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馬洪濤     記者：盛情     攝像：李培)

　　這兩天我們在調查中小企業融資狀況的時候，頻頻聽到一個詞，擔保公司。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擔保公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般來說，它們會向資信不足的企業提供信用保證，幫助企業拿到銀行貸款，而一旦借款企業還不了錢，就由擔保公司來償還。當然，擔保公司事先也會向借款企業要求提供質押物，并收取一定費用。應該說，擔保公司的出現能夠讓銀行在審查中小企業貸款時降低成本降低風險，給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我們記者也發現，有的擔保公司在實際操作中卻拋開了自己的業務，而做起了銀行的買賣。

　　擔保機構 問題重重？

　　依據報紙上的地址，記者首先找到了這家擔保公司。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這個一個是從銀行，一個是從私人借，快一點肯定是私人的，私人這個東西還是比較方便的，尤其你做短期的話。”

　　表明來意后，這位工作人員表示，無需通過銀行，他們就可以直接幫客戶做短期拆借，同時還能更為方便快捷。而能提供如此高效服務的擔保公司，遠不止這一家。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可以民間貸款，但是要三分。”

　　記者：“那是怎么貸？就是不通過銀行？”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不要通過銀行，就是我們私人給你貸款。”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我們私人做，3%一個月。”

　　擔保公司口中所謂的3分、3%是指通過他們民間拆借的月息，換算成年利率就是36%，而目前銀行一年期貸款年利率為5.31%。然而即使如此，這還不算高的，擔保公司還能提供一種無抵押貸款。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那個就貴了，那個估計要一毛五。”

　　記者：“一毛五是什么概念？”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一萬塊錢(一個月)一千五。”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要私人借高利貸去，可以談談，但是利息很高，你不一定能承受的。”

　　記者：“大概有多高？”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要百分之十幾(每月)”

　　記者：“十幾個點。”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對，你假如說做正當生意的話，承受不起。”

　　如今這些所謂的擔保機構，在從事這種連正常生意人都無力承受的融資服務時，卻絲毫沒有遮掩。例如這家，不用進門就可以看到這個廣告牌，“民間借貸、短期融資”等服務宣傳，毫不避嫌地赫然在目。而在擔保公司發給客戶的名片上，也更是直白的表示可以“幫助眾人閑錢生財”。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別的客戶他需要借錢的話，然后你們有閑錢多的話，我們可以幫你去做。”

　　記者：“就是說我可以拿出錢，你幫我來放對吧？”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是，沒有什么風險。”

　　在擔保公司的宣傳中，這是一項風險低、收益高的理財好選擇。而實際上，這個被美其名曰“投資理財”的服務，不過是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錢莊生意。

　　記者：“您這生意好做呀。”

　　某擔保公司工作人員：“這生意肯定好做，你不借肯定有人借，對吧，但我要是你，正兒八經做生意的，沒有誰對這個感興趣的。”

　　眼前這家從事模具制造的企業，就是因為之前合作的擔保公司抽逃保證金，背負了沉重的融資成本。

　　2007年6月，公司通過一家安信擔保公司向銀行申請了一筆200萬元貸款。當時擔保公司提出要提供20%的反擔保金，成本雖高，但為了盡快爭取流動資金，企業還是同意了。同時雙方約定如期還貸后，40萬元會即刻全額返還。

　　超達機械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愛萍：“擔保公司害怕企業還不了錢，他們到時候要承擔(連帶)責任，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家企業害怕擔保公司的一種情況，所以我們也就沒有顧慮這個事情。”

　　然而，小企業對擔保公司的無條件信賴，沒能換回對方的誠意。還貸后，當企業向擔保公司索要保證金時，得到的答復卻是公司沒錢了。

　　王愛萍：“他們給了一個函給我們，在函里就是講，他們會積極努力爭取把這個錢還給我們，而當一個月到了之后，我們再去追的時候，人也找不到了。”

　　在這份連公章都沒有的“致客戶的函”上，這家擔保公司表示由于“公司對外有多處未收回債權，因此資金出現了緊缺，導致無法歸還保證金”。

　　多次追討仍然無果后，萬般無奈的王愛萍只得將擔保公司告上了法庭。

　　王愛萍：“當時那一天訴訟的時候，后面接著好幾家，還有80萬的，60萬的，我還不是最多的，他們法律顧問，根本就沒走，就一個接著一個(調解)。”

　　在經歷了漫長的訴訟、調解、執行過程后，2008年8月法院終于下達了民事裁定書：“由于擔保公司無可供執行的財產，此案終結執行，今后若發現可執行財產，可再重新申請執行。”

　　王愛萍：“我們企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什么的，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什么結果，現在這個案子目前就是還是這樣子，反正人我們也找不到，也沒有辦法，我們企業顯得很無奈。”

　　記者：“我們注意到，安信投資擔保公司曾經和相關銀行有過非常密切的合作關系，但是如今卻涉嫌挪用數十位客戶的保證金，那么這家公司的身世背景究竟如何、企業現在的狀態又怎樣呢？我們也希望在公司的注冊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找到一些線索。”

　　通過工商部門的相關信息記者發現，安信投資擔保公司自03年10月成立至今，短短五年間已經歷了16次業務變更，其中僅法定代表人就頻繁更換過4次；經營范圍方面，也在06年前后特別加入了“房地產開發”一項。

　　王愛萍：“據我了解，他們把這個錢可能是抽逃出去搞什么房地產開發什么的，可能是因為現在的經濟環境不是太好，這個錢暫時就不能回來了，也可能甚至就不回來了。”

　　另一方面，安信向客戶表示無力還款的“致客戶函”顯示時間為07年11月，然而從工商部門備案的變更信息看，不久前它才剛剛進行了增資，且增幅超過一倍。難道短期內企業的資金狀況就發生了逆轉，甚至連區區40萬都難以償還？

　　某業內人士：“省財政有這么個文件，就是說鼓勵一些擔保機構增加注冊資本，可以有千分之五的財政補貼，不排除就是有的公司為了擔保補貼款而憑空、虛增注冊資金來取得財政的補貼。”

　　調查中記者發現，幫助企業增資、驗資，甚至成了許多擔保公司提供的服務項目。

　　記者：“工商驗資的時候看不出來嗎？”

　　某擔保公司負責人：“我要打款的。”

　　記者：“打幾天？”

　　某擔保公司負責人：“那可能要打三天了，比如說你是100萬的營業執照，你只有100萬，但是你要擴資五百萬，我要打五百萬現金，銀行匯票，然后再到工商局，所有這個資金鏈幫你增資。”

　　另一方面資料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安信投資擔保公司的狀態仍為“在業”。

　　記者：“根據我們在工商部門了解到的信息，安信投資擔保公司最后的注冊地，就在我現在所在這棟大廈的三層，但是當我們來到這里的時候卻發現，這里的公司名稱顯示的是‘交易所有限公司’，而且里面也是大門緊鎖、空無一人。在這家公司的門上，我們看到這樣一張告示，上面是說安信投資擔保公司目前的辦公地點，已經遷到了一個叫學田東苑的地方。”

　　這份告示并沒有標注日期，而上面提到的學田東苑就是眼前這個位于市郊的普通居民小區，那么安信擔保公司的辦公地點，目前是什么狀況呢？

　　記者：“22樓106有沒有人，您知道嗎？”

　　鄰居：“不知道、不知道，他們是租人家的房，好久沒見到人了。”

　　擔保公司是否能為企業起到提供信用保證的作用？

　　前面我們看到了擔保機構存在的眾多問題，這些現象背后，實際上折射出了整個擔保行業的尷尬處境。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擔保業在我國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監管體系，什么樣的公司可以進入擔保行業、哪一個部門對擔保行業的業務規范進行指導和管理，現在都還是空白，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許多擔保公司掛羊頭賣狗肉，從事的根本不是擔保業務，也沒有起到為企業提供信用保證的作用。

　　陳金山：“由于擔保業務開展的不順暢，就是把一部分資金再撤回去，到異地或者本地搞一點投資，干實業的老板投資了擔保公司，容易為自己的實體融資的時候提供擔保，這種情況也是套取銀行的貸款。”

　　陳金山所在的擔保公司是省信用擔保協會的副會長單位，經過多日反復溝通，他最終同意接受我們的采訪，因為他越發感覺，業內的某些潛規則正一步步侵蝕著擔保行業的未來。

　　陳金山：“擔保的門檻比較低，又不需要哪里去審批，那么去注冊一下就成了，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可以開展其他業務。”

　　在擔保行業準入方面只有發改委在05年以一個通知的形式，規定了跨省及注冊資本1億元以上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需經其審批設立，而達不到這兩項條件的，則一律視同一般工商企業予以注冊，無需任何前置審批。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跨省區或規模較大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設立與變更有關事項的通知》——“我委負責跨省區或規模較大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設立與變更審批，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本通知實施監督管理。”

　　工商部門注冊處：“不需要審批，一個億以下的直接登記。”

　　記者：“注冊資本金有最低的限制嗎？”

　　工商部門注冊處：“沒有限制。”

　　也就是說，依據公司法最低限額的規定，理論上兩人以上股東3萬元注冊資本，就可以成立一個擔保公司，且經營范圍、存續期間企業增資、變更等程序也都與普通工商企業相同。

　　浙江省中小企業局財務統計處處長盧紹基：“工商它是規定，只要你法律沒有禁止的都可以干，而且從工商部門角度來說它比較傾向于你不要把范圍規定太死，但是我們認為，像擔保機構是一種特殊的一種企業，必須要限制它經營范圍，這樣才能使擔保機構整個經營活動像銀行一樣逐步走向標準化，規范化。”

　　多年分管中小企業工作的盧紹基向我們介紹，06年銀監會就曾明確要求，各銀行金融機構應與實繳注冊資本一億元以上的擔保機構合作。雖然這個規定已于今年2月被廢止，但行業不規范導致銀保合作面萎縮、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難度加大，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最近，這也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盧紹基：“國務院最近有文件，對融資性擔保機構要實行政府許可，也就是要有一個簽字審批，這樣就是為融資性擔保機構設立了門檻，更加嚴肅了擔保業務的監管。”

　　09年1月，國務院第548號令明確規定今后要由各地方政府確定的部門對“融資性擔保機構的設立與變更”進行審批。一個月后，再次發文明確由銀監會牽頭建立“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同時調查中記者還發現，除了準入、監管缺失外，造成目前擔保行業經營混亂的，還有一大主因。

　　陳金山：“民營擔保公司它有分紅的壓力，它就需要有一定量的收益，在收益不足的時候，它就可能做一些民間資金的拆借業務，做一些補充。”

　　依據財政部相關規定，為減輕中小企業負擔，擔保機構收取擔保費一般控制在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50%以內，同時需提取相應額度的風險準備金用于擔保賠付，因此正規擔保公司的利潤極低。

　　盧紹基：“我們國家的擔保機構的注冊資本金是一個多元化的，而日本全部由政府出資，中小企業是弱勢群體，是政府必須要扶持的一個對象，那么如果說，一些政府公共財政要做的事，讓民營資本來做，那是違背客觀規定，也就是說它的盈利模式不存在。”

　　盧紹基表示，目前美、歐、日等國際通行慣例都是將，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定位于純公共產品，由政府財政出資建立政策性擔保機構，這樣它為企業服務的效果就非常明顯。

　　以日本靜岡縣為例，其擔保貸款量占銀行貸款總額的45%，而即使是在擔保行業相對發達的中國浙江，這個比例也僅為5%；同時靜岡企業利用擔保融資渠道的擔保利用率達到了24%，而浙江只有2%。

　　盧紹基：“從我國現狀來看，要全部都是政策性擔保機構，在目前情況下，還是不客觀，不實際的，還要有一個過渡，也就是說要引導民營資本來參與擔保體系的建設，在這個當中，我們作為政府來說必須，要解決對民營資本，風險補償問題；第二個就要解決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散問題，也就要建立再擔保體系，這樣使得它能專心致志的為中小企業服務。”

　　怎樣才能建立一個健康健全擔保體系，真正打通銀行和中小企業間融資渠道？

　　面對中小企業存在的巨大資金缺口，如果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全靠政府出資，成立政策性擔保機構并不可行。可是，利用民間資本以市場化方式來運作，又存在風險和收益的矛盾，這就必然會導致一些擔保機構違規經營，參與到民間借貸活動中去。怎么樣才能建立一個健康、健全的擔保體系，真正打通銀行和中小企業之間的融資渠道？我們再來看看浙江的嘗試。

　　記者：“前面我們看到，由于部分擔保公司存在經營不規范、資信不足、管理混亂等問題，導致很多擔保機構并沒能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完善擔保公司這些短板，從而真正打通中小企業融資的這根鏈條呢？國家開放銀行浙江省分行與省中小企業局，便聯手打造了一套新型的擔保體系，它有一個非常形象的名字——‘抱團增信’擔保融資模式。”

　　所謂抱團增信擔保融資模式，是指將多家擔保機構整合“抱團”成一個共同的擔保體系后，與銀、企、政府四方共同組建貸款融資平臺。

　　鄭文君所在的中財擔保公司便是抱團增信的成員，這天她如常到一家小企業做保后檢查，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她還特別約上了兩位同行團友。

　　記者：“您兩位跟這家企業有什么關系嗎？”

　　擔保機構抱團增信成員、江山市中小企業貸款擔保中心主任姜和平：“我們是沒有關系，是我們中財擔保公司做的項目，但是我們幾家都是一個平臺里面的成員，所以根據我們抱團增信的貸后管理的辦法，我們一起來檢查一下這個企業貸后的情況。”

　　抱團增信模式建立了擔保公司的共同監督機制，強大的同業壓力也使團內擔保公司組成了利益相關體

　　浙江省中小企業局財務統計處處長盧紹基：“每個擔保機構首先要給平臺交一百萬的風險準備金，那么出問題以后，就由10家擔保機構來共同承擔。”

　　同時抱團增信平臺還特別設置一層監管防火墻，減少了個別擔保公司的惡意違約風險。

　　盧紹基：“它每個月的業務、財務報表、它整個資金的流向，都受到了風險決策委員會，就是這個平臺的嚴格的監控，也就是使它的業務，最大程度的限制在為中小企業擔保服務，而不是去做擔保以外的其他業務。”

　　隨著經營環境的不斷優化，團里的各家擔保公司，也真切地體會到了抱起團的好處。

　　擔保機構抱團增信成員、長興誠信中小企業科技擔保公司總經理張芬英：“剛剛開始成立擔保公司的時候認為擔保公司信譽度不是很高，要我們去找業務，現在是銀行把業務往我們這里推，這樣的話就是說為中小企業也提供了一個融資擔保好的渠道。”

　　國家開發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范顯偉：“一家擔保公司的信用能力，變成十家擔保公司的信用能力，然后再加上政府部門的引導、信用，這樣對這個貸款發放風險，我們覺得能夠降到最低。”

　　而在杭州蕭山，記者還見到了另外一種創新擔保模式。這里的擔保公司沒有辦公場所，甚至連個公司招牌都找不到。

　　杭州蕭山河莊鎮經濟發展辦公室主任封翔：“這就是我們經發辦的辦公室，也是我們擔保公司的辦公室，可能我們跟別的擔保公司有點不一樣，我們經發辦和擔保公司都是一起的，工作人員都是一起的。”

　　這是蕭山區以轄內各鎮街為單位，發起設立的一種互助式擔保機構，由各鎮街財政注入啟動資金，選擇轄內有良好信用的、成長性小企業自愿入股組建，這樣被保企業既是擔保公司的股東，又是被服務的對象。

　　浙江蕭山農村合作銀行副行長勵攻：“由于距離比較近，信息比較靈敏，所以鎮街擔保公司推薦的客戶我們都是比較信任的，我們是優先支持擔保公司的會員企業。”

　　鎮街擔保機構的工作人員均由鎮街經發辦工作人員兼職，人員工資、辦公經費由行政補貼，封閉型、非盈利，有效降低了小企業的融資成本。而這貌似隱形的擔保公司，發揮的作用卻是顯而易見。

　　“銀行一方面我們培養了一批自己忠誠的客戶，自己也把規模做強、做大，無論對企業、對銀行、對當地政府起到了一個多贏的效果。”

　　半小時觀察：解決痼疾 唯有創新

　　《瞭望東方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現行金融體系的主體架構并非針對中小企業而設計，很多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評估和成本收益模式不適應中小企業的特點，僅僅依靠現有金融體系內的大中型商業銀行來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的確存在很多局限性。

　　而我們看到，正是因為擔保機構的出現，它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彌補企業和銀行之間的信用空缺，從而化解制度障礙，為中小企業找到一條現實的融資捷徑。

　　然而，這個被無數中小企業寄予了厚望的擔保體系自身也被諸多難點所困擾，信用擔保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滯后，擔保機構規模小、缺乏風險分散與補償機制，擔保機構內部業務操作程序不完善，風險管控制度不健全，再加上與之相對應的中小企業信用制度沒有建立起來。當我們希望用一種創新去解決一個老大難問題的時候，突然看到，原來還有很多新的難題，需要我們拿出更多創新的智慧。

　　這個過程可能充滿波折和痛苦，但正像溫家寶總理曾經提出的那樣，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深化金融改革，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只有讓金融體系的每一個環節，都契合中國經濟的實際需求，讓金融市場的每一根血管都能順暢地與實體經濟連接，我們的金融業和制造業才能實現雙贏，推動著制造大國向金融強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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