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杜艷

　　“雙率”下調是否標志著中國的從緊貨幣政策已經轉向？未來，貨幣政策是否該轉向寬松？

　　9月1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在出席新浪論壇時，給出了自己的認識。

　　她認為，央行這次的“雙率”下調，體現的是貨幣政策的微調，但是結構性的調整不代表貨幣政策根本轉向。

　　貨幣政策應適度從緊

　　她指出：“在中國仍然面臨通貨膨脹壓力的情況下，如果放松銀根，對于控制通貨膨脹是不利的。”

　　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盡管國際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下降減緩了通脹的壓力，但是國內的PPI依然在上升，對CPI構成潛在上行壓力。而且我國大宗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并沒有市場化，在改革價格形成機制的過程中，還會有通貨膨脹的壓力。

　　她建議應該對通脹保持足夠的警惕。

　　但另一方面，她指出，中國不應該因為擔心通脹而中斷理順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應該繼續改革資源配置方式、改變當前以資源浪費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而如何處理價格形成機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是中國的迫切問題。

　　她提出，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靈活的金融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的配合。

　　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原因在于，通貨膨脹無論其成因如何，最終都要體現為一種貨幣現象。

　　吳曉靈通過對貨幣和通脹的分析發現，對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是廣義貨幣供應M2。在M2增長一個季度之后，它和物價的相關系數達到80%。M1的增長也和物價是有關系的，在滯后半年后相關性也能達到80%。

　　唯一的區別在于，如果是需求過度而拉動物價上升，采取的政策可以側重于抑制需求，特別是抑制有支付能力的貨幣需求；如果是輸入型通貨膨脹或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則應側重于結構的調整、輔之以貨幣需求的控制。但無論如何控制貨幣需求是必需的，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要控制貨幣需求的增長。

　　而能創造廣義貨幣M2的只有集存款、貸款、結算為一體的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只會轉移貨幣形態和貨幣結構而不會增加貨幣供應總量。

　　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傳導的方式是通過調控商業銀行的信貸活動影響全社會的金融活動的成本，從而影響社會融資需求。

　　要有寬松的財政政策

　　吳曉靈提出，在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及靈活的金融監管之下，必須配合寬松的財政政策，才能完成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順利轉型。

　　她認為，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會有一部分企業難以生存，為了減少這個過程中的社會振蕩，必須有一個寬財政。寬財政的政策就意味著要通過財政的減稅政策，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還有通過財政一定的支出，比如要成立一些中小企業擔保基金等，來幫助中小企業融資，改善金融環境。

　　她認為，如果財政能夠給中小企業分擔一定的風險，信貸資金就會注入到中小企業當中去。

　　“否則，即使銀行增加了中小企業貸款的指標，但由于中小企業的風險比較高，貸款實際上落不到中小企業身上。”吳曉靈說。

　　但即使如此，還是會有一些企業會因管理不太好、不符合產業的方向而倒閉，這時寬松的財政政策就應該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來解決失業人群的生活問題。

　　另外，在理順價格的過程當中，通貨膨脹會保持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也需要加大財政的投入來保證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概括而言，吳曉靈認為，沒有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就不能夠保障穩定的貨幣環境，沒有一個靈活的金融政策就無法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就難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此外，吳曉靈指出，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靈活的金融監管來執行，即要鼓勵各類非商業銀行的金融活動。

　　比如，各類社會信托貸款、委托貸款、保單抵押貸款、代客資產管理，股票、債券的發行等。讓市場利率調節社會的融資需求，讓融資成本的承受力淘汰效益低下的企業，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

　　她指出：“限制金融活動會使經濟僵化，管制金融而放開貨幣更是經濟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