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保值儲蓄打壓物價

　　4年沉寂后，1992年，中國經濟再次起飛。

　　這一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開，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政府明確的政策信號催生了地方強烈的投資熱情，這一年，到處都是新開工的項目，到處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是這一時期的兩大明顯特征。日后中國房地產界的眾多大鱷，于此時起家。

　　萬科董事長王石在這一年收到了北海市市長帥歷國的一份大禮———一塊40平方公里的土地，此時，北海市區的土地已經基本被各路開發商瓜分。這塊地，是帥市長給萬科開的綠燈。“象征性地付點地價，就可以開發。”14年后，王石在他的著述《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20年》中這樣描述。

　　另一個在經濟過熱中失控的，是金融行業。

　　“銀行就擺在門口，吸收存款。多吸收，就可以多放貸，很多企業都在發債券，回報率都很高，銀行之間可以互相拆借，一些市場化的金融手段都出來了。”袁鋼明回憶說，一年之內，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了十幾個百分點。

　　中央領導開始進行宏觀調控。

　　1993年6月24日，震撼全國的“十六條”發布，中央通過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限期收回違章拆借資金，削減基建投資，清理所有在建項目，重新審查開發區，停止地方當局向企業和農民集資等措施，調控高漲的物價。

　　“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來調控物價。”袁鋼明說。

　　王桂香對這一年也印象深刻。因為她存在銀行的1萬塊錢，在3年后就變成了1.7萬，幾乎翻了一番。

　　“為了鼓勵人們把錢存到銀行，國家出臺了一個非常準確的措施，就是保值儲蓄。”袁鋼明解釋，也就是3年、5年、8年的定期儲蓄到期時，銀行除支付利息外，還要把存款到期日的物價上漲幅度與存入日的物價上漲幅度之比與利率的差額補給儲戶，保證存款人的存款不貶值。“這樣算下來，利率最高時，快到20%了。”

　　經過3年調控，1997年，中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漲幅從1994年的21.7%回落到0.8%，而GDP仍保持了8.8%的高增長。這次調控打破了“一調控就回落”的怪圈。

　　2007：運用綜合手段調控

　　經歷了近10年低通脹高增長的發展奇跡后，2006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又迎來了一輪物價上漲。

　　今年已經54歲的王桂香說，“漲得太讓人揪心了。5升的玉米油，2006年還是37塊錢一桶，去年就漲到了80多塊錢，20斤的古船面粉，前年九塊八一袋，今年春節時就賣到了十五塊九。”

　　起始于2006年下半年的這輪物價上漲，突出表現在糧油蛋等食品價格的飛漲，這讓如王桂香一樣的普通百姓，也開始關注一個經濟學名詞———CPI。

　　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字，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4.8%，是1997年以來CPI年度最高漲幅。過去的十年里，這個數字一直被控制在3%以下，在一些年份里，甚至是負數。

　　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分析，食品價格上漲，是推動此輪價格上漲的“元兇”，12.3%的增長率，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了4個百分點。

　　“結構性上漲”是中國官方對此輪物價上漲的公開描述，豬肉、石油、食用植物油價格上漲，國際性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對中國市場的輸入性影響，貨幣流動性過剩等，被概括為本輪物價上漲的原因。

　　“在中國經濟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也日益復雜。”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國新辦的發布會上這樣回答記者的提問。

　　2007年年末，決定今年中國經濟政策走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被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提出。公眾敏銳地發現，在中國實施了十年之久的“穩健”貨幣政策，被“從緊”的貨幣政策取代。在這個會議召開前的幾個月時間里，央行已連續5次調高利率，9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政府還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減少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發揮稅收作用，調整收入分配。

　　“中國政府已經越來越多地采用經濟手段，而且是綜合的經濟手段來調控物價，雖然春節前也出臺了一些限價措施，但這一定是暫時的，主要是為了讓百姓過個安穩的春節。”袁鋼明說。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偉說，“中國人口持續增長，土地資源持續下降，這將使農產品長期供小于求，從而導致整個價格水平長期上漲。”袁鋼明認為，適當的物價上漲，對經濟發展是個好事情，農產品價格上漲，有利于解決農民收入過低、城鄉差距過大等問題，“價格不漲，中國的很多結構性問題，調整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