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在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強調，2008年將積極創建和完善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專業統計，“完善CPI的編制工作，研究建立城鎮居民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制度，研究改進城市房屋價格指數的計算方法，完善居民個人收入統計監測體系”。

　　這種民生方面數據統計方法的變革看似為一種數學變換，但實際上卻隱含著對民生的政策性關注和對社會不同集團利益結構的權衡。

　　例如，在剛開幕的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首次出現在省人大中的農民工代表開始表達農民工群體的利益訴求。來自深圳的農民工代表張志亞建議將“勞務工的最低工資和城市GDP的增長、CPI浮動掛鉤”，引起廣泛關注。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方潮貴透露，“廣東以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幅度一定要高于物價上漲水平”。

　　這也使人聯想到之前關于工人最低工資議題上的爭議。企業主會希望根據自己對市場供需平衡的判斷來確定工資水平和工作時間，認為設立最低工資會損害經濟自由和效率。不少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都支持這種看法。農民工的體驗則是，窮人很容易就會接受比當前狀況稍微好點的任何東西，他們和雇主并不在完全平等的選擇層面上，也容易屈從于一些不良雇主的欺詐。設立了最低工資標準的國家多以這類體驗作為立法的前提基礎，工人自然會支持這樣的立法。

　　“勞務工的最低工資和城市GDP的增長、CPI浮動掛鉤”，這一提案顯示了農民工代表訴求的登場，隨著其他基層工農代表的增加和他們訴求的不斷顯性化，將極為深遠地影響中國的民主建設進程。此前十余年，曾有一波企業主階層進入各級民意機構的浪潮。如今在建設和諧社會的時代潮流之下，則將掀起一波基層工農進入各級民意機構的浪潮。企業主代表和基層工農代表就最低工資等議題在各級民意機構中同臺議政，將久已存在的社會爭議話題在立法討論的舞臺上展現出來，無疑將大大推進公民有序參與國家政治的進程，加強國家立法決策與基層民眾的聯系，增加兩會議政對民眾的吸引力。

　　這一變化，也將帶來民意結構的重大調整。以前，農民工表達工資等方面的不滿，一般會訴諸于政府部門的干預。當一些部門基于招商引資等方面的考慮，會更偏重企業主的感受，農民工的訴求則相對會被冷落。在單個企業內部，如果缺乏企業工會等組織的支持，工人的談判能力也偏弱。現在農民工和其他工農代表在民意機構中開始出現或增加，獨立表達自己階層的利益訴求，其話語權的大幅增長將浮上水面。

　　在執政黨科學發展和重視民生的政治戰略確立之后，基層工農話語權的大幅增長就已成定局。執政黨的政策轉向重視民生，本身即是對基層工農訴求的了解和呼應的結果。雖然在單個企業中，單個工人相對于資本而言處于弱勢，但整個農民工階層或者工農階層，卻是執政黨主要的執政基礎之所在，是政治強勢群體。執政黨加大對其主要執政基礎的利益訴求的重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隨著基層工農在民意機構中逐漸獲得相應的代表性，可以預料其影響力將有進一步的提升。

　　對于企業主階層來說，基層工人參政議政浪潮帶來的變化并不亞于此前企業主參政議政浪潮帶來的變化。如果說，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要更加注意公平等等政策方針是執政者根據具體情況所做的政策調整，那么，基層工人參政議政浪潮，則意味著，在長遠的制度建設層面，企業主階層必然越來越多地遭遇和處理員工階層提出的利益訴求，必須學會如何在民主的氛圍里和自己的員工階層打交道。這不僅僅意味著生產成本的提高，更意味著基本處境的重要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