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學歷、無技術的男性農民工成為最難找工作的群體

　　兩位重慶籍農民工李美銳和肖方云，在深圳跑了一個星期，找了幾十家企業，也沒找到一份工作，往年他們來深圳打工從來沒這么難，經常頭一天到，第二天就能上班，今年深圳的工作怎么這么難找？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深圳市發布的數字，金融危機以前，深圳存在結構性缺工現象，每季度求職缺口約40萬人左右，平均1個求職者對應1.28個工作崗位。但從去年第 4季度開始，就業開始出現拐點，平均1個求職者對應只有0.94個崗位，今年1月份，這一數字又變成了0點79，也就是說，平均每5個求職者中間，就有一個沒有工作，招工難變成了找工難。深受這場變局震動的，不止是李美銳和肖方云，深圳最大的勞務派遣公司董事長、素有“農民工司令”之稱的張全收，現在也面臨著巨大壓力。

　　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全收：“好，沒問題的，三十個也給你，工資你就這樣了，吃住都是你的了。”

　　這就是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全收，張全收告訴記者，他現在每天都處于嚴重的焦慮之中。

　　張全收：“每天晚上都是一兩點才睡覺，安撫這些工人，來了怎么樣住，怎么樣吃，每天都來了幾百人，甚至多的上千。”

　　張全收從事的是勞務派遣工作，也就是說，將農民工接收后進行培訓，再分別派遣到各用工單位，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在農民工沒有工作待工期間，由公司負責提供食宿，發放工資，然而春節過后，到公司來求職的農民工越來越多，可安置的崗位卻明顯減少。

　　張全收：“原來我們合作，常年流動合作一百多家，正常的合作二三十家，那今年只剩十家八家了。”

　　到記者采訪時，全順人力公司已安排了三千多人上崗，還有將近兩千人找不到工作，為了安頓這些農民工，公司租下了兩棟大樓，由于人員增加太快，床鋪不夠用，許多人只能臨時睡在地上，每天僅吃飯就要花費上萬元，與此同時，還有大量的農民工絡繹不絕地從家鄉趕來。

　　記者：“工作有沒有著落？”

　　赴深圳務工人員：“不知道呢。”

　　記者：“你們心里有底么？”

　　赴深圳務工人員：“沒有。”

　　張全收告訴記者，如果敞開招工，這個大院里的人員會迅速增加到上萬人，單憑他們公司的力量根本無法安置，并且即使是眼下這些人員，由于場地和能力有限，他們也只能進行最基本的培訓。

　　張全收：“如果政府有空閑的地方給我們提供，我們先安置下來住、吃，政策能給傾斜一下，支持一下，那我的干勁就更大了，我就有勇氣，再有個三萬、兩萬、五萬人，我就敢把他接下來。”

　　由于財力有限，全順公司目前只能安頓2000多名尚未找到工作的農民工，還有更多的農民工依然處于盲目流動的狀態。來自廣東省勞動部門的數字說，預計一季度全省制造業總體用工需求下降5%，另一方面，今年春節過后進入廣東的農民工中，約有260萬人無明確就業目標。而在他們中間，像李美銳和肖方云這種低學歷、無技術的男性農民工又成為最難找工作的群體。

　　在采訪中，李美銳和肖方云告訴記者，他們之所以來到深圳，是因為有親屬在深圳打工，雖然這些親屬現在也處于失業當中。

　　記者：“你們出來之前，心里有沒有底，能不能找到工作？”

　　農民工李美銳：“那沒有。”

　　農民工肖方云：“反正出來的時候想著，這里找不到肯定那里也能找到，就到處轉吧，結果出來什么結果都沒有。”

　　記者：“你們出來之前有沒有在當地，從哪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說哪個地方工作可能會好找，需要哪些人。”

　　肖方云：“沒有。”

　　李美銳的叔叔告訴記者，他當初來深圳也是因為有老鄉在這里。

　　李美銳的叔叔李均圣：“包括我自己在這混了這么多年，都是碰運氣。”

　　李美銳這一家當中，最多的已經在外打工十幾年，最少的也有五六年，雖然在外打工多年，但他們依然是除了親戚、老鄉之外，基本不信任來自其它渠道的信息。

　　肖方云：“不信任，上當受騙害怕了吧，現在都對哪一點都不信任了。”

　　而缺乏技能也成為這些農民工找工作的更大障礙。在采訪期間，記者曾跟隨全順人力資源公司的董事長張全收去過一家工廠，這是一家生產針織品的企業，急需大量會使用電車的技術工。

　　張全收：“我想問一下，在座的會蹬電車的人有多少，大家舉手，站起來，有這個技術為什么不站起來，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二十六個，千分之二十六。”

　　李美銳和肖方云告訴記者，他們也知道掌握技術的重要性，但兩人小學畢業后就迫于貧困出來打工，這些年來賺的錢一分都沒有剩下，也根本沒有學到任何技術。

　　李美銳：“那個想也是白想，你想也是不會干成的，那是白想。”

　　記者：“為什么覺得白想呢？”

　　李美銳：“那是自然，你家又沒有錢，那你不是白想么。

　　如何幫助農民工走出失業、盲目就業、再失業的怪圈？

　　象李美銳和肖方云這樣的男性農民工成為就業大軍中最弱勢的群體。他們找不到就業渠道，加上自身文化水平低，只能流動盲目。很多時候，為了謀生匆匆不得不就業，更無法提高自己的技能，從而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當中。怎么樣才能幫助這部分農民工走出失業、盲目就業、再失業的怪圈？專家告訴我們，這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和創新。

　　鄭功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勞動力就業專家。鄭功成說，在積極創造就業崗位的同時，輸入地管理部門可以考慮在政策上進行調整，為農民工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訓。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這個培訓應該把當地的農民工，應該把他們吸收進來，提供有效的培訓和技能教育，那么還有失業保險基金，這也是我們主管部門可以做的事情，我們的失業保險基金現在估計已經超過一千個億，這一千個億現在我覺得是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深圳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也確實正在增加投入，鼓勵對農民工加強培訓。

　　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管理處處長宋獻華：“培訓一個就是鼓勵企業培訓，你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你多鼓勵企業，再就是鼓勵社會培訓，第三就是政府補貼的培訓，政府給予補貼了，中央財政市財政都給一部分了，再就是加強培訓的協作了。”

　　然而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僅以企業培訓來說，實際操作中難度極大，一家企業的負責人提供了這樣一個數據，正常情況下，農民工流失率接近50%，也就是說，每年新開工時，每兩名農民工中就會有一人因為各種原因不再返回到工廠；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出生的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比例達到了70%，這些新一代農民工相對缺乏忍耐精神，管理難度大。

　　安尚光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志宏：“他的這個生活習慣都要我們來進行給他強調，給他規范，那是太累了，確實太累。”

　　而這些農民工則告訴記者，由于原來工作好找，他們稍不如意就會離開工廠，或者到其它城市謀生，至于培訓，而根本無從談起。

　　李均圣：“實際的話就是培訓也聽說過，聽說過的話，你這種就是說沒有文化，又沒有人際關系，就是說信息又不寬的，輪不到你頭上來，你怎么的話你找都找不到，就這么回事。”

　　安尚光源的副總經理陳志宏建議，在目前的情況下，對于信息閉塞，流動性強的農民工來說，除了國家加大投入外，類似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這種整合資源，能對農民工提供基本保障的模式值得借鑒。

　　陳志宏：“工廠是謀利的，謀利單位，而不是說教育單位，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國家來講，就是要看到下面這個社會教育任重而道遠，我們要想到的就是說，我剛剛講，張總也好是一個新時代，一個新產物。”

　　而對于農民工司令張全收來說，由于條件所限，他所能做的只有控制接收新員工。

　　張全收：“如果上級政府對我關注了，能給我提供一個寬敞的地方，讓農民工轉移就業培訓，我們會一輪一輪地做好，我們現在都是普通的農民工，他將來可以做到技術工，要有了地方，政府再給政策上的傾斜和支持，那我們越做越開心了，公司越做越大，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都會有一個安撫的地方，他們也會有序地轉移了，有序地出去打工了。”

　　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宋獻華處長說，有組織就業應該是將來發展的方向，但對于勞務派遣公司，目前有關政策尚未明確。

　　宋獻華：“我想最大的問題，從我本人的感覺就是市場管理應盡快出臺這個人力資源市場管理規定辦法。”

　　中國人民大學的鄭功成教授則提議，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應進一步加強聯動，盡可能減少農民工流動的盲目性。在輸入地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在輸出地則提供更好的回鄉創業條件。

　　鄭功成：“就是包括金融政策，財政稅務政策，這樣我感覺到，農民工的流入地能夠促使返鄉的農民工創業，它也不僅僅是解決農民工的飯碗問題，也是保留了一部分經過發達地區城市磨練的，有新的觀念的，這樣較高素質的勞動者，所以對當地的經濟發展也是非常有好處的。”

　　探討還在繼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李美銳和肖方云身上的錢已經所剩無幾。在記者離開深圳時，他們還是這樣漫無目地的尋找著，尋找著可能屬于自己的一份工作。

　　半小時觀察：解決農民工問題需大手筆

　　兩千萬農民失去工作機會，無論怎么看都是當今中國社會的頭等大事。

　　我們今天的節目只是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為農民工再就業的而操勞的人和事，而在我們的視野之外，我們知道，全社會方方面面都在這件頭等大事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千方百計幫助農民工創造就業的機會，實現勞動的權利。這些積極努力讓失業農民工倍受鼓舞，人心穩定，意義重大。

　　但是，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經濟普遍衰退的沖擊，我們所做的很多努力都像是逆水行舟，無比艱難。一直有學者主張把人們平常所說的“三農問題”改成“四農問題”，就是說要把農民工的問題單獨拿出來研究解決，在現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樣的主張現在來看理由更充分了，我們的確需要在更高的高度上思考農民工問題。

　　接受采訪的鄭功成教授主張提到了一千多億失業保險基金，除了這個全國性的基金以外，很多地方財政也紛紛拿出上億的資金，投入到解決失業農民工的生活和培訓上來，但是這些可能仍然不夠，還需要更大的手筆，更長時間的投入。具體怎樣安排，怎樣使用保險基金和國家財政投入，確實需要依靠中央政府做出戰略性的布署。

　　好在，現在的中國早已今非昔比，國家和社會的財富足以支撐一兩年的經濟波動，對于解決好當下農民工的培訓和安置應該有絕對的信心。我們所說的用大手筆、大視野來解決農民工問題，是要著眼遠于長遠。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發展，應該建立長期國策，對農民工事務進行合理的、漸進的，同時也是自然的、科學的計劃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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