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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

謝伏瞻盤點宏觀經濟 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兩難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5日 01:20 經濟觀察報

  杜艷

  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期問題是什么?從長期看,我們會遭遇怎樣的制約,又秉持著哪些有利的支持?我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在哪里?

  11月22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就此談了他的個人思考。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公開演講。

  謝伏瞻在講臺上才思敏捷、侃侃而談,但仍不失低調與謙和。他說,要解決當前的問題,“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并加大匯率波動的彈性”。

  國際收支是根本所在

  謝伏瞻指出,貨幣政策與

匯率政策之間存在的兩難選擇,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矛盾所在,國際收支失衡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和根本原因。

  支撐上述論斷的邏輯是,由于中國存在要素價格扭曲等因素,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優勢長期存在,而在同時存在幣值低估的情況下,導致中國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并遠遠大于進口的增長速度,這也刺激了外資的大量涌入,由此出現了中國經濟近年來持續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局面,直接導致了中國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

  與此同時,由于外匯占款而投放的基礎貨幣迅速擴張,流動性過剩持續走高。貨幣過剩,導致信貸投放高居不下,固定資產投資在信貸支持下有了更強勁的增長,這就直接表現為中國總需求的快速增長。總需求的長期持續高位增長,最終導致中國的CPI及樓市、股市等資產價格的上漲。

  他認為,如果CPI與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長期存在,將推升中國經濟泡沫的積累,進而使匯率政策與利率政策的調整空間更加受限。

  謝伏瞻指出,要解決這些問題,“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并加大匯率波動的彈性”。

  與此同時,作為配套改革措施,要穩定當前的宏觀經濟,中國必須實行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相結合,既要控制中國經濟的總需求,又要使中國經濟回復到10%左右的合理增長區間。

  從總量控制來說,中國應當綜合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使二者更有效地配合,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貨幣信貸的過快增長。

  從結構性調控來說,中國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中國應該理順要素價格。比如,調整資源性產品價格,推出相關資源稅改措施;規范地價形成機制,落實土地出讓金的使用;適度提高勞動力成本和資金的使用成本;加大對環境成本的收費管理等。

  第二,中國應該調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對于養老、醫療、廉租房和

經濟適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擴大中國的消費需求。

  第三,短期內,應當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將穩定物價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他認為,盡管物價相對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通脹水平來說,依然是處于溫和通脹的水平,價格的上漲主要由食品價格上漲引發,但應當看到,除了食品之外,原油價格的上漲也帶動了工業品價格的上漲;此外,有色金屬、

鐵礦石等價格的上漲、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等,都是推動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如果物價不穩定,將積累經濟不穩定的風險。

  結構調整難題

  迄今,中國GDP已經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就業持續增長,謝伏瞻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黃金時段”。

  但是他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短期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總量問題,二是結構性問題。

  總量問題突出表現在“三過”突出,即投資、信貸、貿易順差的過快增長。

  統計數據顯示,1-10月份中國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回彈到26.9%,創下今年新高;1-10月份,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8.47%,在央行持續加大的公開市場對沖力度、9調準備金率等一系列操作后,依然保持著2003年以來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1-9月份我國的貿易順差已經達到1856億美元,超過了去年全年的新增規模,10月末,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14500多億美元。

  從結構性問題來說,主要表現在三大方面,即三大產業結構不合理、投資消費結構失衡、收入分配結構失衡。

  而無論哪一方面,結構調整的難度都有增無減。

  從三大產業結構來說,中國的發展表現為第一產業、第三產業持續下降,而工業也就是第二產業增長卻持續攀升,體現了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結構。從2002年到2006年,中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從41.7%下降到39.5%,越來越偏離了“十一五”達到43%的增長目標。

  從投資與消費結構來說,高投資低消費、對出口依存度越來越高的格局不僅沒有根本性逆轉,反而有所加劇。從2000年到2006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從62.3%下降到49.9%,而凈出口率卻從35.3%上升到42.5%。

  從收入分配的結構來說,在GDP的構成中,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在快速增長,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卻在不斷萎縮。從2002年到2006年,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遞增,從17.9%已經攀升到21.2%。這說明,社會創造的財富更多地集中到了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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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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