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支撐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主導權的要素是深層次的，包括具有豐富創造力的大學、多種價值取向的研究機構、在自由競爭中優而勝之的媒體和從業人員、政策變更改善的制度性渠道。

　　■文/丁學良，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最近幾年，中國學界和傳媒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在國際舞臺上推展中國的聲音。眾多國人深感，在當今世界，美國的“話語霸權”顯得太強。有沒有可能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剖析一下為什么美國能夠擁有那樣的“話語霸權”？進而言之，刻意要在國際社會推展“中國之聲”的個人或團體，能否從美國生成和保持其“話語霸權”的過程中，得到一些啟發？我希望在這幾個問題上，與讀者分享一些觀察和反思。

　　雖然美國“話語霸權”的概念經常出現在中文討論中，但我更愿意用“話語主導權”這個中性的提法。必須指出，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主導權，基本上不是通過“霸道”——即用強制性的力量或暴力威脅——的方式實施的。要獲得當今國際話語主導權，絕大多數時候只能通過辯論、傳播的方式，通過觀念和言語的“軟影響力”，而不是通過強制力或暴力威脅來實現。

　　形形色色觀念使美國從不缺席

　　美國的話語主導權建立在本國肥厚的觀念土壤里，我們很難在大問題上聽到一個“統一的”美國聲音。可以說，如果美國自始至終只有一種聲音，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話語主導力。

　　中國在推展“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的國際對話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今天的國際社會上，當討論中國實力的增長對世界秩序的含義時，人們使用最多的概念，還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現任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提出這個絕頂聰明的概念，它把很多美國人和西方人對中國發展和興起的擔憂、美國的基本國家利益、美國對世界秩序的基本目標取向，串連在一起。要提醒的是，在佐利克提出這個觀念的同時，美國有許多“中國威脅論”的聲音。比如，新保守主義的政策建議，經由當時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提出，主張美國應該動用一切力量，預防性地阻止地球上任何一個強國的興起，以免挑戰美國的地位。

　　這兩種觀點之間差別巨大。有一點千萬不要忘記，佐利克和沃爾福威茨都是小布什政府的高官。可見，在中國的興起及如何應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上，美國并不是只有一個聲音。今天，“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這個理念逐漸被中國和其他國家所接受，影響力越來越大，成為國際關系領域里的一個主流政策架構。

　　不僅是在這個問題上，在美國嚴肅的媒體上，對重大國際和國內問題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是常態。稍好一點的美國大學，也一定有訓練學生作尖銳而理性辯論的常規資源(這與“憤青”式的罵街有天壤之別)。

　　一個國家的公民，特別是她的知識界，如果在本國沒有持續的辯論空間，沒有充分的訓練和準備，怎么可能在國際舞臺上與其他國家的人作理性論戰？我記得有一位美國歷史學教授曾說：在美國的公共辯論中，人們可以發現，在重大問題上，都會有哈佛畢業的人——這就是為什么哈佛大學在美國有巨大的影響。在每一個陣營里，站在最前面的都能看到幾個哈佛的畢業生，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很多都產自哈佛。

　　一定程度上，哈佛在美國社會所處的地位，就是美國在國際社會所處地位的一個縮影。美國有深厚的土壤，可以產生足夠多的不同觀念。美國有形形色色的觀點、解釋、論證和展現的方式，可以把自己的價值和目標有效地表達出來。在觀點和思想上，美國形成了巨大的儲備，倉庫里有形形色色的“貨色”。因此，我們始終能看到新鮮的觀念、吸引人的提法從美國產生。以個人或派別的形態，美國人內部在不斷地打嘴仗，作為一個大群體，美國在任何重大問題上從不缺席，外界都能聽到美國的聲音。“從不缺席”是美國能夠獲得國際話語主導權的根本原因。假如美國在所有國際問題上始終只有一個觀點、一種主張、一種聲音，那么它一定會在一段時間里、在一類議題上“沉默寡言”，從而缺席。

　　有充分的思想儲備應對新問題

　　美國產生形形色色觀念和論點的肥厚土壤，主要不是由美國政府提供，而是由美國社會提供。

　　第一歸功于規模宏大、多元化的學術界，主要是大學。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高等教育是世界第一，在全世界最好的50所大學中，美國至少擁有35所。從思想創新來講，美國的能力居首。比如，現在人們廣為使用的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都來自美國。美國現在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提法”策源地，雖然創造這些觀念的，不一定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有些是移民。無論是哪個領域，當今世界創造性的成果大部分來自美國。很大程度上，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就產生自這些新觀念、新提法、新價值，當然還有新技術。

　　第二，美國還有形形色色的智庫，成員是學術度假的大學教授、退休的政府官員，或成功的企業家、律師、媒體工作者。這些智庫有的專為一個產業代言，有的專為一個區域、一個群體(比如艾滋病患者)代言，更多的是非黨派(不等于無政治立場)、非營利的，它們的研究領域五花八門。這樣的智庫在全美國不少于3000個，其財源基本來自于社會，政府只是在少數項目上撥款。在一定時段里，一些智庫的研究成果可能不會被政府采納，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搞研究。一旦有突然的情況發生，或國內國際的形勢發生變化，前一項政策失敗了，馬上就會有其他的后備力量、替代對策蜂擁而來。一批曾經幾年坐冷板凳的研究者會帶著他們的研究成果走上前臺，這使得美國在很多新的、突發的問題上都有充足的思想和理論準備，這也是美國能夠主導國際議題的條件之一。

　　第三，美國還有一些素質高的媒體，其骨干從業人員多數是過五關斬六將、有豐富實戰經驗的。他們對于傳播美國形形色色的觀念、聲音和政策建議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元聲音才不致“全軍覆沒”

　　當然，美國所發出的形形色色的聲音里，有一部分是政府刻意操作的，企圖以此來誤導國際輿論。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政府經常指責其他國家不好，但對美國國家利益或者美國政府某項政策特別相關的幾個盟國，美國政府則盡可能少加指責。

　　但這只是美國聲音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我們所聽到的美國聲音，并不是由某一個系統來組織、操控、發出的。美國對國際話語的影響力，主要不是來自美國政府有組織的操作。

　　比如，第二次海灣戰爭中，美國政府特別注意吸收當年越戰的經驗。越戰期間，美國國內反戰的呼聲日益高漲，關鍵就是媒體對于美軍打死當地老百姓、使用化學武器、美國軍人受打擊的慘狀的大量報道，它們改變了美國人對于戰爭的態度，引發一波波反戰運動。因此在第二次海灣戰爭初期，美國軍方嚴格限制媒體，對隨軍記者的挑選，要參照該媒體和該記者以往的傾向。但沒過多久，通過形形色色公民團體和其他一些媒體的努力，關于戰爭負面的報道越來越多，來自美國國內對戰爭政策的批評也越來越多。

　　這種多元化的聲音帶來的一個好處就是，即使美國的某項政策糟糕得不得了，但也只影響到美國一屆政府的形象，對美國整個國家、社會、人民的影響則有限。一個國家長期發出單一的聲音，只能使該國在國際上展現一種固定的面孔、單一的形象，這個形象也因此而變得脆弱，易受傷害。多元的聲音則使一個國家具有更加多面、立體的形象。

　　正是聽到了美國不同的聲音，聽到了美國國內種種批評的聲音和改進的建議，世界上的很多人因此相信，美國行政部門的某項糟糕的政策搞不長。比如，美國政府拒絕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但美國國內的批評之聲卻從沒停止過，同時，前副總統戈爾還因為在環保領域里的努力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些不同的聲音讓人看到了美國政策改變的希望，使世人相信美國政府今后一定會在環保上改善做法。國際上有很多人對美國的某一種觀念、某一項政策、某一個政治勢力或某一個特殊利益集團非常不滿甚至仇視，但大部分人不會把整個美國“看黑”了，因為外部世界能看到美國國內還有其他顏色、其他價值取向，政策變更的機會多多。

　　更重要的是，在國際舞臺上，要想使你的聲音起主導作用、聲音背后的政策取向和價值訴求被他人認同，人們不僅要看你怎么說，更要看你怎么做。在40年前，美國在國際上受到的最嚴重的批評之一是它的種族歧視。在那時，如果美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宣講所有種族一律平等，有多少人會相信它？但現在，美國的國務卿賴斯是黑人，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國務卿鮑威爾是黑人，還有新當選的總統奧巴馬。美國社會里還有種族歧視現象，但人們今天很難論證說，黑人作為一個整體在美國沒有政治地位。一個國家要獲得國際話語的主導權，雖然她可以不斷地訓練自己說話和表達的技巧，但一個國家聲音的公信力更來自于她的實際作為。

　　能夠支撐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主導權的要素是深層次的，包括具有豐富創造力的大學，多種價值取向的研究機構，在自由競爭中優而勝之的媒體和從業人員，政策變更改善的制度性渠道等等。只有這些，才能使一個國家具有持續產生新觀念和觀念表達新方式的肥厚土壤。一個國家擁有多種多樣的聲音，才能使之在各個領域的大論戰中從不缺席，讓其他國家對她更加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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