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兆文

　　離開審計署多年，很少與那里的人來往。但還是常常惦記著那里的朋友們，也包括李金華。當然，不是因為他是“大官”。

　　官，沒個官樣——是我對李金華的最初印象。20多年前，我差不多是踩著李金華的后腳跟來到審計署的。我從大學來，到大機關里當“小干部”；他從西北的軍工廠來，到大機關里當“大干部”，他大我小，但我們的待遇基本相同，都住在一個部隊招待所，只不過稍微有點官樣的他住單間，而我們是3人一間。

　　他擔任審計署副審計長時，也就四十幾歲，副部級干部，按規定有專車，但上下班的時候，經常看到他獨自一人溜溜達達。近4里地的距離，每天靠兩條腿去量，還不如我的28自行車來得快捷。

　　有一天上班，半路上下起了小雨，看到金華先生在前面奔跑著，我緊蹬幾步追上了他，招呼他坐在我車后面。他一邊道著謝，一邊上了我的自行車。至此才知道是因為住所與單位近，專車被他拒絕了。有專車不坐，坐我這個二手的“28”飛鴿，真沒有官樣。

　　與李金華接觸最多的是那年審計“官倒”。審計署對國務院下屬的“五大公司”實施全面審計。李金華是“康華公司審計組”的組長，我是聯絡員。這可能是有審計署以來，級別最高的審計小組。其實級別再高，也有難抗衡的時候。對方隨便出一個干部，就可以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客觀、公正是李金華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在審計康華公司一個下屬單位時，我們發現很多業務沒有交稅，前后算起來有30多萬元。查實后，我起草了《審計決定》，在定性時，我查閱了有關稅法，引用了其中的“隱瞞業務收入”一條，并要求其補交稅金。這個《審計決定》報給李金華簽字下發。

　　幾天后，這家單位的幾位負責人拿著《審計決定》找到我，說補交稅金沒有問題，他們已經交完了，但現在出麻煩了，監察部來人要依據《審計結論和處理決定》對個人進行行政處分。我問為什么要處分個人，他們說就是因為《審計決定》中寫了“隱瞞業務收入”這句話。

　　我仔細一想，這句話確實用詞不妥。“隱瞞”必須是主觀故意，但我們在審計中并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主觀故意，而且從賬務處理上可以看出，他們并沒有編造和作假的行為和過程，其實應該定性為沒有主觀故意的“漏稅”才比較恰當。

　　我馬上意識到這個錯誤是我犯下的。當時只顧抄書，忘了事實，也誤導了李金華。

　　雖然自己犯了錯，但我的第一反應是堅決不承認。按照我所理解的官場潛規則，明知道自己錯了，也不能承認，這叫“死扛”！那份紅頭文件上已經蓋著國徽的大印，是隨便能改的嗎？更何況處分你們與我何關？

　　當我剛找好“死扛”的理由要告訴他們時，抬眼看到他們充滿希望的眼神，我的話又咽了回去。如果這些人就因為我的錯誤而受到處分，我的良心也說不過去。考慮再三，告訴他們我們再研究一下，讓他們先回去等消息。

　　說研究其實也沒什么研究的，考慮最多的是李金華那里如何去說，告訴他我犯了錯誤，他會是什么態度？如果他同意改過來，會不會給他帶來什么麻煩？拖了兩三天，我只好硬著頭皮跟李金華說，低著頭等著他的批評。沒想到他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改過來吧！

　　我說改過來可能麻煩。他說只要客觀、公正，就沒有麻煩，只有不客觀公正，才是真正的麻煩！

　　其實他完全可以，也應該將責任全部推給我，罵我一通，然后拒不改正。

　　修改后的《審計決定》簽發了，“隱瞞”二字改成了“漏報”。至于后來是否給李金華帶來麻煩，我不得而知。

　　審計署的“水”，清得無法實現我“當官發財”的美夢，自己掐算很久，決定“下海”。當我決定要離開審計署時，第一個阻礙就是李金華，他三番五次地找我談話，希望我留下，但也找不出讓我留下的理由，只是翻來覆去地跟我說，總要有人為老百姓做點事！

　　(作者曾就職審計署，后在摩托羅拉(中國)公司等多家公司任職，現就職于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