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優化大命題

　　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在積極調整中。

　　“預算報告”數據顯示，2007年，中央財政用于教育支出1076.35億元，增長76%；用于醫療衛生支出664.31億元，增長296.8%；用于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2303.16億元，增長13.7%；中央財政支出383.7億元，支持實施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京津風沙源治理等林業重點生態工程……

　　2008年，中央財政支出中，預計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環境保護支出將分別增加45.1%、26%、24.2%、25.2%、31.4%。

　　在宏觀經濟形勢錯綜復雜的情況下，“穩健財政政策”何以變得如此“積極”？

　　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看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這為財政政策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舞臺。

　　他指出，中國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

　　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

　　與此同時，中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中國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工作。

　　有鑒于此，賈康認為，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節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賈康對本報記者說。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理論上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前者更加適合結構上的優化，后者更多在總量調控上居于主導地位。

　　然而，一個更加宏大的課題正擺在面前：轉型發展中的中國政府，該如何協調兩大宏觀調控利器之間的關系，如何使其彼此配合協調而非相互掣肘和抵消？

　　“當前形勢下，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十分必要。”賈康對本報記者說。在他看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

　　賈康分析指出，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新要求。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以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

　　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新的嘗試。2007年，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批準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匯及調整2007年末國債余額限額的決議》，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用于購買2000億美元外匯，減少了外匯占款，減輕了貨幣政策的操作壓力。

　　在賈康看來，這一舉措，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預算報告”中明確提出，2008年，財政政策要“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把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和促平衡有機結合起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好勢頭，努力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