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量信貸未遭遇剎車信號，趨勢將怎樣延續，并將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溫秀 方會磊 吳瑩

　　4.58萬億元——2008年傾其一年完成的信貸增量，在2009年只用了一個季度就完成了。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如此信貸增長速度亦令人瞠目；更為人注目的是，從政策層面，這一態勢并無剎車的動向。

　　信貸的瘋狂增長是緩解通縮壓力、提振經濟的良藥，還是埋下通脹風險、侵蝕金融體系的毒藥？為了完成諸多宏偉目標，未來的信貸投放還會增加到何種程度？又將對資本市場、實體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是一把虛火。”一位國際投行分析師斷定。

　　“現在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最近一次的信貸吹風會上表示。

　　信貸競賽

　　4月的前20天，一些大型銀行的新增貸款余額出現了負增長。一位大型商業銀行高層認為，今年4月的貸款投放不會超過2月。但是，和2月一樣，這也許只是各家銀行在剛剛結束的3月信貸競賽后，停下來的一次喘息。

　　一季度天量信貸的高潮，就發生在季度的最后兩天。

　　就在這兩天，1月創下1.62萬億元的信貸天量記錄被戲劇性地刷新，3月信貸增量沖上了1.89萬億元。

　　銀行間信貸互換數據顯示，建設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939，香港交易所代碼：00939，下稱建行)，在3月末的最后兩天封住了信貸投放的閥門，工商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碼：01398，下稱工行)、農業銀行(下稱農行)、中國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碼：03988，下稱中行)卻發起了季末沖鋒，月末兩日平均投放貸款近900億元，其中投放最多的一家高達1200億元。

　　“在3月最后兩天里，建行為了防止基層行因考量市場占有率等指標而突擊放貸，在審貸方面進行了嚴格控制，所以，最后兩天信貸投放極少。”一位資深銀行人士這樣解釋建行被“趕超”的原因。

　　但另一家大行風險管理部門人士對此不以為然。他辯解稱，在一季度信貸競賽中，每家大行都未能免俗，只不過有早有晚，“我們是被迫跟隨。這是個惡性、無序競爭的時代。”

　　歷史數據顯示，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巨頭實際上占據了全行業貸款的50%以上，屬于典型的寡頭壟斷。但寡頭之間，誰也不愿、不敢在這個關鍵時候讓出市場份額。信貸投放后的經濟刺激效果，是不是能使得經濟復蘇？這顯然是一個難以預卜的問題；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哪怕要冒風險。更不用說，四大行的領軍人物至今仍有副部級的行政級別，支持國家的經濟刺激政策責無旁貸。

　　事實上，四大行中，建行在年初貸款受基礎設施項目儲備較多等因素，貸款發放較猛，一直領先于同業。1月時其他銀行票據占比頗高，甚至超過30%，但建行只有18%的票據。

　　但到了3月，原本顯得比較謹慎猶疑的工行迎頭趕上，新增貸款近3100億元，農行則延續了較猛的勢頭，新增貸款亦達工行水平；中行新增貸款2260億元；建行則相對最少，為1700億元。

　　從歷史上看，商業銀行有在一季度多放貸的習慣，但今年的情況則很難套用這個原因來解釋。

　　一位國有銀行公司部負責人透露，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對基層行的投放行為影響不容忽視。他介紹，除北京等個別城市，多數地方政府都對當地的銀行業分支機構有考核指標，包含對地方經濟的支持力度，市場份額等，還會定期通報，表現突出者有獎，銀行因此面臨一定的壓力。

　　但來自一家國有銀行地方分行的一位高管則稱，今年以來，總行多次找分行開會，要求放貸，“這種聲音比來自地方上的要求還要強烈”。

　　銀行界人士一直對銀行信貸競相沖高有一種解釋，認為部分企業和銀行擔心信貸政策突變。比如，會不會因為一季度信貸太寬松，貨幣當局要進行從緊的調控，甚至使用去年初的規模控制法來限制信貸，因此紛紛通過搶規模的方式，提前把本該分數年投放的貸款一步到位。

　　但有些意外的是，無論是國務院還是貨幣政策當局，這次都對巨量信貸出籠表現得十分平靜和寬容。

　　不踩剎車

　　4月22日，央行召集主要銀行分管信貸的高管開會。央行主管貨幣政策的副行長易綱在會上表態，從2008年11月以來，信貸快速增長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他強調央行不會搞信貸規模限制。

　　一位與會者轉述易綱在信貸會上的話：“現在看信貸快速增長利大于弊，但究竟是穩定器還是放大器，要由時間來檢驗。”

　　按照這一定調，與會人士預計，央行將繼續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即不會對信貸采取“剎車”。

　　第二天，央行網站全文刊發了易綱的署名文章“堅定不移地落實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印證了上述判斷。

　　易綱稱，金融危機情況下的貨幣信貸較快增長利大于弊，有利的方面，一是基本打掉了通貨緊縮預期；二是有利于穩定資產市場；三是加速了企業存貨周期的調整；四是增強了公眾對于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信心。

　　與此同時，易綱稱，應考慮信貸快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下一步信貸投放須平穩理性。

　　易綱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造詣頗深，是一位學者出身的央行官員。他本人曾因較早地預言1998年的通貨緊縮，并對當時調控政策的及時轉向做出貢獻，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位“海歸”學者，變身為央行貨幣政策司的司長，并于2007年升任央行主管貨幣政策的副行長。他的著作《中國的貨幣化進程》，首次令人信服地解釋了一個當時全球關注的問題，即中國貨幣為何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卻未導致嚴重通脹。

　　不過，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并非央行的獨立意見。此次易綱分析的貨幣信貸快速增長的好處，一定程度亦可代表高層的態度。

　　比起個位數的溫和通脹而言，意味著企業生存困難的通貨緊縮對宏觀經濟而言，感覺更加令人痛苦。而在當前大宗商品價格處于歷史低位的時候，通脹的壓力要遠遠小于通縮。另外，一位國有大行風險部負責人亦分析，如果信貸投向基礎設施等行業，未來將降低經濟發展的成本，事實上也能起到抵消通脹的作用。

　　信貸快速增長對穩定資產市場則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股市從去年底不到2000點開始起步，至今已經漲了600點，漲幅近30%。“現在中央覺得有點泡沫要比沒有泡沫強。”一位國際投行中國區研究部負責人分析。

　　加速企業存貨周期調整，則希望是信貸投放刺激實體經濟獲得的效果。按照易綱原文，意指“如果企業盡快結束去庫存化行為，使存貨進入正常狀態，將有利于恢復生產，促進經濟周期的調整”。

　　在“防風險”的基礎上“保增長”，是去年11月以來，國內銀行業信貸投放的主要基調和基本目標。不過，與防風險相比，保增長更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與國外處于“惜貸”狀態的眾多“僵尸銀行”相比，中國銀行業的熱情投放，使得市場和民眾感到有些迷惑的同時，的確“未過多感到經濟危機風暴之殘酷”，某種程度上增強了信心。

　　更深一層的意思則在于，無論是1998年還是2003年的經濟低迷期，經濟刺激和振興計劃的最終結果都是等到了又一輪高速增長，如果在延緩痛苦的過程中，世界經濟整體復蘇，外需再回升，中國豈不是成功實現了熨平經濟周期的調控目的？

　　“銀行的經營業績與經濟周期休戚相關，要控制不良貸款大幅反彈，必須防止經濟過度惡化，所以支持經濟發展，銀行義不容辭。”不止一位國有銀行高層向《財經》記者分析銀行與企業之間“唇亡齒寒”的關系。

　　最新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初現回暖跡象。從較為微觀的層面看，今年一季度，包括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行業生產指數等在內的經濟指標已呈現積極變化。其中，該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增幅比去年同期和第四季度分別加快4.2個和6.4個百分點；全國城鎮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由去年同期下降4.4%逆轉為增長87.7%。

　　但這是復蘇的跡象，還是形成經濟周期的W型底，意味著新一輪的經濟下降通道，至今各方對此爭議不絕。

　　美聯儲理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理查德·費舍爾(Richard W. Fisher)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與美國相比，中國企業信貸需求對于利率政策敏感度低很多，中國政府可以非常精確地控制信貸擴張的規模與方向，在微觀層面的干預可能是可行的。但是，政府項目的質量和效率都是問題，因此要擔心的是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另一種暗流

　　事實上，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銀行業、監管當局包括貨幣當局諸多不愿透露姓名的中高層人士，卻都對當前信貸投放的效率、效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乃至蘊藏的風險，表示了種種憂慮。

　　“這樣的經濟刺激計劃固然好，但會不會擾亂了經濟周期自身的調節功能？經濟低迷的最大貢獻就是實現優勝劣汰、結構調整。”一位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人士表示。

　　從更微觀的層面觀察就會發現，“各地在‘有保有壓’政策實施過程中，‘保’有余而‘壓’不足，部分地方小產能上得很快，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而未得以淘汰，庫存壓力上升。”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如此直言。

　　以鋼鐵行業為例。2008年中國煉鋼產能達6.6億噸，過剩1.6億噸以上。但鋼鐵行業的社會庫存在去年12月降至谷底后，由于開工率恢復過快，庫存再次上升，今年1月至2月鋼鐵行業庫存增幅達到86%。3月末，國內鋼材綜合價格指數跌至97.6點，比2月上旬高點下跌10.7%。

　　信貸激增無疑對銀行風險控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1999年是信貸風險控制元年，那么今年才是對中國銀行業風控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驗。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深諳情況的一位大行信貸管理部門人士直言。

　　就在易綱講話一周前的4月15日，銀行業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召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特別強調了要“把握信貸投放節奏”，直言貸款高速增長的同時，銀行業金融機構在信貸業務快速擴張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管理弱化和不審慎行為在積聚新的風險。這次內部會議的內容很快在業內廣為流傳，被認為是相當中肯地分析了信貸快速投放之“弊”。

　　劉明康表示，一季度信貸投放多投向地方基礎設施項目和地方投融資平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貨幣當局官員亦表示，此類貸款在新增貸款中的占比接近70%。這雖然緩解了外界對過快的信貸投放將在未來形成過剩產能的擔心，但這些地方項目的風險又成為新的憂慮。

　　“部分地方政府背景的融資平臺負債率極高，舉債速度還在加快，但政府的財政實力有限，在經濟下行期財政收入銳減。目前體制條件所限，銀行也很難對地方政府真實的財政情況進行評估。但過度負債的結果必然是透支未來。”前述國有銀行公司部負責人表示。

　　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風險，首先來自于項目資本金缺口風險，目前普遍存在資本金“不到位”和“不能及時到位”的現象。先前，監管部門對于部分經發改委立項、政府同意的項目，表示可通過搭橋貸款形式籌措資本金，甚至發改委正在籌劃降低某些項目的法定資本金要求，已充分說明資本金缺口問題之嚴重。

　　近年來地方政府多用土地作為資本金，一直存在爭議。曾任央行行長的現社保基金理事長戴相龍在出席今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就表示：“地方政府用土地出讓收益做資本金或者擔保，有些外國金融機構是把這個作為關注類貸款來看的。”

　　貸款挪用也成為監管當局關注的風險點。受訪的多位銀行業人士表示，貸款挪用是銀行信貸管理中的頑疾，這輪信貸投放中，不少基層行都承受了極大的信貸投放壓力，因此流動資金貸款挪用、貸款挪作用于開具信用證或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或是將貸款用于購買各種有價證券等現象，屢有發生。

　　前述公司部負責人坦承，對信貸資金流向的控制從來就是個難題。他談到了“店大欺客”的現象。即一些大企業把貸款資金集中使用，放入資金池，循環使用，使得銀行對貸款的真實流向失去控制能力。換言之，若獲得過多貸款的大企業如果因為經濟周期的現實不愿增加資本性投資，資金幾乎是“必然”地會到被流動性催高的資產市場逐利，如股市，甚至房市。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很可能是，經濟萎靡不振，股市、房市等資產泡沫則被瘋狂地吹大。這將是一個新的、混亂的、扭曲的局面。”一位國際投行中國區負責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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