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金融危機已經沖破國界，全球飽受危機之苦。人們有理由擔心危機席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吞噬近年來的發展成果。但是，我們還是在新興經濟體中看到了亮色。

　　在這場危機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在于他們從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機中汲取了經驗。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的加強減少了他們的脆弱性；主權債務比過去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大多數國家趨向采用靈活的匯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匯率調整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發生削弱了通貨膨脹的壓力，極大地改變了預期，對凈進口國來說降低了大宗商品的價格，也減輕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壓力。此外，協調的政策干預，兼之金融部門的有效運作以及比較低的商品價格，會有助于抵消危機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投資熱帶來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過去10年全球經濟的快速擴張，一些工業化國家能否避免通縮和蕭條，將取決于能否保持這個增長勢頭。盡管迅速采取行動應對危機，但仍面臨的一個巨大風險是，如果信貸危機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全球經濟就有可能進入類似日本在上個世紀90年代經歷的通貨緊縮。在這樣的背景下，標準的貨幣政策對于發達國家很可能不會產生效果。各國采取的各種財政刺激計劃，原則上都是擺脫衰退的必要措施，但一些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空間有限。因此可以說，發達國家要走出衰退必須依賴新興經濟體，它們可以通過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拉動需求來間接地走出蕭條。

　　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領導人對于重振布雷頓森林精神抱有很大的共識。在這個問題叢生的時代，該體系在采取多邊行動將危機化解為機遇時，強調智慧、政策和政治意愿的重要性。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國際多邊架構已不能適應21世紀的國際現實，正如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所主張的，我們需要一種包容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不是一種固定或單一的，而是靈活、高效的“新多邊主義”，與這個時代的需要相適應。當前存在的許多問題像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暖等，并不囿于國界的限制，需要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等利益攸關方的共同合作才能得以解決。新的國際多邊框架應該是一個針對問題特性，尊重國家主權，有利各利益攸關方化解分歧促進合作的靈活有效組織。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來的杰出表現不僅大幅削減了貧困，也體現了務實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效率，即基于比較優勢和結合市場經濟與目標明確的政府干預的戰略運用。對于擺脫當前全球的危機，世界對中國寄予極高期盼。前行的路不太好走，即便是在全球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也有不斷增多的跡象表明經濟趨緩。不過，全球銀行業危機并沒有對中國產生太多的直接影響，強大的外匯儲備，占GDP1%的財政盈余，超過GDP10%的經常賬戶出超，使中國有能力適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強基礎設施、環境、社保、教育、醫療等建設，啟動內需，提升出口檔次。在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動蕩之中，中國維持高速增長，就是對全球經濟做出的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