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統計局的這個解釋本身是沒錯的。但是，我覺得它解讀得還不夠深刻。”在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一位知名學者看來，眼下CPI并未像有些觀察人士說的那樣“進入下行通道”，而恰恰相反，它在高位繼續行走的同時，還摻雜進了越來越多更為棘手的因素。

　　社科院這位學者援引統計局近期發布的數據分析說，目前，除了食品類面臨著價格高居不下、繼續上揚的“歷史性難題”外，非食品類物價也呈現出顯性上行的風險。

　　此外，知名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認為，國內通脹形勢越來越復雜、壓力越來越大的一個重要視角在于：它已不僅僅是個單純的價格調控問題，與之相關的進出口貿易、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問題正在與之交叉發力，因此，化解矛盾的難度顯得越來越大。

　　工具之難：為何還是提高準備金率？

　　國家統計局昨日還表示，當前仍需要密切關注未來的價格走勢，把控制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述觀點的弦外之音是，目前國內的通脹壓力并未減弱，與此同時，政府繼續保持緊縮立場以控制通脹預期也不會弱化。

　　記者注意到，也正是受上述觀點的影響，市場層面隨后不斷釋放出“防范政策風險”的信號。其中，有不少的觀點判斷央行可能再次加息，亦有一些人士預期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更大。

　　而隨著央行關于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政策的正式發布，爭辯之聲戛然而止，留落在各大網絡社區的換成大量的唏噓：在經過年內第四次上調后，存款準備金率已由年初的14.5%上升到了16.5%，央行為什么對此工具“情有獨鐘”？難道央行就沒有別的招數了？……

　　值得提及的是，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上周五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預警稱，眼下全球的通脹情況在加劇，并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她說，如果實體經濟活動或貨幣信貸增長強于預期，“央行再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并非不可能”。

　　昨日再次受訪時，左小蕾分析說，從央行的調控動作看，存款準備金率這個工具用得確實比較頻繁，而且已經把累計存款準備金率推高到了一個不低的水平，“但是，無論是哪個國家，誰都沒有給存款準備金率制定一個上限。換句話說，只要能有效控制通脹，使用什么工具、如何使用都不是問題”。

　　與左小蕾的另一個觀點極為相近，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綜觀近期國內、國際經濟大環境的諸多要素看，央行在制定從緊貨幣政策時“以數量型工具為主”更為適用。

　　連平分析說，一方面，國內CPI仍然處于高位，貨幣政策確實有待進一步從緊，但另一方面的問題也不能不考量到位，即隨著中美利差倒掛越來越大，如果央行近期上調利率，只會吸引更多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入，其沖擊力難以估量。

　　在華生看來，面對日益復雜、嚴峻的通脹形勢，央行可以采取的調控手段其實很多，如果投資者簡單地認為已經用過的工具央行就不會再用、并就此作出投資決策是不對的。他認為，任何工具只要有利于央行實現根本調控目標，就都有再度使用的可能———包括下一次繼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