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世玲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事關全局的關鍵環節，將在未來邁開怎樣的步伐？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代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共十七大所作報告對此給出了清晰的答案。報告系統闡述了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思路。

　　“(報告)提出了具體的、操作性的改革思路。”在聽過十七大報告后，國家行政管理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汪玉凱向本報記者表示，在報告的有關闡述中，除了轉變職能、決策科學、權責一致等原則性要求外，有兩點頗為具體的提法引人注意：一是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二是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

　　而上述兩點，也是汪玉凱一直呼吁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觀點，即行政改革應從兩個方面進行部署：一是從整體上要有新的戰略；二是在具體方面要采取一系列新的舉措。

　　從2005年開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改革進入“深水區”階段的首要命題被提上議事日程，并被描繪為“改革之首”。與此同時，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涉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一些部門的既得利益，改革繼續推進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還需要決策者們的推進勇氣及更細致的制度設計。

　　行政改革專家們表示，胡錦濤在報告中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列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可見其在未來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要性。

　　中央黨校教育長李興山表示，從改革的緊迫性和現實條件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近期出現全面實質性突破成為可能。

　　構建“大部門”體制

　　和汪玉凱一樣，多年從事中國體制改革研究的專家，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也注意到胡錦濤報告中的一句話：“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

　　所謂大部門體制，即性質類同的部門進行合并，把密切相關的職能集中在一個大的部門統一行使，這樣可以減少部門之間職能交叉和權限沖突，簡化處理公務的手續和環節，有利于建立統一、精簡、高效的服務政府和責任政府等。

　　此前，有關專家也一直呼吁，要進行政府機構調整和重構，構建“大部門”制。理由在于，有關部門職能交叉、權責不清導致政出多門、行政效率低，出現問題相互扯皮、難以落實責任追究和行政問責制。

　　胡錦濤在報告中也提到，要精簡和規范各類議事協調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減少行政層次，降低行政成本，著力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問題。

　　“大部門制有利于集中和綜合決策，提高決策科學性和有效性。”不過，遲福林強調，“推行大部門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精簡機構和裁減人員，而在于建立決策、執行分開的行政管理體制。”

　　在遲福林看來，有的部委集中了過多的決策權，并兼執行權于一身，不僅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還強化了部門利益，容易成為產生機制性腐敗的因素之一。

　　遲福林認為，統一的市場監管應該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責任。為此，他建議把市場監管部門列入國家的行政序列，并實行中央政府對市場監管的垂直領導。

　　例如，現有的部級市場監管機構達到9個，由此造成市場監管“扯皮”的問題逐步增多，

　　“大部門制更符合市場經濟體制。”汪玉凱認為，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目前我國政府機構設置仍然很細，不適應市場經濟管理模式，政府過度干預微觀經濟運行。而大部門制能夠有效解決決策、執行和監督權分離。

　　“相比十六大有關內容，大部門體制是嶄新的提法，預示了未來政府機構調整和改革的方向。”汪玉凱稱。

　　“改革開放30年，現在已具備了再次進行機構改革的現實條件。”遲福林分析，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目前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等領域已邁出了步伐，調整中央部門有關部門的職能也就具備了條件。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關鍵環節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僅僅是政府機構改革和調整，而是包含著更廣泛的改革內容，如

　　因此，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內容放在“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章中來論述，引起專家們的關注。

　　遲福林判斷，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僅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更深推進，還涉及到社會治理的合理性、人事制度、干部評價體系等更高層面，因此放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章節來談，能夠很好地推進其改革的步伐。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改的重要組成部分。”汪玉凱分析，報告中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列入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可見其在未來中國改革中的重要性。實質上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改有機聯系起來，為將來設計整體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奠定了基礎。

　　實踐證明，政府機構改革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但僅僅限于機構改革領域的單兵突進，沒有相關更廣層面的政治體制改革配套跟進，機構改革的目的往往落空。

　　“過去我國的多數機構改革方案主要是針對當時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展開的，缺乏長遠的制度性設計，使一些深層次問題不斷被積累。”汪玉凱稱。

　　“要跳出行政層面的單一思維，解決政府管理中的深層次問題。”汪玉凱分析。如急功近利、形象工程、弄虛作假，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演變為“以GDP為中心”等，都說明改革勢在必行。

　　為此，汪玉凱呼吁要對政府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事業單位改革以及政府對民間組織的管理等，進行整體的設計。

　　此外，還要盡快明確事業單位改革思路，把事業單位整體納入公共部門的功能設計中。不然，事業單位的存在形態會繼續被扭曲，如普遍的營利性傾向等。

　　“要設計一系列戰略化方案，避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處于‘打轉轉’，難以實質性推進的老路。”汪玉凱提醒。

　　而在他看來，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到的“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就是為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個整體制度設計，即該總體方案要提出一個政府機構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干部選拔和評價機制、民間組織管理體改等一攬子制度安排。

　　目前，相關改革方案研究計劃已在各部門醞釀開展。如國務院辦公廳牽頭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制定，中央編制辦負責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方案和相關配套政策，國務院審改辦牽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及監察部牽頭的以行政首長為重點對象的行政問責制度建設等。

　　專家分析，如果上述方案出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及政治體制改革出現更廣范圍的實質性突破成為可能。