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里，一位來自銀監會的代表表示，目前的物價上漲與國際因素和國內生產性材料漲價有關，而貨幣政策一般對調整需求有作用，而穩定物價還要從調整經濟供應結構入手。因此，財稅政策還應該更大膽，不僅局限于加大征管的工作上，還應該積極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

　　上述代表建議，執行部門應該完善目前監管空白，盡快推出生產資料批發價格指數。而財政政策應該在科學數據的依據下，積極發揮財稅等調整手段，參與宏觀調控。

　　集約節約花錢

　　“我們這幾年財政收入增收很多，多數都用在了民生和‘三農’問題的支出上，但是也要注意財政支出的方式，集約節約花錢。”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徐曉蘭以自己的切身體會，講述了節約集約財政的必要性。

　　徐所在公司承擔了大量新農村信息建設工作，在實際工作中，她發現，新農村信息化建設投資存在多頭管理、重復浪費等問題。

　　科技部、文化部等多個部門都為新農村建設和解決“三農”問題安排了專項資金，多則上百億元，少則十幾億。但是這些投資項目下達卻缺乏統一的計劃，重復建設和浪費問題嚴重。

　　例如某農村小學受益于“三農”政策，從多個中央部門處獲得了直接的投資，該小學在幾年內就購置了先進的電腦，裝修了豪華的教室。但是多個部門對農村教育投資，竟沒有一個部門對這些農村小學教育設備管理投資。

　　結果是，豪華教室用不起，村里付不起空調等電費，只好閑置；電腦等信息化教育設備沒錢維護，長期閑置，最后被村民搬回家里當擺設，時間長了就成了破銅爛鐵。

　　農村信息化是建設新農村的一個重要任務，在有關部門的投資支持下，貧困農村的農民屋頂安裝了衛星通訊等先進的無線通訊設備。但是卻從沒人注意到，就在這個村子不遠的鎮上，更廉價的寬帶線早就鋪上了。如果這個村子引寬帶線，投資要比昂貴的無線通訊便宜得多。

　　“財政收入增加了，立即就花在增加的開支上，我們真的不缺錢了嗎？”一位政協委員意味深長地說。

　　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梅興保對于“缺錢”更有感觸。他說，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后，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承接了1.3萬億的不良資產包袱，最終處置率約為20%，相當于1萬億不良資產沉淀到了資產管理公司身上，如今資產管理公司要做轉型，這筆債務就成了巨大的包袱。

　　一位來自央行的政協委員提出，國家為包括交通銀行在內的五大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共付出了2.1萬億元的代價，這些和前述的沉淀到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內部的1萬億元都應該算做“赤字”。

　　中信資本CEO張懿宸委員表示，目前國內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大量城鎮居民需要廉租房等政策性住房解決居住問題。即便是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今天，中央財政安排廉租房建設投資也只有68億元。中央財政應進一步加大對民生問題的投資。

　　“我們需要花錢的地方還很多，集約節約花錢很必要。”上述政協委員總結說。

　　完善立法

　　上述來自工商聯的代表呼吁，財政開支應該依法而行，加強財政預算支出的科學性和嚴肅性。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和平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歐成中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很多財政開支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需要商榷，必須加強財政預算立法工作，所有規模開支都需要經過人大嚴格審議。

　　“我今年的提案就是加快轉移支付立法。”歐成中告訴記者，轉移支付是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至今轉移支付仍然處于立法監管的空白地帶。

　　目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法律依據僅是1995年財政部制定的《過渡期財政轉移支付辦法》。作為部門行政規章，它的法定效力，難以保障制度的穩定性，執行的科學性，監督的權威性。

　　歐成中介紹說，長期沒有立法的監管，中央轉移支付方面問題比較多：一是“跑冒滴漏”情況普遍。根據國家審計署提供的信息：2005年，中央財政對20個省撥付轉移支付資金7733億，其中編入地方預算只有3444億，當年有56%的中央轉移支付資金游離與地方財政預算之外，脫離各級人大的監督。二是“跑部錢進”愈演愈烈。專項補助資金分散在中央許多部門手里，錢應該給誰？為什么給？給多少？沒有統一的標準。

　　據了解，中央財政專項轉移支付涉及的門類多達239個，專項補助資金額約占財政轉移支付總額的64%。資金流向透明度不高，隨意性很大。助長不正之風泛濫蔓延。有些地方官形象地說：“如果上面給100元錢，坐在家里，等到手只有36元，自己主動出來跑，可以多拿64元。”據調查：現在，省級駐京辦事處有52家、市級有520家、縣級則達到5000家，為什么駐京辦事處多如牛毛？其中原因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