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準備金率上調

　　專家認為，走出“對沖”困境需進一步改革

　　□本報記者 郭鳳琳 北京報道

　　又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11月貿易順差、CPI、貨幣信貸等方面的數據即將公布之際，中央銀行上周六宣布，從12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

　　為何此次上調1個百分點，而不是2004年以來的每次上調0.5個百分點？在通脹預期加強的背景下，為何央行不加息，而是一再采用數量對沖手段？

　　一些專家認為，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流動性投放壓力越來越大，貨幣政策疲于數量對沖，而利率政策空間又受到美國降息擠壓。在此情形下，應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斷加大匯率彈性，以幫助貨幣政策走出“對沖”困境。

　　抑制明年初信貸投放

　　2004年以來，央行14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與以往13次不同，央行此次將調整的幅度從0.5個百分點提高至1個百分點。對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彭興韻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其一，積極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從緊貨幣政策”精神，并體現出監管層加大調控力度的決心。

　　其二，時值歲末，貿易順差仍維持高位運行的格局。而且由于受美國次貸危機、美聯儲降息和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影響，國際短期資本加速流入我國，這導致央行被動投放出大量外匯占款。加大流動性回收力度實屬必然。

　　其三，今年以來商業銀行信貸投放迅猛，截至10月底，商業銀行新增貸款總量超過去年全年的1.1倍。在此情形下，央行和銀監會嚴控商業銀行的放貸規模。一邊是不讓放貸，另一邊是央行投放的外匯占款持續流入銀行體系，在此背景下商業銀行超額儲備率出現較大反彈，從而大大增強其明年初投放信貸的能力。出于對這點的預見，央行提高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以預防明年初商業銀行猛投貸款，進而控制貸款投放節奏。

　　一家商業銀行有關人士表示，按多年來形成的慣例，商業銀行每年上半年特別是年初有十分強烈的信貸投放沖動。央行選擇年終上調準備金率，顯然是未雨綢繆，將這種信貸沖動扼制在搖籃之中，確保明年貨幣政策“從緊”不走樣。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指出，今年財政收入增速遠高于支出，今年底的財政支出量將巨大，12月可能將有8000億元的財政存款用于投放。央行選擇此時大幅提高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也是為了預防流動性反彈。

　　加息空間受限

　　此前，市場普遍預測11月CPI數據可能反彈，年底之前加息之聲再起。但此次央行大幅上調準備金率，扭轉了市場的加息預期。

　　有專家指出，央行加息的空間越來越小。一方面，盡管CPI仍在高位，但這種農產品供給短缺引發的食品通脹很難通過加息來抑制；美元已經進入降息周期，在12月11日的會議上美聯儲很有可能再次降息，市場預計今后一年將降息100-150個基點；其他國家的央行，比如加拿大、英國也紛紛于近期降息。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與國際利差進一步縮小，中國的加息空間有限，在今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較小。哈繼銘判斷，明年最多加息兩次，緊縮政策更多地依賴數量型工具對沖和加快

　　不過，也有專家指出，央行目前貨幣政策的核心就是“對沖”，即希望通過回收多余的流動性，抑制貨幣信貸的過快增長。但對沖是一種被動的貨幣政策，它的過度使用，不僅帶來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損失，也無助于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在當前通貨膨脹已經日益顯現強大壓力的時期，利率作為價格信號，其扭曲可能導致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構性成本可能是更為主要的成本，因此要從內部經濟平衡的角度來把握

　　應加快匯改

　　國際收支雙順差—央行被動投放貨幣回收外匯—貨幣信貸高位運行、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央行提高準備金率等手段回收流動性。在這個鏈條中，央行處于一種“被動投放——被動對沖”的困局中。如何才能盡快從這種困局里走出來？

　　從根源上說，是高儲蓄、低消費的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帶來了國際收支不平衡，解決之道在于采取一攬子措施解決內部結構失衡。但在目前階段，這種格局很難盡快扭轉，這就需要進一步發揮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

　　專家指出，進一步加快匯率機制改革，是貨幣政策走出目前困境的必要措施。通過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增大匯率彈性，讓銀行、企業和居民出于避險考慮持有更多外匯，減少國家外匯儲備的增速，從而弱化貨幣發行和國際收支失衡的關系；另一方面，可以考慮進一步調整貨幣籃子的結構，增加歐元等貨幣的比重，并加快升值步伐以減少央行被動投放的本幣供應量。此外，還應該加快資本項目開放進程，在鼓勵資本流出去方面采取更寬松的政策。

　　而且，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也有利于利率工具的使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雖然中美利差存在，但如果有更為靈活的匯率波動和一定程度的外匯管理，央行的利率調整空間還是存在的。

　　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幅度之大超出市場預期。本報資料圖片

　　制圖/郭鳳琳 張秀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