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近日在首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發言時指出，針對目前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在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馬凱主任有關貨幣政策方向實行“從緊”的表態，不無深意。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時，已經定出調子，強調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這顯然也意味著未來貨幣政策繼續偏向緊縮。不過，貨幣政策方向在描述上由“適度從緊”調整為“從緊”，還是引起了學界以及市場的熱切關注。

　　從1993年至1996年間，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大背景下，經濟過熱也導致通貨膨脹的風險積累。其時，財政和貨幣政策采取“雙緊”配合的方式。自1997年到2002年間，擴張性的財政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而在2003年后，貨幣政策逐漸過渡到“穩中適度從緊”的政策思路。此次提出“從緊”，人們自然不難看出其中的政策演變脈絡。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總體而言較為平穩，依舊保持較快增長，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通過投資和出口拉動，造成對外依存度過高，巨量外貿順差又造成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更嚴峻的命題則在于，物價上漲速度過快，通貨膨脹的風險在不斷增強，且資產價格的泡沫十分明顯。這也是高層將“雙防”作為未來宏觀調控首要任務的緣由所在，而防止資產價格的泡沫與膨脹，在邏輯上亦是“雙防”任務的必然延伸。

　　最近幾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幅度繼續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在依賴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短期內無法成為主要手段的情況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會明顯變化。同時，通貨膨脹的形勢有愈加嚴重的可能，最近幾個月的CPI和PPI數據都在顯示出物價上漲形勢的嚴峻性。通貨膨脹不僅將凸顯民生的現實問題，也將進一步影響到負利率問題。在負利率的條件下，民眾的儲蓄將更多轉化為投資有限的金融資產，推動資產價格的泡沫化。這樣的現實宏觀經濟背景，當是導致貨幣政策方向從“適度從緊”調整為“從緊”的源頭。

　　事實上，在即將過去的2007年近一年里，央行多次運用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加息的政策手段，回收流動性，收緊銀根。這些政策舉措，已為“適度從緊”的政策方向作了現實的注解。盡管這些政策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應該看到，對于防范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以及遏制物價上漲勢頭，“適度從緊”的諸多措施并未取得治本的效果。與此同時，政府也運用了財政政策手段和行政手段(如價格管制)進行調控，但行政性的辦法往往會產生負面作用。

　　很多人注意到，在“雙防”的壓力面前，為收縮流動性，不少學者提出了加大

匯率改革和發展資本市場的辦法。是否應該使人民幣迅速升值，改變當前漸進式升值的做法，無疑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學界爭議的焦點之一。中國若進行激進的匯率改革，在當下，對于中國自身而言，其利弊究竟該如何權衡，實在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題目。換言之，從匯率機制上梳理出當前物價遭遇壓力的原因并非難事，關鍵在于，這涉及到政策選擇之難。畢竟，匯率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盡管

中國經濟過熱在一定程度上有

人民幣匯率估值偏低的原因，但決策層在此問題上還是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

　　未來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是針對現實宏觀經濟的必然選擇。當然，從緊的貨幣政策，對于“雙防”的目標來說，其效果如何，社會將會非常關切。畢竟，“雙防”的目標能否實現，不僅關系到中國經濟能否真正持續穩健發展，也關系到億萬民眾的切身利益，其意義非同小可。

　　應該看到，針對“雙防”的現實目標，還有一個無法繞過的任務，就是解決宏觀經濟的結構失衡問題。這種失衡，既表現為實體經濟的內外失衡，也表現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進一步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無疑，這是一條正確的路徑。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手段之外，政府應運用產業政策、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辦法，來幫助調整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在一個日益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的結構均衡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無論如何，改變目前的失衡狀況，當是為保持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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