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最明顯的通貨膨脹苗頭，近期在中國逐步顯現。為應對這一重要問題，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這充分表明防止通脹的緊迫性。

　　從近期披露的權威數據和分析看，今年中國經濟將毫無懸念地實現11%以上的高速增長，同時也面臨著巨大通脹壓力。特別是與公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日用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明顯，消費者價格指數創近十年來新高，各方面對可能擴大的通脹水平甚為擔憂。中央顯然也意識到，通脹過高不僅影響公眾生活，更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均衡發展，必須堅決遏制。

　　具體分析當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既有周期性慣性，也有許多結構性原因。從周期性上看，持續多年的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加，使得居民消費進入一個高速增長期，這勢必引發食品、交通、居住等方面的價格高企。而像

　　結構性原因則更復雜些，對相關價格上漲的刺激作用也更明顯。比如公眾廣為關注的食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和肉禽蛋類的價格猛漲，確有供需關系變化所致，更與中間流通環節過多、層層加價、市場監管不力直接有關，初始生產者在這輪價格上漲中獲益有限。在能源、原材料等工業品價格上漲中，相關產業布局散亂、具體企業的單位能耗和材耗過高也是主要原因。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有關部署，更重視從造成通脹迅速抬頭的各個關鍵環節入手，切實有效地防止通脹水平過快上漲。明年進行宏觀調控時，中央特別強調要按照“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的基調開展相關工作，其核心指向仍然是一個“好”字。防通脹不是要放棄增長速度，而是如何讓經濟發展更平穩、更平衡。

　　對于公眾特別關心的消費價格指數水平，中央的針對性部署突出以人為本、科學調控，也就是既堅持市場導向，也不推卸政府應負的職能和責任。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價格調控預見性，加強價格監測，加強市場監管，及時完善和落實因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低收入群眾的補貼辦法。這就比較好地解決了公眾關切、市場與政府職能之間的關系，確保在宏觀調控中政府作用的恰當發揮，既有作為，也不越權，切實維護好公眾利益。

　　中央清醒意識到，目前價格上漲的壓力正在加大，因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在有效監管供應價格的同時，還要適當刺激并增加相關商品或服務的供應量，特別是與公眾密切相關的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及其他緊缺商品，需要有關方面采取相關措施，增加生產和供給，平抑價格過快上漲，也刺激更多消費。

　　全面地看，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各項部署，當然并不只是為了防止明年通脹水平的繼續猛增，而更著眼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正是這些必然觸及深層次結構調整的發展思路和具體舉措，才可能從根本上避免中國經濟未來出現通脹失控的局面。比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構建現代金融體系，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和投放節奏，都是有效的遏制通脹猛抬頭的結構性調整手段。

　　可能會有所爭議的，也許是穩健的財政政策。財政支出較多用于固定資產投資，進而帶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大量新開工項目，這是過去多年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而在配套性資源跟不上、投資邊際效率遞減的情況下，當然需要進行收縮，這也是財政政策從積極轉為穩健的主要原因。但從加強民生等社會建設的角度，我們更關注財政政策的具體調整。

　　與投資性財政支出收縮相反，涉及社保、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公益性財政支出，不僅不能減少，而是需要大幅增加。這既是補多年來的改革欠賬，也是真正增加公眾福祉，進而提高整個社會對較高通脹水平的承受力。比如有關部門開始醞釀推進的住房制度新的改革，就是要讓政府加大相關投入，為中低收入者解決居住問題承擔更多責任，減輕公眾負擔。

　　特別是有關分配制度和稅收改革，一定要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和消費能力，只要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增幅，高于同期的通脹水平，政府恰當作為，即使有再多的周期性或結構性通脹誘因同時發作，公眾也可處變不驚，中國經濟也就不會有大的波動。 （稿件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