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東輝

　　 兩會期間，把全國政協委員張茵推上輿論風口浪尖并不僅僅是因為她的三個提案，更是因為她的身份：２００６年胡潤百富榜上的內地首富，新階層中的一員。

　　 喧囂的論爭過后，需要冷靜思考的是：如何在不損害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同時，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最大限度地減少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

　　分配密碼

　　 收入差距≠分配不公。

　　 但讓人們“心服口服”地相信這個不等式并不那么容易。在普通民眾心里，提起收入分配，他們會不自覺地把人抽象成兩類：窮人和富人，并揣度自己屬于那一類。很少有人認為自己的收入過高，但他們更容易“認為”富人得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

　　 不可忽視的是，標志著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近年來呈不斷攀升之勢。依據全國城市住戶調查收入分組資料，計算出的基尼系數１９７８年為０．１６，１９８８年為０．２３，２０００年為０．３２；盡管沒有官方數字，但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等諸多人士分析，由于２００７年的宏觀走勢過熱，基尼系數將由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７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０．４８——０．０１這一數值雖然看似不大，但城鄉統算的基尼系數超過０．４８，意味著８０％的城鄉居民占全民的收入比重會下降到５０％。

　　 與此同時，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２月２８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公報顯示，２００７年，盡管農產品價格上升較快，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仍快于農民，其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到３．３２，這意味著農民從農產品價格上升獲得的好處不明顯。

　　 多少有點尷尬的是，基尼系數等一系列計算公式或分析模型即使能準確度量出收入的差距，也不能據此準確得知分配不公的程度和財富的流向。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收入差距過大的分配格局，與改革不到位有關。首先，中國的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以大銀行、股票市場為主，這種結構導致能夠多給低收入人群創造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發展受到影響。其次，現在資源稅費非常低，而能得到資源開采資格的礦山企業則有著巨額利潤。第三是壟斷性行業的存在。正是這三大原因，導致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然而，待解的分配密碼，卻又跟收入差距的幾個困惑緊密相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將其總結為五方面：一是有關ＧＤＰ的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二是國有經濟規模與收入差距的關系，三是政府支出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四是利潤與收入分配的關系，五是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與收入分配的關系。

　　財富地圖

　　 困惑未解，疑問尤在。中國各階層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國家統計局于２００５年公布：城鎮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２００２年的５．１∶１擴大到５．３∶１。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等人認為，若加上福利補貼等一起計算，差距顯然更大。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報告中，給出了這樣的結論：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１０％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３１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１０％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５５倍。不同意見者則回應：高收入者絕不可能漏統那么嚴重，灰色收入也不代表主要群體。

　　 張維迎指出，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指為了經濟成長和效率的提高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要關心的是，我國的經濟是不是處在增長和收入差距的有效邊界上？

　　 在破解分配密碼、解答收入差距困惑的過程中，一幅有關財富的地圖依次舒卷。

　　 ２００７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２４．６６萬億元，比２００２年增長６５．５％，年均增長１０．６％。

　　 同一時期比ＧＤＰ增長更快的，是財政收入。２００７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５．１３萬億元，增長了１．７１倍。而５年前，財政部還對央行欠債１５８２億元。

　　 １月１０日，國家稅務總局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數據顯示，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實現個人所得稅收入３１８５億元，在２００６年基礎上增加了２９．９％。

　　 國家財政從赤字負債到變為富足的“財神爺”，財政狀況由“弱中央，強地方”變為中央財政收入迅速擴大，這與歷經數次稅制改革、財政收支體制的調整分不開。同時，地方財政收入也有不俗的表現，“土地財政”也成了近年的流行語。

　　 與近期物價不斷上漲形成鮮明對比，來自中華全國總工會２００７第６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２６．７％的普通工人，在過去５年內從未增加過工資。

　　 與此相對應，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稱，在改革開放初期的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中國城鄉居民的工資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一度從４２．１％上升到５６．５％，此后卻持續下降。直到２００５年已經下降到３６．７％，較最高比例下降了近２０個百分點。

　　 工資收入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下降，說明眾多國民尚未同步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大幅增長的稅收，則有擠占居民財富之嫌；在一些專家眼里，土地財政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房價。

　　轉型力量

　　 轉型力量的匯流，讓失衡的財富地圖，發生著悄然改變。國民收入“蛋糕”的分配中，政府、企業“切大塊”，居民“切小塊”的格局也正在改變。

　　 在收入分配政策調整方面，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同樣延續了十七大以來向社會公平傾斜的思路。溫家寶總理提出，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關鍵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溫家寶開出了“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連續三年進一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深化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等一系列民生“清單”。

　　 林毅夫認為，改革開放３０年，中國保持年均９．８％的經濟增長，富人增多首先是社會的進步，但貧富差距拉大也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特別在財政收入已經超過５萬億元的有利條件下，應該加大民生投入。

　　 和過去的五年相比，中央對民生的投入總額顯然大幅增加。在這五年當中，全國財政用于教育支出累計達到２．４３萬億元，比前五年增長１．２６倍；全國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支出五年累計１．９５萬億元，比前五年增長１．４１倍。五年來，中央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中央財政安排就業補助資金五年累計６６６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建議，對中國財政的支出結構進行根本改變，財政支出不再是以ＧＤＰ為中心，而是以關心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為中心。

　　 “老總收入在‘跑著漲’，員工收入在‘爬著漲’，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漲。”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院長王榮華指出，職工工資“洼地”待填充。

　　 全國政協委員、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迎霞表示，新階層實際上是改革開放３０年以來的最先受益者。作為先富起來的新階層，應該勇于承擔社會責任。首先應在自己的企業范圍內，落實和響應國家要求消除貧富差距的各項政策。

　　 不少專家認為，收入分配機制的扭曲和公共服務缺失所導致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是目前經濟結構失衡、社會不滿的主要原因。而城鄉差距、群體差距、區域差距、階層差距等問題，是參加兩會的代表和委員們憂心的“焦點”。他們也據此提出不少議案、建議或提案。如“擴大公積金制度的覆蓋面、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針對低收入家庭進行物價補貼”等。

　　 中國經過改革近３０年的發展，創造的巨量財富和現實產能為公平收入分配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如何界定市場和政府之間的責任邊界、如何在新的市場格局中實現公益性，決定了轉型力量將往何處匯集，寄托著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倚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