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記者,固定匯率在很多情況下對發展中國家建立必要宏觀紀律約束不失為一種上選之策,但是2003年以來中國遇到的新情況是制造業生產率的進步率顯著提升、美國經濟與美元走軟。固定匯率機制迫使央行被動增發了大量基礎貨幣。

　　“當過多的貨幣未被對沖干凈、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時,在中國經濟體內就累積起資產價格飆升與通脹抬頭的壓力。”周其仁的觀點是,真正“過熱”的不是經濟增長,不是投資,也不是個別產業部門,而是貨幣,即貨幣總量過多。過多的貨幣在經濟體內“漫游”,沖到哪里,哪里就“熱”。從去年開始就沖進了CPI。

　　“央行總是傾向于通過控制信貸來控制貨幣總量。他們總是認為,由于貸款增速和廣義貨幣(M2)增長實在太快,只要管住信貸,就能管住M2。”在周六的會議上,中國社科院的一位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這讓改革的壓力全部集中在了央行身上。”對此,周其仁表示,其他部門在這輪經濟調整中的作用卻被弱化,沒有發揮很好的作用。

　　財政政策可適當放松

　　“目前情況下,財政政策可以適當放松。”龔方雄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財政政策可能會朝著更加積極的方向轉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立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上半年的情況看,CPI已經出現走穩趨勢,而生產資料價格仍居高位,這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居民生活,但是,如果企業難以承受的話,壓力將進一步向消費者傳導。

　　全國人大財經委建議,為防止經濟出現大幅下滑,可以發揮財政政策穩定消費需求的作用,建議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儲蓄存款利息稅稅率,增加居民實際收入。

　　張立群也建議,應通過減稅增支措施,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有針對性地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局面下,放寬宏觀調控的可能性較小,對某些產業進行局部改動,或者就某些方面進行改革可能是一個合理的選擇。龔方雄建議,政府可以從基礎建設投資入手。“前幾年私人投資旺盛的情況下,政府投資份額下降屬于合理狀況。但是,現在由于私人投資開始下降,因此是增加基礎建設的黃金時期。”

　　他表示,政府在私人投資放緩時可以大力發展地鐵公共交通建設。等到下半年出口下降私人企業投資放緩以后再增加基礎建設投資,會給經濟帶來很大的震動。

　　專家們認為,可以實施的政策空間仍然很大。例如主動降低進口稅收、降低房地產稅收,改革供地機制、發展民間金融、適度開放糧食合法出口等等,都可能快收促進增長成效。

　　“但是,只要在短期壓力面前松一松貨幣,什么結構調整和深層次改革都難以推進。”對于貨幣政策,周其仁不斷強調,不能松動。“再堅持一下,同時用更靈活的結構政策和改革政策來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增長。”

　　本報駐京記者呂天玲胡劍龍

　　實習生畢子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