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棟琳

　　今年上半年，經濟整體好于預期，但仍存在諸多矛盾與不平衡，這些問題如果僅僅依靠在原有經濟結構上“縫縫補補”，是不能徹底解決的。未來經濟能否保持平穩較快增長，不僅取決于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果，更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能否順利推進。要讓宏觀調控“有的放矢”，需要下力氣從體制和結構上“動刀”。

　　首先，是要繼續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建立可持續的、以內部需求為基礎的發展模式。

　　上半年實行的從緊貨幣政策，是為了防范通脹過高、投資過快、經濟過熱等問題，然而這些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只是表象，追根究底，“病根”在于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內外需不平衡導致國際收支失衡，過多外匯資金流入，從而形成過剩流動性。

　　上半年，國際經濟形勢動蕩，美元貶值、油價飆升、糧價高漲、次貸危機等影響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和需求增長，我國外貿增長明顯放緩，并拉低了上半年的經濟增速。目前，我國還未擺脫高貿易依存度、高儲蓄、高投資的經濟發展模式，內需沒有被充分激發出來，因而面對全球內需萎縮，國內經濟極易受到沖擊。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必須盡快改變這種內需、外貿不平衡的發展狀態。

　　而實現這樣的轉變，不能簡單地依靠加快升值的匯率手段，也不能僅靠下調出口退稅等手段抑制出口，而是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體系，從深層次解決體制問題。例如，加快產業升級和科技發展，真正提高出口企業競爭力；深化國有企業、金融、財稅體制改革，改善企業微觀生存環境；促進社會保障、住房保障和就業，從根本上刺激內需。

　　其次，是要繼續推進要素價格機制改革，不失時機地推進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品價格的市場化。

　　上半年，經濟運行中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例如，部分地區煤電油運緊張，中小企業和部分行業融資出現困難，出口企業勞動力和環保成本上升等等。表面看來，有的情況是受到了從緊貨幣政策的影響，這樣，宏觀調控似乎就陷入兩難境地：放松，則通脹和過熱抬頭；收緊，則企業和增長受制。

　　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些矛盾并不是宏觀調控造成的，而是要素價格機制沒有理順的結果。在我國人均GDP跨越2000美元以后，原有的粗放的、非市場化的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基礎，要素價格改革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具體說，要擇機繼續推進油、電等資源品價格改革，讓市場來合理配置資源，使得生產和消費均在市場化基礎上進行，徹底堵住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續的生產方式。

　　同時，加快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以市場化的合理的資金成本配置資金，提高資金利用率，以取代單純的信貸緊縮。在國內，減少投融資渠道中的障礙；在國際，以市場供求決定的匯率反映國內真實購買力。

　　此外，要把推動土地和勞動力價格市場化與保證農業用地、促進糧食生產結合起來，切實提高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加速農業現代化。

　　必須認識到的是，盡管要素價格機制改革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可能對通脹帶來影響，但不應“因噎廢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不存在時機的問題，要敢于對結構“動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