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程國強認為，一定要看到通脹形成因素的復雜性，不能把板子打到農產品價格上漲上。這個板子打了以后，政府就會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其后果是非常危險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因素，農產品價格上漲處于合理范圍，還有上漲空間。比如，水稻價格再提高15%到20%，還是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不能抑制糧價上漲。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乃武認為，2007年以來，中國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有，農業生產周期的波動、國際糧食需求的增加等。在中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糧食生產無法繼續維系在廉價勞動力的使用上，國家面臨糧食價格上漲的長期壓力和相應的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威脅。今后中國宏觀經濟要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價格穩定目標，就應當使農業生產有較高的比較收入，要保證糧食價格的合理上漲，要保證隨著糧食價格的上漲，相應提高居民的工資收入。這樣，就會使結構性通貨膨脹為廣大中低收入居民所承受。

　　張曙光、林兆木、楊圣明等多數專家在糧價與油價問題上也持與上述觀點大體相近的立場。

　　2008是否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連城判斷，2007年，中國經濟達到一輪增長的波峰，2008年可能要進入向下的拐點。原因在于：第一，過熱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受到了資源有效的約束，特別是能源、原材料已經短缺，不可能再支持中國經濟以高于11.9%以上的速度來增長了，所以今年經濟必定要掉頭向下。第二，過高的通貨膨脹會相對縮小人們的需求能力，這樣就一定會在消費方面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有效約束。第三，投資環境的惡化和投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投資者信心指數，投資增速必然會下降。第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經濟衰退必然對中國的出口形成負面影響。第五，從緊的經濟政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在2008年會更加顯現。第六，從中國經濟周期的波長規律來看，按波峰年來計算，再看一下中國的經濟形勢，2008年必然要走向拐點。

　　張連城認為，去年GDP增速是11.9%，今年估計在10.5%左右，明年到谷底。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則并不認同張連城的這個“拐點說”。 他認為，究竟怎樣看“拐點”問題，這涉及到經濟周期波動的波形問題。在一個典型的經濟周期波動中，波形比較簡單，即一起一落，其中只有一個高峰，可稱為“單峰型”波動。我國經濟過去多是“單峰型”波動。而在現實的經濟波動中，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波形，如在一個周期中可能出現兩個高峰，可稱為“雙峰型”波動；也可能出現三四個高峰，可稱為“多峰型”波動。中國在2008年GDP增長率若放緩，不能斷定就是“拐點”，也可能屬于“高位調整”，現在尚不宜下結論。

　　今明兩年中國經濟的可能走勢

　　林兆木指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處在一個新的關口，面臨國內通貨膨脹升溫和外部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宏觀調控既要防止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當然還要防止經濟增長回落。

　　林兆木認為，今年和明年經濟增長會否出現大幅度的下滑，一方面取決于外部環境是不是能進一步優化，出口增速會不會下降到10%以下，另一方面，取決于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今年促進投資增長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南方雨雪冰凍災害還有大地震，將大大加大對交通、電力基礎設施和市政公共設施、住宅的建設，相應會帶動投資需求，因此比去年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預計，全年消費需求都可以保持前5個月的態勢，和去年差不多。“5·１2”大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直接損失大概在5千億到7千億元人民幣，影響四川GDP增長下降5個百分點，影響全國GDP增長下降1個百分點，由于災后重建可能拉動GDP增長0.5個百分點，抵消以后，會影響GDP回落0.5個百分點。綜合上述出口、投資、消費三大需求的增長，預計今年GDP增長可能會比去年回落一點幾個百分點，估計會在10%左右，這屬于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的正常調整，仍然在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期間。世界銀行正在調高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原來預計9.4%，最近調到9.8%。明年如果不計外部環境需求的話，國內投資增長向下浮動，可能GDP增長率會回落到8%至9%，但是再往下走的可能性不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李建偉認為，2008年GDP增幅將會呈現小幅下降的趨勢。理由在于：從經濟運行的周期來看，GDP本身在2007年已經達到了高峰，從2008年開始慢慢回落，但幅度不會太大。從三大需求來說，投資向下走，出口向下走，惟一能夠支撐的就是消費需求，但是消費需求能持續多長時間？隨著收入水平的下降特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消費需求下一步不會有很大的增長。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副司長萬東華認為，目前的增長速度基本適度，總體上還是處于適度較快的增長空間。

　　如何尋求增長與通脹之間的平衡？

　　李建偉說，原來有“兩防”，現在加了“一防”，成“三防”了，既要防經濟過熱，防通脹，又要防經濟增速快速下滑。

　　那么，如何兼顧“三防”，即如何尋求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平衡呢？張曉晶認為，第一，抑制通脹還是要控制總需求。第二，要容忍較高的通脹率、犧牲率，以1%的通脹換取0.4%的經濟增長。第三，需要協調國際政策。第四，經濟基本面問題不大，但要特別注意防范金融風險。

　　張卓元認為，當前，既要保增長也要保穩定，但是保增長不是要求保兩位數的增長，要保9%的增長，這是很好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速適當放緩有利于保增長也有利于保穩定。這個穩定也不可能像過去幾年4%以下。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恐怕今年CPI控制在6%到7%之間，甚至7%左右，或者連續兩三年控制在6%到7%之間，我覺得這就基本上可以說也是保穩定了。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CPI的平均值是5.7%，所以，今后兩年能夠控制在6%到7%就不簡單了。特別是過去5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速需要一段時間消化，沒有這樣一定增速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很難使得經濟高速發展中積累的基本矛盾逐步緩解。

　　楊圣明提出三項建議：第一，密切關注通脹效應在國際間的傳遞。通貨膨脹有極大的財富轉移效應。在這種情況下，要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提高匯率機制的彈性，以防外部沖擊，以防將中國的財富大量轉移他人，以防將中國經濟發展引入慢軌道。第二，控制國內總需求尤其是投資需求，防止經濟增長過快，仍然是抑制國內通脹的主要途徑。第三，人民幣升值要適度。

　　張曙光認為，緊縮的貨幣政策不能僅使用數量型工具，也應運用價格工具，提高存款利率。

　　面對“三防”中的兩難選擇，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則給出了他的18字“藥方”：慎緊縮(即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股市、拉兩頭(農業和服務業)、控中間(第二產業)、停升值(指人民幣升值)、緩提價(油價等能源原材料價格)。

　　他特別指出，這六大綜合治理措施是針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兩難困境而提出的過渡性政策建議。就長期而言，一旦經濟的兩難問題得到解決，經濟發展恢復正常后，我們一定要加速深層次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改革，并允許國內原材料、能源、糧食價格和國際水平逐漸接軌，以真正增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生存和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