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兩會之際，人大代表及各界委員的提案非常之多，概括起來主要是兩大類，一是有關經濟建設類的，如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等等;二是有關社會保障建設類的，如醫療、教育、住房等等。這里都涉及一個自建國以來就困擾我們幾十年的老問題，就是“先治坡還是先治窩”，是先生產，還是先生活的問題。用經濟學的概念就是“大炮與黃油”的關系，或是積累與消費的問題。

　　建國后的前三十年，我們基本上是先治坡，后治窩，就是先生產，后生活的思路。長期保持高積累率，低消費率。結果是對人民生活欠賬過多，經濟停滯不前。粉粹“四人幫”后不久，中央就決定在經濟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先給職工漲工資，從改善人民生活入手。改革開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建設也保持了高速發展。但總體上看，先治坡還是先治窩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具體表現就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不協調，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明顯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

　　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世界低收入國家公共健康支出占財政支出的平均比例為1.26%，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比例為2.25%，而中國只有0.62%。有統計顯示：“1986年各級政府衛生撥款占當年全國衛生總費用39%；2003年衛生撥款所占比重卻下降到17%。”到2006年的這一比例僅為6%，“90%以上的收入不得不由醫院從‘市場’取得，其中包括從病人的口袋里搞‘創收’”。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住房保障系統，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房改之后，中國城鎮居民住房由過去的大部分依靠社會保障獲得，迅速轉變為由市場獲得。而教育改革的取向也基本如此。從好的方面評價，這種轉變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激發了市場活力，促進了一些行業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如住房消費。但其負面作用也不能忽略。

　　一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阻礙了經濟改革的深入。如今年《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這本是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完善的一個重要步驟。但從去年開始，企業負責人就開始想盡辦法規避抵制這一法律的實施。公開的理由是這一法規干涉了企業用工機制。但這一表面現象的實質是政府對職工的失業保障力度不夠，而政府部門又沒有或不愿承擔更多的責任，試圖通過約束企業行為來增加職工就業的安全感和保障性。在住房問題上也是如此，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缺少了住房社會保障系統，使中低收入人群加入到購商品房大軍，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用不建經濟適用房或少建經濟適用房的辦法推高房價，使“用住房建設拉動內需”這一經濟問題變成“住房難”這一社會問題。

　　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增加了經濟改革的成本。從去年開始，國內CPI逐漸走高，引起了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但實際上此輪通貨膨脹并不算猛烈，遠比不上1988年前后和1993年前后通貨膨脹程度。但中低收入人群的承受能力卻明顯減弱，價格稍有波動就人心惶惶。這也反映出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造成的后果。現在水、電、煤、油等價格扭曲，但迫于CPI的壓力又不敢將價格理順，大大增加了改革的成本，也使啟動內需的政策遲遲不能奏效。

　　三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部分抵消了一些改革的成果。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尤其是近5年經濟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成績非常大，但中低收入人群卻感受不多。主要原因還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造成的。特別是醫療、教育、住房等這些基礎性保障不夠，人們在這些方面的預期支出大大超過勞動收入的增長，不但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也使社會分配差距加大的問題更加嚴重。

　　中國經濟已經持續高增長了30年，創造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但經濟的增長一定是有周期性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還沒有經過周期性的考驗，如何應對經濟增長周期性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乘著目前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增長，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豐厚的時機，大力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為中國社會的穩定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也是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為人民群眾好好整治生活的“窩”，此其時也。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