這是一個表面貧乏，暗流涌洶的年代，中國民間的草根經濟力量，正在經濟規律的天然作用下，暗中萌芽、生長，沖擊著最后的體制壁壘。

　　時代描述：

　　1966年初夏的北京悶熱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壓著一層灰色的“棉被”，讓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成了運動的主要任務。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這場運動本來準備搞三年，誰料，它竟一直持續了十年，成為一場空前的大浩劫。

　　文革造成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所主持的引進工程，成為這一階段國家創業中惟一的一抹亮色，在某種意義上，這次引進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對外開放的一個前奏；而中國民間的草根經濟力量，也在經濟規律的天然作用下，暗地里萌芽、生長。

　　十年文革對中國創業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然而也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和體制空間。

　　國事飄搖，局勢動蕩，中國走到了一個無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

　　創業史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從北京開始，席卷整個中國。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蕭山縣金一村童家塘，一個21歲的年輕人正把幾年間修自行車、搞糧食加工攢下的全部家底1150元錢盤點好，連同賬本、印章全部交給大隊，然后領回來一塊公社大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開始搞起集體工業。資產歸公后，他做的東西比以前多了起來，開始為錢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務，生產鐵路上小軌道的零部件。這樣一干就是三年。

　　在新中國60年的創業史中，這個當時仍顯稚嫩的年輕人是一個不得不被提及的人物，因為他的名字叫魯冠球。

　　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縣城當干部的鄰居告訴魯冠球，中央發了一份文件，說每個大隊可以搞一個人民公社農機修配廠。魯冠球馬上打了報告，把工廠改名為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這時他已經有了4000元錢。很多年后，魯冠球就把自己的創業之年定在了1969年。

　　鄉鎮企業“前生”

　　在1966～1977年間的中國農村，尤其是江浙及廣東沿海一帶，像魯冠球這樣的小作坊式隊社工廠并不少見。這些為了解決農民的基本生活和勞動需求而建立，被默許存在的小企業，獨立于國家計劃體制之外，到1976年，數量已達到10萬個以上。在改革開放到來的時候，這些天生地養的社隊企業搖身變為鄉鎮企業，“意外”地成為了活躍市場和沖擊計劃體制的第一股力量。

　　大躍進中發展起來的上海馬陸公社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者。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外賓參觀需要”，馬陸公社再掀工業發展高潮，能吸納較多勞力的服裝廠和五金加工廠大量出現。在那個財富真空的年代里，馬陸公社的成功真實刺激了大批隊社企業的產生，并為其提供了發展的樣本。

　　在2006年的胡潤百富榜上，并列排名在第34位的是一位名叫張靜章的老人。他的寧波海天集團有一個并不華麗的“前生”——文革中誕生的江南農機廠。

　　1966年，今天的海天集團董事長張靜章拿著100元流動資金以及幾臺破舊的機器開始走上了創業的道路。那時，海天還只是一個安家在破廟里的小五金廠。他們從廢墟堆里挖出石板，拼湊成工作臺；從廢品堆里撿來廢棄的機件，再找人維修一下就是設備；沒有男勞力，二十幾位女工便是廠里的主力；摘下來的棉花去籽后賣給國家，5個月時間賺了4000元，便是廠里的第一筆收入。1972年的一天，張靜章偶然看到有人穿了一雙塑料涼鞋，從中受到了啟發，從那年起，海天開始生產注塑機，從此一腳踏入塑機生產行業，由一家作坊式小廠發展成為今天產量世界第一、規模中國最大的塑機生產基地。

　　同時成功的還有今天我國最大的空調和小家電生產廠商之一——廣東美的集團。

　　1968年，在新中國的創業史上，并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年份。當時的中國，企業絕對不是主角。而美的，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艱難地誕生和發展。

　　何享健，美的集團的創始人，當時不過20歲出頭。

　　在看到馬陸公社的相關報道后，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帶領23位順德北滘街道居民，每人集資50元，另通過其他各種途徑共籌得資金近5000元，正式創辦了“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由何享健任組長，以“生產自救”的形式開始了最初的創業。當時的生產廠房由生產組組員用竹木和瀝青紙搭建而成，生產場地約為20平方米。生產組組建初期，主要生產塑料瓶蓋，設備是手工操作的簡單機械，材料是回收的尼龍紙、塑料布，當年的美的人就靠這些家當，有一單接一單，艱難度日，直到歷史把一個動蕩年代中難得的機遇推到了他們面前。

　　夾縫中的機遇

　　1973年，經過六年政治運動的折騰，國民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陳云被調回北京，重啟“吃穿用計劃”，主持了新中國的第二次大規模設備引進，四年內共引進26個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成套設備項目，同時對無比渙散和無序的企業管理進行了整頓。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創業方面不多的一筆亮色。新建了一批民生產業的重要工業基地，為日后的經濟復興打下了不可忽視的基礎。

　　這次國家創業行為為中國民生產業帶來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對配套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增加，這給大批手工作坊式的隊社企業提供了市場空間。

　　1973年，“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開始生產藥用玻璃瓶(管)、皮球等產品。當時公社給了何享健最大的支持——一張人民公社紅印介紹信。何享健拿著這張介紹信，到派戰槍聲零落的廣州各大藥廠去討業務。生產組居然在文革的歲月中，倔強地生長起來了。

　　1975年，北滘塑料生產組更名為北滘公社塑料金屬制品廠，轉為公社企業，并增加了農機維修業務。經過8年的發展，工廠已擁有固定資產近4萬元，流動資金6萬元。對于一個公社來說，這是一筆可觀的集體經濟。

　　當時，全國的社辦廠已經發展到相當的規模，公社發展農機不得不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宣傳畫上到處有新時代農民駕駛著拖拉機作揮手狀的光輝形象。

　　當何享健得知汽車拖掛車必須安裝剎車閥才能上路的信息后，便決定為廣東省汽車運輸公司配套生產汽車掛車剎車閥。1976年5月4日，原“北滘公社塑料金屬制品廠”更名為“順德縣北滘公社汽車配件廠”，主要生產汽車掛車剎車閥，兼營汽車橡膠配件，成為專一的汽車配件生產廠。

　　在抓綱治國的口號下，農村的機械化確實躍上一個臺階。北滘公社汽車配件廠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迅速紅火起來。1977年，北滘公社汽車配件廠當年產值達24.4萬元，利潤2.6萬元，為之后美的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個人創業前奏

　　隊社企業的獨特性質，讓一些“始作俑者”看到了個人創業的可能。在資產關系上，當時的隊社企業屬于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不過，它們的經營活動卻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盡管在當時，也許他們還只是無意識地進行著生產經營活動，也許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吃飽飯或“掙工分”，但借助這一平臺，他們確實在奏響最初的創業前奏。

　　戎紀華，浙江慈溪第一代企業家。不少慈溪的企業家奉其為榜樣。

　　1974年，隊里醞釀讓一些人去搞副業，貼補生產隊收入。戎紀華因少年時曾在無錫一家小百貨店里當過學徒，被認為是合適的人選之一。

　　幾經周折，戎紀華聯系到無錫的一個國營電度表廠。當時他手里還沒有任何產品，只是跟對方討論，看對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合作的可能。幾次商談下來，對方同意讓戎紀華的小廠生產電度表里的塑料數碼字輪，如果合格便低價購入。

　　戎紀華拿回來這個“項目”，一年后，這個小零件終于試制成功了。無錫那家電度表廠用不了那么多的小輪子，于是，戎紀華負責跑銷售，從1976年開始，他一個人跑不過來，就帶了7個人出去跑。這個小輪子被銷到全國許多電度表廠。1977年全廠有了8萬元利潤，1978年利潤躍升到20萬元，1980年達到100萬元。戎紀華成為大家公推和公社任命的廠長。1981年這個社辦廠年產值首次超過1500萬元，利潤458萬元，是當年浙江全省社辦企業第一名。改革開放后，戎紀華通過企業改制，成為這家股份制現代化儀表生產企業的老板，而他最初帶著出去跑銷售的7人中，就有6人自己辦企業做了老板。

　　創業的暗流正在政治運動的冰河下悄然涌動。

　　曹德旺，今天的福耀玻璃董事長，中國的每兩輛汽車中，就有一輛安裝了他所屬公司生產的玻璃。20世紀60年代中期后，他開始獨立販賣水果，每天凌晨3點起床，騎3小時自行車到福清市采購水果，然后再回鎮上銷售，點滴積累后來的創業資本。

　　鄭元忠，改革開放后“柳市八大王”中的“電器大王”。從1973年開始，他先后創辦了柳市五金制品廠、樂清膠木電器廠、樂清無線電元件廠等數家隊社企業。

　　蔣夢蘭，現在的浙江聯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1975年，時任聯豐村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和會計的他，冒著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風險，籌資2萬元，邀上4個人，“半遮半掩”地辦起聯豐玻璃鋼廠，當年生產出7臺冷卻塔，銷到外地后凈賺5萬元。

　　十年文革對中國創業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然而也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和體制空間。文革期間，政治運動依然是社會的主流。無論“美的”還是戎紀華們，他們所做的一切仍僅停留在解決生存需要的層面。然而，前奏畢竟已經隱約響起。無論對于新中國還是其中的每一個個體，一股激情四射的創業洪流即將到來。

　　備忘錄

　　●1966年，孫靜章用100元流動資金創辦了江南農機廠，成為海天集團前身。

　　●1968年，廣東美的集團前身“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創辦。

　　●1969年，魯冠球把公社大隊農機修理廠改名為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開始了創業之路。

　　●1972年，新中國的第二次大規模設備引進開始。

　　馮根生被宣布任命為杭州中藥二廠廠長，這家中藥廠正是日后中國青春寶集團有限公司的前身。

　　●1973年，“柳市八大王”之一鄭元忠創辦柳市五金制品廠。

　　●1974年，張小泉、王麻子剪刀等一批老品牌開始恢復生產。

　　●1975年，現在的浙江聯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蔣夢蘭辦起聯豐玻璃鋼廠。

　　●1977年，安徽省農村開始出現生產責任制，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前奏。

　　1978～1983

　　摸著石頭的變革

　　創業史定位：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的確立，給久被政治折騰的中國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個體經濟開始瘋狂地涌現，面對突變的格局和民間力量的暗涌，摸著石頭的變革因此充滿驚險又一波三折。

　　時代描述：

　　1978年到1983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的轉折年代。

　　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宣告下，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

　　政策的鼓勵，輿論的支持，社會環境的好轉，商業形態開始在一種懵懂的姿態中萌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等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久被壓抑的創富愿望開始被催化，一些早起的先覺者主動或被動地走上了個體工商戶的道路。他們踩著還有些生澀的創業節拍，迷茫地積攢著原始資本，雖然大多人都不知道這條路究竟會駛向何方。

　　所有的人都彷佛聽到了時代火車轉換軌道的尖利聲響，這種激勵在民間隨后就爆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在浙江南部的溫州、福建潮汕、廣東珠三角一帶，越來越多的鄉土工廠展現出他們超乎尋常的活力。當“籠子外的野鳥”個體經濟肆無忌憚地沖擊了舊有僵化體制后，左右為難的高層而后又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地力保那些尚在舊體制下低效率運行的國企的利益。

　　不可逆轉的是，計劃經濟的閘門開始被逐漸撬開，民間的創業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般四處漫游，與之而來的各地小商品市場、流通領域開始興盛。致富的渴望開始萌芽，日漸成為全民共同的理想。

　　創業史記：

　　復蘇的萌動

　　1978年，魯冠球的工廠已經有了400號人，年產值300余萬元，這一年的秋天，他在5個人的見證下，“高調”地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的廠牌。

　　之前的10年，魯冠球一直在偷偷摸摸中辦廠。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么，購買什么，銷售什么，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統統屬于“非法”。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踩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生產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他東鉆西闖了幾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廠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么就做什么。

　　1978年的到來，這位只有初一文化、但嗅覺異常靈敏的農民嗅到了一絲有別于以往的清新空氣，他覺得自己可以不再偷偷摸摸地干活了。

　　這年不只是企業家們“隱姓埋名”后浮出水面的開端，同樣也有改革的模板，江陰市華西村的吳仁寶就被推到了前臺。這位集中全村人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村支部書記因當年帶領全村創造了296.35萬元的產值，而成為舉國學習的發展經濟的榜樣。

　　這年，恢復高考，那些充滿抱負而又報國無門的青年們開始跨進大學的殿堂，這奠定了他們日后高起點創業的重要基礎。

　　在遼寧，沈陽鐵路局工人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11年后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后來他做出了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的研究生，后來他創辦四通公司，成為中關村的風云人物。而在廣州的華南工學院，在無線電班第一批學生中，年近40的陳偉榮和兩個年齡均只有18歲的黃宏生、李東生成為了同學，這三個人，日后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

　　黃鳴和顧雛軍也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前者考上中國石油大學，第一節課教授就告訴他：世界石油只夠用50年，中國的時間更短。以后這位“中國太陽能產業教父”選擇了新能源領域創業；18歲的顧雛軍則考入江蘇工學院動力工程系，老師對他的評價是：聰明好學，踏實上進。但20多年后他卻以商業詐騙罪鋃鐺入獄。

　　一些沒有機會和能力改變命運的青年則有些被動而憤懣地選擇創業。因為父親被打成右派且進了監獄，李如成和精神崩潰的母親以及四個兄妹根本無法返回上海。他用返城補助款，開了一家鄉鎮企業：青春服裝廠；1978年9月，為了推銷低壓電器，胡成中在長沙郊區85個村子的抽水站間連續跑了十幾天。當時他還不到20歲，身份是農民。

　　官方助推力

　　復蘇的萌動風起云涌，被壓抑的創富愿望在政策的指引和誘導下，開始延伸向各個角落。

　　1979年4月，在廣州，一個名叫容志仁的人領取了個體營業執照，他以100元本錢開飲食店做學生餐，如今早已為人們淡忘的容志仁確是當年的街邊“創業第一人”；這年國慶節時，在順德容桂鎮，街道辦副主任出身的梁慶德創辦的“桂洲羽葵工藝廠”掛牌投產，產品是雞毛撣子、羽毛扇、皮革制品。而后十數年后，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梁慶德華麗轉身，創辦了格蘭仕集團。

　　一些聰明的早起者都意識到，這個國家開始對他們敞開創富的大門。1979年初，周正毅拿出所有積蓄在楊浦區開了一家餛飩店。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餛飩店這“錢途”黯淡的一隅。他渾水摸魚，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飛機，美其名曰“留學”，實則暗渡陳倉，走私商品去日本銷售，“帶的貨物很多，記不清楚，好像是101生發水”；這年，許榮茂來到香港。無錢無背景，他什么行業都做，只要不違法的錢就賺。

　　這一年的秋天，張果喜第二次來到上海。他舍不得住旅館，蜷縮在上海第一百貨公司的屋檐下過了一夜。第二天，他找到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軟磨硬泡簽下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國家落實政策，對貴州的羅忠福無疑也是個天大的喜訊。他父輩、祖父輩遺留的幾十萬元財產連同羅家的“天府別墅”被一起歸還，他回城后準備結婚。苦于在遵義買不到養眼的沙發，于是他參考國外電影上的沙發式樣，開始試做。沒想到一炮走紅，訂貨者蜂擁而至，名聲傳遍川黔。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義搞了一個家具展銷會，又出人意料地跑到電視臺花錢打了一個廣告，廣告片中的模特兒由他妻子客串。一經播出，家具展銷會獲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個十萬元就這樣信手拈來。

　　在官方，中國的決策者們也嘗試著在南方設立一個有別于過去任何經濟形態的“經濟特區”。首吃螃蟹的執行者，則是官拜司局級的干部、軍人出身的袁庚。

　　袁庚的所有籌碼只有三個，一個允許特區內華僑、港澳商人、某些外國廠商直接投資辦廠的政策、國家拿出的3000萬元貸款以及一大片雜草叢生、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的土地。

　　區區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幾乎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無奈之下，開發者們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的想法得到了強烈的反對。頂著壓力的蛇口開發區官員們不得不翻遍馬列原著找根據，而后他們終于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而后這段話深圳干部人人會背，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將之作為“尚方寶劍”。

　　通過出租土地收租的方式，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涌進特區辦廠、開公司。特區之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大風起兮

　　1980年，仿佛一夜之間，中國從事個體經濟的人數突然猛增到86萬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年廣九決定雇傭幾個人開始炒瓜子。

　　年廣久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他不知從哪里偷學了一門炒瓜子的手藝，他自小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

　　1981年，只會寫5個字的年廣久在澡堂里泡澡時，聽到一群人唧唧喳喳的議論后，他敏感地覺得，黨中央是要鼓勵私營個體經濟的發展了。這年7月，他在蕪湖的十九道門擺起了一個賣瓜子的固定攤位。此前，瓜子一直是國家供銷社統購統銷的二類商品，他擺了一段時間，居然無人過問。

　　在經營中，這個渾身透著狡黠的商販很是懂得迎合緊缺年代人們的消費心理，“別人買一斤瓜子，我還要抓一把送給他。”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買瓜子的隊伍最長的時候排過100米。

　　年廣久開始被作為個私經濟的典型人物被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生意太好，年廣久不得不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一統計，傻子瓜子已經有了12個雇員。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雖然對個體經濟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動，但在政治意識領域，長期習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高層決策者們對個體經濟依舊保持著觀望的警惕。年廣久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過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于是，“年廣久是不是資本家？”、“年廣久是不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開始流轉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意識形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

　　這場大辯論一直持續到1982年，以至于鄧小平不得不出來講話了。他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爭論最終塵埃落定。

　　在民間，這場爭議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1980年，鄭秀康終于向單位正式提出了辭職，創辦紅象皮鞋作坊。“我決定做消費品，要么做沙發要么制鞋，最終選擇制鞋，是因為家里的住房太小，連個沙發都放不下。”如今，他的康奈集團已成為中國的“鞋王”之一。

　　這年，成績出眾的蔣錫培高考意外名落孫山。他跑去太湖邊坐了一夜，而后決定跟隨二哥去杭州學修鐘表，他的目標是一輩子賺夠5萬元，“回家造兩間房子，剩余的放在銀行里面存定期”。

　　整肅與暗生

　　年廣久因為鄧公的“特殊眷顧”而幸運地“躲過一劫”。但1982年后，因為個體經濟發展過于迅猛，主政者也開始對這個有些狂放的群體進行調整和治理。

　　因為個體從業者不按章法的出牌沖擊了國有企業的利益，搶占著基礎并不堅實的國企資源，一些挖人、挖技術等手段對國企構成了直接威脅，這在當時被認為是“犯了眾怒”。1982年，國務院兩次下發嚴厲文件，對那些嚴重破壞經濟的行為，進行嚴厲的整肅和清理。

　　在溫州，柳市鎮的8個工商戶隨后得到了判刑、拘禁等嚴重處理，并通告全國，轟動一時，史稱溫州“八大王事件”。到這一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個體經濟遭受重創。已經出獄三年多的牟其中又被抓進了監獄，這次他犯的罪是“投機倒把罪”。因為他發現一種由上海工廠生產的“555”牌座鐘在市場上很好銷，他找到重慶一家半停產的軍工企業，請他們以每個25元仿制1萬個，然后他再以32元的價格賣給上海的一家貿易公司。

　　被“錯殺”的小私營業主中還有個叫嚴介和的人。之前利用閑暇時間，中學語文教師的他邊騎著自行車到周邊窯廠聯系銷售業務，邊組織同村的青年收購蘆葦編織草簾子，一個月輕松能賺幾十塊。做大一些后，他又陸續組織一些人編草簾子，自己收購，再賣到窯廠。三四年間，他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錢人、萬元戶。在村民的舉報下，嚴介和又變成了當地“資本主義”的典型，有關部門取締了他的家庭作坊。

　　但持續兩年的整肅并不能改變被激發的個體工商業者在巨大誘惑面前的蠢蠢欲動，一場民間自發的創業浪潮開始席卷各地。

　　1983年初，剛過春節，四川新津縣農業局剛剛分配進來的大學生陳育新突然提出辭職，日后成為中國首富的劉氏四兄弟辦起了平生第一個實業：育新良種場。

　　在1983年前后，中國的第一批“倒爺”出現在北京和深圳。曾為鐵路工人的王石，倒起了玉米，一年下來，他凈賺了300萬元。與此同時，義烏的公路邊自發地聚起了一個小商品的交易基地，日后這里誕生了全球最大的商品采購中心；在溫州，一些農民開始制造小五金商品，并擺在自家門口叫賣，此為最早的“前店后廠”雛形。這一年最火的榜樣是敢在廠里搞獎金制度、提出“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浙江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雖然這個脾氣暴烈、小錯不斷的廠長后來被證明有“被神化”和“樹典型”的嫌疑，但在當時，改革已經逐漸開始成為官方和民間不爭的共識。

　　34歲的宗慶后還處于找感覺的階段，他回杭州城兩年，剛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學校的校辦工廠當推銷員，此后10年間，他一直不溫不火地呆在這個位置上。同樣在找感覺的還有馬云，1983年，在受到女排精神的激勵后，第三次參加高考的他終于考上了杭州師專。

　　這是一個官方與民間都緊張而摸著石頭探索的年代，這又是一個創業激情被喚起、民間力量開始噴薄的年代。

　　備忘錄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年底，可口可樂開始在北京設立臨時辦事機構；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

　　●1979年1月，香港商人霍英東謀劃在廣州蓋國內第一家中外合資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

　　●1980年，一無所有的喬金嶺籌建長葛縣第二化工廠，生產石棉瓦和硫酸銅。

　　7月，深圳、珠海和汕頭等地創辦特區的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后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

　　10月，北京，已經是五個孩子母親的劉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開起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經營的“悅賓飯館”。

　　年底，知識分子出身的陳春先在中關村的一個倉庫辦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中國的硅谷”中關村開始萌芽。

　　●1981年，作為1977年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李曉華開始在北戴河海濱賣冷飲。

　　作為上海市委重點培養的青年團干部王正華，決定選擇成本較低的旅游業，解決街道待業青年的工作問題。

　　李東生與創業伙伴在還只有一條街道的深圳，創辦了TTK磁帶公司。

　　●1982年初，溫州八大王事件爆發。這年，國務院兩次下令，嚴查破壞經濟秩序的罪犯，個體經濟遭受重創。

　　出生廣東梅州的梁亮勝帶著太太，和所在工廠的其他40多名工人前往香港，住進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貧民窟”。

　　多次倒騰生意均告失敗的左宗申把岳母家一間臨街住房空出來，用牛毛氈搭起了一個遮雨小棚，開始修摩托。

　　●1983年，倒玉米的王石用凈賺的300萬元，成立了以主營進口專業視頻器材的“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

　　24歲的王文京辭掉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政司的工作，到中關村注冊了個體形式的“用友財務軟件服務社”。

　　11月，浙江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開始被塑造為改革的典型人物。

　　1984～1991

　　中國現代公司奠基

　　創業史定位：

　　在中國企業史上，1984年是個偉大的年份。以此為契機開始的八年，自由的精靈被釋放，無數創業家作為一股新的勢力崛起于國企羽翼之下，崛起于窮鄉僻野之中。他們當中少數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將在多年后成為中國企業的標桿人物。

　　時代描述：

　　鄧小平第一次著名的南巡是1984年。中國的對外開放終于由點及面，形成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民營經濟因此波濤洶涌。隨后1985年4月13日，私營企業終于被政府正式認可。

　　經歷三年多高速成長，1988年3月，鄧小平決定從上海開始破除“價格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由此卻引發席卷全國的“搶購風”。當年10月，“物價闖關”宣告失利，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中央啟動改革開放后第三次宏觀調控。自1981年以來規模和力度最大并且持續三年的、針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

　　經濟陷入低迷，社會動蕩，中國決策者激進的改革思路漸漸退潮。與此同時，1989年2月，鄧小平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卻吹響了漸變式改革的號角。1990年，中央開啟新一輪“海南熱”，確立浦東開發政策。在深圳和上海，中國資本市場初現“雙市格局”。

　　盡管1991年的中國還彌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突變前夜已經到來。

　　創業史記：

　　一無所有的力量

　　1984年，廣東順德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作試驗品，憑借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敲打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沖進大雨中嚎啕大哭。當年10月，順德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品牌“容聲”，潘寧出任廠長——后來這家小廠更名“科龍”。

　　跟潘寧一樣，遠在溫州柳市的南存輝賣了自家房屋湊起5萬元，和幾個朋友建起一個作坊式的“求精”開關廠。朋友之中，有他的小學同班同學胡成中。多年后兩人一分為二，分別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這正是中國企業史上空前絕后的一年。“下海”的沖動瞬間席卷大江南北各個階層。除了貧困的抗爭者，那些生活安逸甚至小有成就的人，也涌入了改革的大潮。在深圳，王石成立“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這便是萬科的前身；在山東青島，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多年后這家廠更名“海爾”；在北京一間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聯想誕生。柳傳志信誓旦旦地對中科院領導說：“將來我們的公司會成為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其實那時候，柳傳志心里完全沒底。當時的中關村是“兩通兩海”的天下。馳名一時的金燕靜、段永基、張旋龍、求伯君已經悉數登場。不過，重量級人物王志東還徘徊在圈外。1984年，王志東才剛剛考入北京大學無線電系。他的時代還沒開始。

　　喜劇的是，年長他四歲、剛剛畢業的潘石屹，卻覺得自己的時代仿佛已經結束。1984年，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頗受器重。直到某天單位新分來一位女大學生，潘石屹帶著她領辦公桌椅。這位同事百般挑剔，挑了足足一個小時都沒確定。潘石屹忍不住勸她湊合著用。沒想到她十分認真地回答：“你知道嗎？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輩子。”不經意的一句話，卻讓潘石屹打了個寒噤，“難道我這一生就要與一套桌椅共度？”

　　春節一過，他毅然辭職南下。因為沒有邊境通行證，他只能從鐵絲網下面的洞偷爬進深圳特區，當時身上只剩30多塊錢。

　　無疑，創業的激情激勵著千千萬萬像潘石屹這樣的青年人。但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

　　后來公認“湖南首富”的梁穩根就哭笑不得。1984年，梁穩根組了個“販羊組”，買了一大批羊。結果偶然得知羊要跌價，他趕緊給同伴發電報，“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報的電報局更認定是特務暗號，當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監控起來，梁穩根趕到澄清才得以脫身。

　　在四川養雞的劉永好，更是直接面對生死存亡。有個客戶下了10萬只小雞的訂單，欣喜的他趕緊借錢買種蛋。沒想到，先期2萬只小雞孵出來交貨后，客戶就跑得無影無蹤。眼看剩下的小雞就要孵出來，而他已經沒錢買飼料，又恰逢農忙，小雞賣不出去。他走投無路，只能跟幾個兄弟商量，“究竟是從岷江橋上跳下去，還是隱姓埋名跑去新疆？”

　　——然而無論多么騷動熱烈，或是充滿多少暗示和懸念，1984年，民營經濟興起的大幕緩緩拉開。

　　從“萬元戶”開始狂歡 

　　1985年春天，“萬元戶”這個新名詞已經深入人心。尹明善、瞿美卿這些先富起來的人，甚至擠進了“百萬元戶”的行業。但是個體戶始終名不正言不順，大連人姜維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車。

　　五年前，他在大連市動物園門口擺了一個“照照看”照相攤，后來正式成為“姜維影術社”。一位香港商人到大連考察投資，找他合資經營。但準備簽合同時，政府突然通知，不許再提合資的事了。姜維不肯放棄，直殺北京，追問“個體戶怎樣才能有法人資格”。國家工商局幾位司局長回答，“只有將個體戶變成私營企業。”在消滅私有經濟二十多年的當時，圍繞這種“變”爭論激烈，胡耀邦力挺姜維。最后，姜維創辦的光彩公司成立了。他也由此成為1957年之后，正式領取執照的中國私營企業第一人。

　　私營經濟閘門一開，迅速演變成一場狂歡。這種狂歡尤以海南為中心。后來創辦復星集團的郭廣昌，大學畢業時，就在一位海南籍同學的畢業留言簿上寫下：“海南太令人向往，總有一天，我會在海南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向往的何止郭廣昌。吳一堅和景柱孤身闖海南，多年后，前者成為“陜西首富”，后者當上“海南首富”。處在畸形擴張期的海南房地產，更是讓馮侖和潘石屹留下彼此人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幾乎全民陷入癲狂的時候，遠離城市，鄉鎮企業卻低調地尋找著自己的成長路徑。

　　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把自己應得的25萬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給了企業。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他說，“如果我的收入與工人的收入懸殊太大，他們就會失去自己是工廠主人翁的感情，而這對于事業是不利的。”魯冠球因此被視作“共同富裕的典型”。

　　這顯然很符合地方政府的期望。既然國企靠不住，不妨仰仗這些有能力“先富起來”的人。“低調懂事”的鄉鎮企業由此獲得空前的政策扶持。這種扶持，集中體現在了“經濟聯合體”的出現。國企把自己的一些業務以承包或聯營的方式轉包給鄉鎮企業，以此形成聯盟——這種行為在前些年還被明令禁止，現在卻格外流行。

　　1986年，浙江省玉環縣一個叫蘇增福的農機廠廠長北上找到沈陽雙喜壓力鍋廠。該廠1964年生產出中國第一口壓力鍋，此后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專業工廠。雙方聯營后，蘇增福殺入壓力鍋行業，以雙喜牌名義銷售，憑借民營公司的靈活，很快銷量竟大大超過沈陽廠。

　　后來的故事順理成章。蘇增福甩掉雙喜自創“蘇泊爾”，成就全國炊具用品龍頭企業。他笑言：“我這跑龍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個名角兒。”

　　此消彼長——這或許就是當時國企與私營企業最殘酷的生存現實。

　　蝶變

　　持續近四年的狂歡中，無數人尋找著他們的下一個路口。越來越多青年人到外國公司謀職，或出國留學。這里面有日后我們耳熟能詳的一連串名字：吳士宏、吳鷹、張朝陽、唐駿……他們默默積累著自己的原始“資本”。

　　企業也在尋找新起點。結束野蠻的原始積累后，創業家們開始破繭成蝶。如果說之前的創業是下意識，現在，他們開始思考企業的命運和歸屬。

　　1987年12月1日，新中國第一次把土地作為商品的交易在深圳落槌。聽說此事的王石，做出了他今生可能最偉大的決定——轉型做房地產。而在北京，柳傳志率領聯想從代理銷售IBM轉向開發個人計算機。

　　這種蝶變還不僅僅是方向，更是資本。

　　1988年，王文京創辦用友軟件，他領到的是一本“身份低賤”的個體執照。他很幸運。除了個體戶，以前所有新創辦公司在性質上都算是“國有”或“集體所有”，那一代幾乎所有企業家都將因此遭受產權歸屬的困擾。

　　王石謀求股改上市，“曲線救國”；柳傳志和魯冠球則選擇了只做不說——時間將證明這些人很明智。相反，中關村最大民營科技公司四通，卻把自己逼上了風口浪尖。當時有人對四通的所有制性質提出疑問，公然在媒體上撰文聲稱，“四通在沒有國家投資、沒要人員編制，沒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發展起來，四通的財產既不是國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屬于四通企業所有，任何個人無權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種真正的公有制。”輿論大嘩，展開了一場激烈對立的討論。

　　在廣東生產萬寶冰箱的鄧韶深成為爭議的第一個著名犧牲者。1983年，鄧韶深承包了一個只有100人的虧損小廠，隨后迅速崛起。他的萬寶冰箱一度占有全國冰箱40%市場，小工廠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企業。到1988年，萬寶冰箱產能規模超過100萬臺，年總產值10多億元，名列中國電子電器100強之首。而此時，海爾才達到20萬臺的規模。

　　盡管個人造就如斯輝煌，萬寶仍屬于集體所有制企業。鄧韶深四處奔波，試圖跳過現有產權所有人，謀求更高行政部門支持。1988年初，國家體改委也的確將萬寶電器列為全國企業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試點集團之一。誰知，他很快遭遇致命狙擊。

　　上級部門將24家虧損的中小工廠一股腦塞給鄧韶深；上級指派下來的黨委書記又與鄧韶深不和，兩人對企業發展戰略各持己見……矛盾不斷激化，直到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家電商品陷入滯銷，該黨委書記仍聽從上級命令繼續生產。萬寶貨品積壓，資金鏈迅速斷裂，短時間竟出現將近8億元的呆壞帳。

　　1989年，日漸無序的狂歡結束了。國家宏觀調控開始，私營企業被重點整治，風聲鶴唳。是年秋，鄧韶深終于心灰意冷，不辭而別遠赴加拿大。就這樣，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第一個家電巨子——萬寶電器一蹶不振。那年以他們為代表的企業家，定性都是“出逃”。

　　突然間，看上去這已不是適合下海的季節。馮侖和潘石屹幸運地全身而退，避開那一輪“海南熱”的衰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運。李書福開過照相館、生產過冰箱配件，也制造過冰箱，掙了數千萬元。他也熱血沸騰地來到了海南，最后卻因為炒房被套，虧得血本無歸。這是他人生最大的商業失敗。

　　黎明前的騷動

　　此時，偏偏還有人逆流而上。

　　鄭永剛接手杉杉，第一件事就是在廠里拉起一條橫幅，上書“創中國西服第一品牌”。工人們看到橫幅都笑了，幾乎沒人相信這個偉大目標能夠實現；李寧加盟健力寶，不到8個月，一棟5000平方米的廠房竣工。屋頂上，巨大的廣告牌十分醒目——“李寧牌”；深圳大學研究生畢業的史玉柱，回到安徽統計局。他本該按照命運的安排，從年輕的處級一步一步往上升。然而創業沖動已不可抑制。史玉柱寫了辭職信，將自己拋向東飄西蕩的未來。他對朋友說，“如果下海失敗，我就跳海。”囊中羞澀的他來到深圳，只能和李書福一起“混”在深圳大學學生宿舍。四個月后，他賺了一百萬。再隔一年，巨人公司成立，迅速成為位居四通之后的中國第二大民營高科技公司。

　　那些有遠見、有能力的人和企業也在脫穎而出：海星的榮海東山再起；創維的黃宏生苦盡甘來，開發出國際領先的第三代彩電，獲得一筆2萬臺的訂單；唐駿發明了大頭貼和卡拉OK積分器，還做起了娛樂行業；海爾洗衣機崛起；聯想橫掃全國……

　　時局艱難中經濟仍一路向前，政治上，民營企業卻始終處于劣勢。1991年，劉永好兄弟提出把企業“送給國家”。他們已經不堪壓力。轉機出現在7月。民營經濟的思想政治工作，被“托付”給了全國及各地工商聯。民營經濟終于有了“政治歸屬”。

　　乍暖還寒，仿佛預示黎明前深重的黑暗即將過去。1991年后半年，企業家們不再糾結惶恐。他們開始將目光轉向資本運作、兼并重組和走出國門。

　　心懷天下的牟其中上演“罐頭換飛機”，一夜成名；仰融入主金杯汽車，策劃中國海外上市第一股；宗慶后“小魚吃大魚”，橫跨所有制兼并全國第四大罐頭企業；聯想率先“走向世界”……

　　1991年已接近尾聲，站在承前啟后的時代浪潮中，企業家們正翹首以待。

　　備忘錄

　　●1984年，張瑞敏來到日后的海爾；王石創辦萬科前身；珠江冰箱廠成立，其后更名“科龍”；“健力寶”橫空出世；南存輝創辦“求精”開關廠；樓忠福當眾刀劈公章，成功奪取公司大權；在中關村，柳傳志、金燕靜、段永基、張旋龍、求伯君悉數登場；劉永好幾乎傾家蕩產。

　　●1985年，張茵只身闖香港；黃光裕北上北京；王中軍“下海”創辦雜志；吳士宏應聘IBM，吳鷹留學美國，唐駿來到日本。

　　●1986年，在烏魯木齊，唐萬新創辦一家彩印店；“中國股票第一人”袁寶璟沿街叫賣股票；王振滔往返福建、溫州賣皮鞋；梁穩根的三一重工正式成立；張朝陽留學美國。

　　●1987年，太陽神躍然而出；宗慶后辦起娃哈哈兒童食品廠；鄭堅江牛棚起步，創建奧克斯；深圳，任正非響應國家“百萬裁軍”號召，告別部隊，創辦華為；王石轉向涉足地產業；北京，柳傳志帶領聯想邁向個人計算機；何魯敏、黃鳴和郭立文從事“科技”產業。

　　●1988年，王文京創辦用友軟件，魯冠球運作企業產權界定，萬科股改上市；吳一堅與景柱孤身闖海南；日后的石油大王龔家龍也在海南起步；馮侖投奔牟其中，潘石屹投奔馮侖；李書福炒樓被套，血本無歸。

　　●1989年，“傻子瓜子”年廣久二次入獄；萬寶鄧韶深等人掀起企業家外逃小高潮。與此同時，張躍、孫廣信逆流而上；李東生主持TCL電話機雄居全國同行業第一；黃宏生在香港成立創維；史玉柱南下深圳籌辦巨人。

　　●1990年，孫宏斌進監獄；李寧接過亞運圣火，他的李寧服裝展現在數億人眼前；張近東涉足空調買賣，年少即身價千萬；徐少春、李途純同時南下特區；南存輝和胡成中一分為二，各自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1991年，牟其中“罐頭換飛機”一夜成名；仰融入主金杯汽車，策劃中國海外上市第一股；宗慶后橫跨所有制兼并全國第四大罐頭企業；聯想試圖“走向世界”。

　　1992～1998

　　躁動的青春

　　創業史定位：

　　鄧小平的“南方講話”開啟了一個激情澎湃的青春創業期。從躁動不安，再到理性中的回歸，創業者們逐漸走向了成熟。

　　時代描述：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

　　歌中描述的，是87歲的鄧小平，在1992年1～2月，南方巡視時陸續作出的“南方講話”。市場經濟，這位遲到的佳人，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親領的“天鵝之舞”中，終于告別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曖昧，走到了眾人面前。

　　在這陣春風的沐浴下，一群“92派”，懷揣著對財富的夢想，掀起了一陣席卷全社會的“下海潮”。據統計，僅僅1992年，辭官下海的有12萬人，不辭官同時涉足經商的有1000萬人，另外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教師、學生、科研人員經商。

　　“下海潮”的激情與火熱，鑄造了一個只相信實力，不相信眼淚的時代。加之1992年之后市場復蘇、升溫，直至過熱，狂躁的需求更是讓創業者們如癡如醉，漸入瘋狂。一些超乎理性，超乎常規的商業事件接連出爐，奇跡與崩盤輪番上演，第一個“崩潰之年”——1997年，讓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彷徨與不安。

　　所幸，1994年頒布的《公司法》，1998年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主導的“國退民進”，以及千萬創業者們自發的反思、改革與蛻變，讓這股創業浪潮深度調整，在隨后煥發活力，一浪勝過一浪——創業者們最終在激情中學會了理性，在瘋狂中學會了淡定，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學會了如何長遠地行進。

　　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創業青春期，痛并成長著。

　　創業史記：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人們的問候語多了幾分“財氣”，《人民日報》甚至也刊發了題為“要發財，忙起來”的文章。

　　的確忙起來了。在海南，房地產投資熱每年都可吸引全國10萬“淘金族”前往。這其中就包括馮侖、潘石屹、王功權、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組成的“萬通六兄弟”。

　　馮侖之前曾給牟其中做顧問，月薪250元。到了海南，他倒賣批文，炒作土地，自稱“過著江湖游俠般的日子”。當時，海南很多樓盤一拿到批文，就登廣告，地基尚未澆灌，價格就已驢打滾似地翻了幾倍。

　　不過，蜜月終有結束。一天，馮侖提著一箱橘子去規劃局“走后門”，看到一份內部材料寫著，海南報建面積已達到50平方米/人，足足是北京的7倍！馮侖大吃一驚，與“兄弟們”帶著尚冒著熱氣的第一桶金逃回北京。

　　——果不其然，1993年海南房地產泡沫破滅。900萬元一畝的地，隔天就只值90萬元。

　　這便是1992～1998年的典型場景：機會隨處可見，卻也跌宕起伏，暗藏溝壑，創業者需要在理性與膽識二者之間妥善權衡。

　　陳東升，算是一個中性權衡者。他不懂拍賣流程，卻敢于憑借香港錄像帶上的片段，成立嘉德拍賣公司。這位曾經的宏觀經濟研究員說，創新就是率先模仿。

　　也是陳東升，率先提出“92派”的概念，涵蓋所有“南巡”前后前仆后繼的創業者。這是一個受教育程度更高、機會捕捉更靈敏的群體；同時，“92派”面對的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狂熱市場，陣陣熱浪逼迫下，理性漸漸弱勢于偏執機會的膽識。

　　在重慶，一位53歲的老者尹明善，突然告訴家人要做摩托車。需知，這位力帆創始人曾因“資本主義傾向”勞教20年，平反后也只是一個出版商。

　　在新疆，做過農場、飼料生意，卻屢戰屢敗的個體戶唐萬新，不惜傾家蕩產雇傭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趟為名，于1992年8月殺到深圳搶購新股抽簽表，竟然撈了幾千萬。后來在資本市場上掀起萬丈波瀾的“德隆系”由此奠基。

　　……

　　最能點燃人們心中創業熱火的，恐怕是當時的綏芬河市長趙明非。1992年5月的一天，他帶著一件夾克、兩個飯盒、一套賓館的牙具、一臺小收音機、一瓶蜂王漿——擺地攤了！這位頗有個性的市長希望通過此舉，激勵全體公務員利用業余時間“下海”。

　　全民躁動

　　這場“下海潮”，很快演變為飲血茹毛般的“全民狂歡”。

　　1993年12月，初顯營銷天賦的何伯權，出現在廣州中國大酒店，在警察與媒體的簇擁下，他豪擲1000萬元接過了用紅綢蓋著的、來自金牌教頭馬俊仁的“生命核能”秘方。之后，“生命核能”省級獨家代理權的拍賣所得，就超過1700萬元！

　　這充分暴露了當時中國市場的非理性瘋狂，消費者層次的參差不齊，以及媒體的推波助瀾——一個由膽識驅趕理性，躁動不安成為標志的創業青春期，已經完全呈現在眾人面前。

　　首先登場的，就是1994年狂熱的保健品行業。

　　沈陽的姜偉，不蓋廠房，不置房產，憑借一款“飛龍延生護寶液”便馳名大江南北；濟南的吳炳新、吳思偉父子，30萬元注冊的三株，以一款“昂立一號”迅速崛起；懷漢新執掌的廣州太陽神，1993年銷售額就達到13億元……

　　據統計，當時保健品行業年銷售額已經突破300億元，可謂遍地黃金。

　　這個機會，很快便“俘獲”了“改革開放先鋒”、IT界明星企業巨人公司創始人史玉柱。1994年，他宣布啟動巨人公司二次創業，宣布推出“腦黃金”等保健品，開啟多元化之路。

　　當時的背景是，西方國家取消了向中國出口計算機的禁令，惠普、IBM等國際電腦大鱷大舉入侵，中國電腦界面臨一場殘酷的洗牌。

　　在聯想，“市場派”柳傳志與“技術派”倪光南由此在“企業前途問題”上掀起一場內戰，兩位親密無間的創業戰友，淪為恨不得將對方關進監獄的死敵。

　　史玉柱的膽量明顯超脫了“柳倪”，同時也將那個時代的躁動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位固執己見的“全國偶像”，建立了一個“軍事化”的營銷網絡，他親自掛帥，成立了三大戰役總指揮部，下設八大方面軍，旗下30多家獨立分公司改編為軍、師，整個營銷隊伍超過萬人。

　　當殘酷的事實降臨，則是一個偶像時代的終結。1996年10月，在保健品業務耗費大量資金的史玉柱，無力持續70層的巨人大廈的修建，資金鏈斷裂，巨人公司迅速隕落——史玉柱的第三次創業，直到2000年才見曙光。

　　隨后，整個保健品行業在市場嚴管、經濟放緩的1997年集體墮落：懷漢新出走太陽神，三株分崩瓦解，姜偉則深陷巨額負債、應收貨款沉疴的重重包圍。

　　然而，這還遠未結束，時代的躁動很快便感染了央視“標王”。

　　1995年11月8日，一位個頭中等，一臉憨厚的中年人姬長孔，在梅地亞中心成了瘋狂之夜的主角——6666萬！秦池摘下“標王”，而上一年的“標王”孔府宴酒獲勝籌碼只有3079萬元。1996年11月8日，姬長孔令12億中國人都醉了：3.212118億元——姬長孔用他的手機號碼，蟬聯“標王”！

　　這位狂傲的山東新貴，已經完全沉醉在自己一手打造的輝煌之中。在鎂光燈的照耀下，他得意滿滿地說：1995年，我們每天向中央電視臺開進一輛桑塔納，開出的是一輛豪華奧迪；今年，我們每天要開進一輛豪華奔馳，爭取開出一輛加長林肯。

　　然而，創下年銷售額9.8億元的秦池本來面目如何？這家尚處于新創業階段的酒廠，罐裝線是手工作業，瓶蓋是用榔頭敲進去的；秦池山東本部的產能只有3000噸，其余來自四川的勾兌酒……當這些爆炸性內幕在1997年被一一捅破，狂躁的姬長孔惟一的補救措施，是派人到報社做公關，表示愿意以數百萬元“收購”這組報道……

　　1998年11月8日，處境已經落魄不堪的姬長孔再次來到梅地亞中心，卻因為沒有邀請函，被保安拒之門外。他徘徊片刻，最后一閃而過，郁郁而歸。

　　秦池的結局是悲愴的。2000年，為了償還區區300萬元貨款，秦池商標被法院勒令拍賣還債。然而，全國竟無一人競拍。

　　重裝上陣

　　如此之多的黯然憂傷，加之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陰霾，1997年被稱為第一個“崩潰之年”。

　　幸運的是，中國的創業者們踩著一面面敗將之旗，終于開始反思自身的“瘋狂舉動”，一場商業史上的理性回歸由此啟航。

　　1997年6月，張樹新成立的國內第一家網絡公司瀛海威迷失了方向。然而，一個26歲的青年丁磊，在坐著3名員工、7平方米的辦公室里，開啟了網絡公司成功之路的探索：網易揭開了中國互聯網成功的秘訣——免費！

　　緊隨其后，王志東建立新浪，張朝陽建立搜狐，中國的“崩潰之年”竟奇跡般地逆轉為“互聯網元年”。

　　1998年，在推出幾款“地瓜洗衣機”、“洗龍蝦洗衣機”，被一陣嘲笑鞭笞之后，難得糊涂的張瑞敏終于提出了海爾做品牌領袖、技術領袖的全球創業發展戰略。

　　那位海南“淘金者”潘石屹，也終成正果。1998年11月，潘石屹開發的“小型辦公、家居辦公”風格的SOHO現代城，趕上了“房地產松閘”的政策時機，一天可賣17套，進賬3000萬元，好日子來了。

　　后來被譽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標，有了自己的公司。頭一年賺20萬元，即捐3萬元資助一位重病孩子。

　　此時，創業者的天空已經更加明朗。1998年3月19日，國務院總理朱■基一句肺腑之言久久回響：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在朱■基主導下，國企內部強勢推行“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全球膠卷業老大美國柯達公司更是對中國膠卷業實施全行業收購——第一次“國退民進”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飽受躁動青春期洗禮的創業者們，已經理清繁雜的頭緒，重裝上陣，一個全新的創業篇章即將拉開帷幕。

　　備忘錄

　　●1992年，尹明善投資20萬元成立力帆公司，7年后成為重慶“摩幫”領軍人。

　　5月，“92派”造詞人陳東升辭職下海，成立了國內第一家拍賣公司嘉德拍賣公司。

　　5月，馮侖南下海南炒賣地皮，掘到萬通第一桶金。

　　●1993年，俞敏洪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1998年引入團隊管理。

　　12月，何伯權豪擲1000萬元收購馬俊仁“生命核能”秘方，三株吳氏父子、飛龍姜偉、巨人史玉柱紛紛投身狂熱的保健品行業。

　　●1994年，聯想“柳倪之爭”爆發，中國制造業前進方向待決。

　　●1995年5月，張樹新成立國內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卻在1997年迷失了方向。

　　7月，胡志標創立愛多電器，愛多VCD風靡全國，卻在1997年以2.1億元拿下“標王”后步秦池后塵迅速墮落。

　　11月，秦池首次摘下央視“標王”，姬長孔開始了他短暫的瘋狂表演。

　　●1996年，海爾張瑞敏一手炮制的“地瓜洗衣機”彰顯著中國制造業在創業路途上的尷尬。

　　譚長安在成都一個街邊小店創辦“譚魚頭”，6年后成為四川第一餐飲品牌。

　　●1997年，第一個“崩潰之年”。秦池崩盤，三株倒下，太陽神失和，亞細亞病危，巨人坍塌。

　　3月，被譽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標進入醫療器械行業，有了自己的公司。

　　6月，丁磊成立網易，王志東、張朝陽隨后分別成立了新浪、搜狐，“互聯網元年”正式登場。

　　●1998年，在朱■基主導下，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卷業實施全行業收購。同時，“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在國有企業全面貫徹，第一次“國退民進”走上歷史舞臺。

　　11月，潘石屹SOHO現代城大賣，SOHO成功起步。

　　1999～2005

　　穿越彩虹門

　　創業史定位：

　　WTO如同一道彩虹門，大門初開，甘甜與酸澀齊齊涌向中國的創業者。縱觀1999～2005年的創業史，互聯網“大落”，網絡創業者們遭遇寒流；制造業“大起”，眾多草根企業家讓“Made in China”活力四射。

　　時代描述：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與之同時，始于1998年前后的“中國制造”浪潮在2002年活力四射，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終于向全世界發威。

　　也是從這年開始，一個真實的笑話開始以各種版本流傳起來：很多人出國旅游買回一大堆紀念品和時髦的商品，回到家里后扒開商標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

　　一份題為《中國科技發展報告》的綜合報告勾勒了“中國制造”的輪廓：初步估計，我國已有上百種制造產品的產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自1990年起，中國大陸吸收投資2300億美元，占亞洲總額的45%，其中制造業是最重要的投資領域，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生產國，“中國制造”正在世界范圍內崛起。

　　“縱觀1999～2005年的創業史，國有大型企業能夠更好體現制造業規模化生產的優勢，但上升空間有限；而小型企業中，新興的民營制造企業發展迅速，是“中國制造”崛起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今后發展的主要動力。”

　　當然，如果少了網絡，這一階段的創業史將會失色一半。自1999年以來，阿里巴巴、盛大、攜程、當當等相繼創辦，無數的草根英雄開始在互聯網大潮中找尋夢想。只可惜好景不長，2001年互聯網泡沫大面積破裂，網易被停止交易、馬云收縮全球戰略，新浪王志東出局。

　　寒流一直持續了兩年多，以網易的咸魚翻身為標志，2003年互聯網方才迎來了春天，一些在日后將主宰中國網絡經濟的重要力量也在這一階段雛形乍現。

　　創業史記：互聯網“大落”

　　“我們還太嫩，我們公司經過十年的順利發展沒有經歷過挫折，不經過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確道路。”2001年，當任正非在他的《華為的冬天》里寫出這樣的句子時，華為的銷售額已飆升至220億元，盈利高居全國電子百強之首。

　　之所以在企業高速成長期發出這樣的警報，原因在于，任正非清楚地預感到了網絡經濟泡沫破裂對電信市場的連累。

　　那么，此刻的互聯網創業者們，究竟落寞到怎樣一個地步呢？

　　以2003年的中國首富丁磊為例，8月31日，網易宣布對上年的財務報表進行修正，凈虧損從之前公布的1730萬美元上升至2040萬美元。4天后，納斯達克以財務報表存在疑點為由宣布網易股票被停止交易。

　　丁磊后來回憶說，“其實那段時間很迷茫，連賣掉網易的心都有過。不賣的原因也不是說我不賣，而是我們財務審計出了問題，人家不肯買了。”他向好朋友、廣東步步高集團的段永平請教出售網易的問題，段永平反問他，“你賣了公司干嗎？”丁磊說，“我賣了公司有錢再開一家公司。”段永平笑了，“你現在不就在做一家公司，為什么不做好呢？”丁磊如夢初醒。

　　決心重新來過的丁磊嘗試讓網易轉型，他宣布投資開發網絡游戲《大話西游》，同時與移動電信商大力開發短信業務。丁磊的冒險證明他是中國互聯網產業中直覺最好的企業家之一。網易在2001年又虧掉了2億元，不過，能快速帶來現金流的網絡游戲和短信業務最終還是拯救了這個30歲的年輕人。

　　危機中決定不轉型的則是馬云。雖然電子商務的盈利模式尚不清晰，但馬云鐵了心要在該領域一條道走到黑。這年冬天，他飛赴日本向投資人之一的軟銀公司孫正義匯報公司情況。作為投資了全球一百多家互聯網公司的傳奇人物，此刻的孫正義資產已經縮水95%。

　　那天，聽完前來匯報的各國CEO們的發言后，孫正義幽幽地說，“今天前來匯報的CEO，所說的話都與我當年投資他們時說的不一樣了，只有馬云還在說當年說過的話。”

　　回到杭州后，馬云對外界宣布，明年阿里巴巴將賺錢，媒體問：“盈利目標是多少？”他爽快地答：“1塊錢。”

　　制造業“大起”

　　相比互聯網產業的“大落”，此刻的中國制造業卻突然有了一種“大起”的感覺。

　　2001年中國加入WTO，與之相伴的是，在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中，“中國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場份額中名列第一。

　　加入WTO，一些不對民營資本開放的領域開始“城門初開”。2001年11月9日，國家經貿委發布了第六批《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一款名為“吉利JL6360”的陌生車型榜上有名。來自浙江的草根企業家李書福，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張民企造車許可證。  

　　在汽車史上，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吉利的出現意味著民企造車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讀成中國加入WTO后的重大產業開放新聞。不過，這一天距跨國資本被允許進入中國汽車業，已整整23年。

　　李書福是浙江臺州人，1982年，高中畢業的李書福向父親要了120元買了一架照相機，在臺州街頭巷尾為人拍照賺錢。這是一個血液里流淌著豪賭基因的人。他曾回憶說，“小時候我賭過錢，比方說贏了1塊錢，全放下，變4塊了，有些人贏了1塊錢，就收回5毛，他贏的錢明顯比我少得多。但我這種弄法，可能最后一分也不剩。”就如同他描述的，后來的二十多年里，李書福每次都把賺到的錢“全放下”，賭到一個行業里。他拍照賺了點錢，一年后就去開了一家照相館，再多賺了點錢，一年后就去辦了一個冰箱配件廠，又賺到錢了，兩年后他索性辦起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冰箱廠畢竟還是很賺錢的，他很快成了當地有名的千萬富翁。

　　1993年，李書福又回到臺州繼續“放下”，他決心要造摩托車。李書福一點也沒有做摩托車的經驗，不過，他天生就是繞開紅燈走的天才。沒有技術，就四處挖人，沒有圖紙，就拆了別人的車子依葫蘆畫瓢。吉利摩托車賣得很好，讓李書福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只是1997年，這個不安分的臺州人突發奇想，宣布要造汽車。

　　李書福當時擁有資金1億元左右，他大了膽子對外宣稱“投入5億元”，可是，即便是5億元這個“大數字”，在汽車界聽來也是可笑的。與李書福同省的另一個著名民營企業家萬向集團的魯冠球當時也有造車夢想，在蕭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張汽車風景畫掛在醒目的墻壁上，日日視之，夜夜思之。當聽說名不見經傳的李書福要造汽車時，他大吃一驚，然后很老實地說，“造車一要政府許可支持，二要上百億元的資金，萬向還沒有準備好。”

　　民營企業造車最大的障礙還是政府許可，李書福依然尋求“變通”。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汽車許可證來自四川德陽的一家監獄。該監獄下屬有一家汽車廠，李書福注資取得了70%的股權，然后取了一個跟全球最大飛機制造商美國波音完全類似的廠名——四川波音汽車制造有限公司。

　　廠名叫波音，車型像夏利，車價僅如一輛高檔豐田摩托車。1998年8月8日，李書福的第一款汽車“吉利豪情”正式下線。

　　走出去，是一個必然選擇

　　“加入WTO以后，對中國企業來講，走出去，實現國際化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獄！”2004年12月8日凌晨，整夜未眠的柳傳志憂心忡忡地說出這句話。幾個小時后，聯想集團在五洲大酒店發布新聞：用17.5億美元收購IBM的PC業務。全球IT業震驚。

　　在過去的幾年里，聯想經歷了分拆交棒、進軍互聯網以及回歸PC的曲折歷程。此刻，聯想PC業務也處在滑坡的危地，其國內市場占有率從2001年的30%下滑到24%。重回PC，聯想必須尋找到新的出擊點。這時候，IBM突然找到聯想，聲稱愿意出售它的PC業務。

　　而對聯想來說，并購可以一下子從全球第九大PC廠商躍升到第三名，僅次于戴爾和惠普，年收入規模由30億美元膨脹到120億美元，從而進入“世界500強”企業。

　　盡管遭到所有股東的全票反對——這是柳傳志在2007年9月才對外透露的，柳傳志最終還是決定不放過這次機會。聯想與IBM達成的購并協議是這樣的：IBM出售全球范圍的筆記本、臺式機業務和Think系列品牌，聯想支付的交易價格為17.5億美元，其中含6.5億美元現金、6億股票以及5億美元的債務。在新聞發布會上，柳傳志說，“不冒險怎么辦，不冒險在中國窩在這個地方也是不行的，不突破就只有萎縮。”

　　聯想的購并成為2004年最后一條，也是最重大的關于中國制造的新聞。國內外輿論一時沸騰，表現得十分兩面。一方面，很多人振奮于聯想的國際化雄心；另一方面同樣也有人對聯想“蛇吞象”的豪邁之舉心存質疑。

　　有一次，柳傳志去北京大學的MBA總裁班授課。他做課堂測試，問：“有多少人看好這次購并？”全班93個總裁同學只有3個人舉手，其中兩位還是來自聯想集團的經理人。兩年后，柳傳志回想說，“我當時心里真是一涼。”

　　不過，對于這位經歷過無數風浪的企業家來說，他也許更愿用歷史的眼光來直面今日的風險。在購并新聞公布一周后的12月15日，聯想舉辦20周年紀念大會。柳傳志的一席演講讓聯想的創業史充滿民族激情——

　　“1985年初，我第一次參加IBM的PC代理商會議，端坐在最后一排，懷著科技人員剛剛下海的心情，緊張而興奮，這是一個新事業的開始。20年后，2004年底，我代表聯想集團，在收購IBM全球PC業務的文件上簽字，感受到全中國乃至世界目光的注視，同樣讓我感到緊張和興奮。這是聯想兩代人夢想的實現，同時又是一個新的事業的開始。”

　　放眼1999～2005年的創業史，還有什么語言比這段表述更能證明中國制造的進步和力量？

　　備忘錄

　　●1999年3月，馬云和他的團隊在杭州以50萬元創業，當時總共18個人，包括馬云和他太太，辦公室就在杭州城郊馬云的家里。

　　7月，被伊利突然免職的牛根生在呼和浩特創辦蒙牛。

　　11月，陳天橋向人借了50萬元創辦上海盛大網絡。出生于浙江省新昌縣的陳天橋從小是個乖孩子，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大型國企陸家嘴集團，三年時間當上了董事長秘書。

　　●2000年，納斯達克的科技股泡沫遭遇群體性破滅。在中國，震驚一時的遠華大案告破。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這一年，互聯網的冬天來臨，新浪網的締造者王志東出局。

　　●2002年，中國開始成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2002年5月，中國汽車業的傳奇人物仰融赴美不歸。

　　●2003年，SARS襲擊中國。互聯網開始回暖。5月，分眾傳媒成立，江南春用兩年的時間，把兩萬臺播放器掛進了全國45個城市的電梯廳。

　　●2004年，堪稱創業史中的“崩潰之年”，鐵本爆發戴國芳事件，德隆坍塌，劉永行的電解鋁項目被叫停……

　　●2005年，中國企業開始遭遇越來越多的反傾銷制裁，TCL收購湯姆遜，國美蘇寧開始崛起。而在國內股市，上證指數也跌破了千點。

　　2006～2009

　　在危機中成長

　　創業史定位：

　　這是一個“危”與“機”并存的時代，先有“全民炒股”的熱潮，后有受到金融危機考驗的中國制造。同時，汶川地震、奧運中國、三聚氰胺事件，給中國帶來了一波又一波沖擊。在這一時期，新經濟領域的創業者迅速崛起，以施正榮、馬云為代表的互聯網以及新能源創業領袖風光無限。

　　這又是一個新老交替的時代，老一輩的創業者陸續隱退，又在企業“過冬”之際紛紛宣布復出；而以李想、戴志康等人為首的80后“明日之星”，隆重登上前臺。一個難以預知的未來即將展開在所有創業者面前。

　　時代描述：

　　到2006年底，一些敏感的人已經嗅出了景氣變動的氣息，開始于2004年春夏的宏觀調控似乎已經結束了。通過強有力的行政干預，國有企業在壟斷性行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而民間投資者則被排除在了這些領域之外。

　　最具景氣意義的標志是，已經沉寂了兩年多的股市和房市雙雙出現快速回暖跡象。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領漲房價，人們開始把錢從銀行中取出投入股樓兩市，一個新的繁榮周期又開始了。

　　與此同時，以“非公36條”為代表的一輪市場開放政策的實施，將民營經濟的發展提到了新的高度。

　　創業史記：　“老”創業者的“新”問題

　　2006年，TCL的李東生陷入苦戰。

　　他在2005年信誓旦旦地要在18個月內實現并購盈利，而事實卻是，每一項重組計劃都不幸擱淺。在過去的幾年里，他幾乎使盡了所有的招數，甚至又像十多年前一樣，披著一條彩帶出現在商場的柜臺前親自向消費者促銷。這個十分注重外形的南方人有時候會胡子拉碴、神色倦怠，不過誰都看得出來，他一直試圖保持自己的尊嚴。

　　2006年6月，李東生在《鷹的重生》中寫道，“鷹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它一生的年齡可達70歲。要活那么長的壽命，它在40歲逐漸衰老時必須做出困難卻重要的決定。鷹首先用它的喙擊打巖石，直到其完全脫落，然后靜靜地等待新的喙長出來。鷹會用新長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鮮血一滴滴灑落。當新的趾甲長出來后，鷹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個月以后，新的羽毛長出來了，鷹重新開始飛翔，重新再度過30年的歲月。”

　　這樣的描述無疑是慘烈的。在2006年，TCL的凈虧損高達18.4億元，股票戴上“ST”的帽子，面臨退市危機，《福布斯》中文版還把他評為“中國上市公司最差老板”之一。2007年5月，李東生不得不關閉了歐洲工廠，宣布重新把重點移回中國市場。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注視著李東生，他會是那只獲得重生的鷹嗎？

　　李東生真的挺過來了。三年當中，李東生主刀的“三次大手術”——現金為王、人力資源整合以及業務架構重建，使TCL開始穩住陣腳。

　　有句俗話叫做“不撞南墻不回頭”，李東生卻是那種“撞了南墻也不回頭”的人。盡管早年的擴張差點讓他積重難返，然而到了2008年，他逐漸恢復了氣力，再次走上跑道，搏擊全球液晶電視業務，首先把三星列為趕超的目標。

　　跟TCL相比，海爾的張瑞敏也不輕松。中國家電業幾經價格戰后，全行業銷售收入增長僅為3%左右。因此，在張瑞敏看來，唯一的出路是實現全球化布局。

　　全球化，成為所有“老”創業者心中的“新”理想。

　　“中國制造”們的困局

　　同時陷入困境的，還有正在謀求全球化地位的“中國制造”。

　　2007年8月11日下午3時許，佛山市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港商張樹鴻在自己工廠的三樓倉庫內上吊自殺，尸體旁邊堆著十多包形態可愛的芝麻街布娃娃玩偶。

　　自殺前，張樹鴻在廠區內巡視一圈，并將工人工資悉數結清。他從1993年起自香港到佛山辦廠，被員工描述為一個厚道的人，許多人也因此跟著他一干就是十幾年。這個玩具商的意外死亡，讓“中國制造”的話題再度跳上國內外重要財經媒體的頭版。

　　張樹鴻之死起因于9天前。8月2日，美國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向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提出召回佛山利達生產的96.7萬件塑膠玩具，理由是“回收的這批玩具表漆含鉛量超標。”事發前，利達的產量已居佛山玩具制造業第二。

　　一夜之間，這家擁有十多年良好生產記錄的合資企業成為眾矢之的。在美國輿論的不斷聲討下，玩具廠商及其上下游供應、檢驗鏈上的疏忽被一一曝光和放大。最終，佛山利達被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要求整改，國家質量監督管理總局宣布暫停其產品出口。利達被迫停產，2500名工人幾乎無事可做，張樹鴻承受巨大壓力，最終一死了之。張樹鴻死后3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國產玩具數量增加到1820萬件。

　　張樹鴻死后，玩具召回事件在質量責任人的確定上居然出現了戲劇性的反復。中國商務部在調查中發現，美方宣布召回的玩具絕大部分不是因為制造質量的問題，而是美方標準的突然改變以及經銷商的風險轉嫁。2007年5月，美國材料測試協會公布了一項針對玩具材料使用的新標準，中方制造商生產的1820萬件玩具是根據之前的出口標準生產的，美方經銷商以不符合新標準為理由召回玩具，全部風險及損失則由中方承擔。

　　這一調查結果的出現，讓國內輿論再度嘩然，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被動和被欺壓現狀畢現無遺。張樹鴻很冤，這也是“中國制造”們普遍遭遇。不過回望歷史，60年來成功的創業者，無一不是經過重重考驗，通過不斷地堅持，才能安然迎來希望的曙光。

　　資本市場——富豪孵化器

　　在這期間，互聯網的光芒明顯被狂熱的股市和樓市所掩蓋。不過，以李想、戴志康等為代表的80后“明日之星”，正憑借新經濟的崛起，逐步登上前臺。

　　“我認為我比一些四五十歲的企業家還踏實，”作為80后的創業者，李想在面對媒體時確總是體現出于年齡不相稱的成熟，“我一步一步，每步都很踏實，因為我很清楚，創業是一個過程，不是說只要去創就會有業。至于你問我算不算成功人士，我的回答是，在我腦子里就沒有成功這個概念，只有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當被問及什么是該做的，李想的回答毫不含糊：“創一次業，做一次并購，實現一次上市。我現在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實現這幾個目標。”

　　這的確是一個狂亂的時代。風投、上市，成為了所有創業者關心的話題。起得晚卻趕上一個好集的人也有，他就是阿里巴巴的馬云。他的公司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成為市值最高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為600萬中小企業提供外貿交易的平臺，它讓無數不懂外語、沒有出過國，甚至不知道任何國際貿易知識的中小商人找到了國際買家。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中國制造”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

　　2004年，馬云創辦從事C2C業務的淘寶網，在兩年時間內戰勝全球最大的同業公司eBay，取得了75%的市場份額。為了解決網絡支付的信用難題，馬云還創造性地發明了一種叫做“支付寶”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它以阿里巴巴為交易的擔保中介，從而解決了資金欺詐的問題，也讓自己間接地進入了金融服務領域。

　　馬云今天能夠安然“過冬”，顯然是因為當時選中了最為合算的上市時機。股市的結構性泡沫意味著公司股價的普遍高估，而阿里巴巴同時具有中國和互聯網兩大概念，在此時籌資，無疑占到了相當大的便宜。

　　阿里巴巴的股票一上市就遭到了“哄搶”，中國臺灣最大企業鴻海的郭臺銘、美國思科的錢伯斯等都成為第一批投資人。其瘋狂景象連《經濟學人》雜志都開始提問：“阿里巴巴是否是中國.com的泡沫？”

　　股市的非理性繁榮，把企業帶入了一個“市值時代”，也帶來了一個接一個的財富神話。2006年的內地首富換了兩個人：一位是創業僅6年、剛剛褪去“科學家”身份的施正榮。隨著尚德電力成為中國大陸首家登陸紐交所的民營企業，他也榮登中國富豪榜榜首，同時帶動了一大批新能源富豪的崛起；

　　在當年下半年就接過首富之位的，也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張茵。這位依靠廢紙回收再生產的傳奇女性，同樣憑借上市達到了財富的巔峰。在2007年上市的還有碧桂園等熱火朝天的地產公司。

　　資本市場帶來的“首富效應”，在以前幾乎是無法想象的。雖然隨著金融危機的來襲，這股力量如今遭遇了重創，但風險投資無疑正在成為這個時期推動創業的最重要力量。

　　何時誕生“最偉大的企業家”？

　　此前讓國人津津樂道的聯想并購IBM電腦業務，在此時卻出現了曲折。2009年初，聯想發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第三財季的業績報告，和之前預料的一樣，在金融風暴的影響下虧損9700萬美元。曾經被譽為“中國的驕傲”的聯想，也陷入了危機之中。

　　與此同時，聯想宣布了一項管理層的調整計劃，聯想集團的創始人之一柳傳志再度出山，重新擔任董事會主席，原主席楊元慶則擔任首席執行官。對于柳傳志的再度出山，穩定軍心是首要目的，另外柳傳志杰出的戰略眼光和管理能力，也將對處在艱難時期的聯想起到關鍵作用。

　　令人唏噓的還有，朱新禮企圖賣掉匯源，牛根生在蒙牛經歷了三聚氰胺事件、外資收購危機之后，決定“淡出”，他將股份出讓給了中糧。這些曾經無比引人注目的創業者，似乎都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早在幾年之前柳傳志就說過，現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和企業的國際化碰到了很大的難題，最主要的難題是我們對過去30年本土的成功經驗，沒有得到一個國際的認可和總結。

　　聯想并購如果成功，將第一次證明中國人也能管理好一家跨國公司。他還說，幾十年，中國企業一直跟在西方管理者后面學“菜譜”，現在也應該一邊做一邊研究，自己也要會造“菜譜”。他揭示了中國創業者的某種焦慮：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國家之一，中國還始終沒有自己杰出的管理思想和商業文化，那將是一件多么恥辱的事情。

　　不幸的是，老柳的“交接棒”沒有成功，這未竟的事業，也許只有在將來完成……

　　這幾年，隨著全球經濟的起起伏伏，中石油、工商銀行先后成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全球市值最高的銀行。不過，這都是憑借壟斷的力量。隨著柳傳志“過冬”、牛根生遭遇三聚氰胺事件、王石陷入“捐款門”，在這廣袤而繁盛的土地上，能被稱之為“偉大”的企業家，卻至今未現端倪。

　　不過，在這個“危”與“機”并存的時代，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即將展開的未來。在成為全球商業發展最迅速的國家的時候，我們也就具備了誕生全球最偉大的企業家的基礎。

　　備忘錄

　　●2006年，國有銀行市場化改造完成，各大銀行相繼上市。同年，凱雷收購徐工引起軒然大波，中石油成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

　　●2007年，中國股市“全民狂歡”。這一年，阿里巴巴上市，楊惠妍成為亞洲女首富，“達娃之爭”浮出水面。

　　●2008年，中國鋁業求購力拓股份，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一筆海外投資。這也是多災多難的一年，金融風暴開始席卷全球，三聚氰胺事件引發奶業“地震”，前首富黃光裕入獄。

　　●2009年，體育品牌“洋退中進”，李寧銷售額有望超越阿迪達斯。同時，吉利競購沃爾沃，騰中重工競購悍馬品牌，中國企業海外收購全面發力。在建國60周年之際，已經等待了10年的創業板整裝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